医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带着深深的人文关怀。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少医生问诊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甚至不抬头看病人一眼……他们关注的不是人，而是病。

医生眼里的人是怎么“消失”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特别提倡医学人文？

提到医学，我的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不是技术，而是对人的关心

解放日报·上观：首先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人文？什么又是医学人文？

韩启德：“人文”这个定义很宽泛，但总的来说就是“以人为本”，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而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关心人的内心世界。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价值观，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所以“人文”不是空的，要关心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要去解决每个人内心深层次的问题。

“医学人文”，是指医学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属性。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它还具有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最重要的是人文属性。人类发展到智人阶段，有了文明，就有了医术，就要去关心人的生老病死，而那时还并没有科学。医学，是对人类痛苦的回应，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更多的是对患者的安慰和关怀。所以说，医学起源于人文，它本身就体现了人文，而且永远也脱离不了人文。

解放日报·上观：余秋雨先生在今年的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上说：“医学人文是一切人文主义的起点和示范。”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韩启德：我认同余秋雨先生的观点。人文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关怀，而人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爱生命，所以说，医学对生命的关怀，也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解放日报·上观：医学人文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启德：提到医学，我的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不是技术，而是对人的关心。医生看病不光只是关注病，更要关注病人的心理活动，因为心理因素对于治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从前在农村基层当医生时，条件很差，但医疗效果不错，其实很多病人是被我安慰好的。我从不会看病到会看病，后来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技术提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我越来越注重安慰病人也有很大的关系。疾病的根本危害在于伤痛，而伤痛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所以病人最需要的永远是关爱和照顾。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定义为“躯体、心理和对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疾病不限于身体，医生治病，还应该重视病人的心理和社会适应状态。

经济条件好了，医疗技术进步了，老百姓对医生有了更高的期望

解放日报·上观：医史学家罗伊·波特在《剑桥医学史》一书中写道：“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这是为什么？

韩启德：我想这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人们对医疗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社会经济越发达，人们对自身的健康要求也就越高。医疗条件落后的时候，老百姓本来就对医生不抱多少期望，从没想过医生能治好所有的病。我1968年到陕西临潼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的时候，资历很浅，但是当地老百姓觉得你是上海来的医生，又是大学生，水平一定很高，如果看不好病，只能说明自己的病太重了。他们多数人没有想过要到县医院去看病，更不用说去西安看病了。而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医疗技术进步了，老百姓对医生有了更高的期望。

但事实上，医学技术即使再发达，它距离解决人的所有健康问题仍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医患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

其次，医生对技术越来越依赖，离人文越来越远。随着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诊断的手段越来越多，以前能得到X光检查就不容易了，现在一上来就用CT、核磁。比如病人咳嗽，以前医生拿出听诊器听听有没有啰音，做做叩诊，问问病情，多数就作诊断了。现在这些都不太做了，一上来就查CT。这样做的结果是，医生和病人的交流越来越少。有的医生看病头也不抬，也不愿意摸病人一下，这种技术至上的风气越来越风行，使得病人难以感受到来自医生的关心和抚慰，甚至造成医患之间互不信任。

解放日报·上观：医生眼里关注的不再是人，而只是病。

韩启德：是的。以上这些问题，不仅中国有，世界上普遍存在。但是，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那就是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平衡，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一些大城市的大医院里，基层医疗力量薄弱，在取消分级诊疗制度后，病人都拥向大医院，造成大医院的医生不堪重负，一个医生一上午要看30个病人，甚至50个病人，这样一来，分配到每个病人的看病时间就很少。病人只看了2分钟的病，就要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排队做各种检查，心里肯定不舒服，矛盾自然而然就大了。

另外一方面，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虽然很广，但是水平并不高，再加上有少数医生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给病人增加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人们对医疗现状越来越不满意。

即使只有三五分钟的诊疗时间，医生也应该把这三五分钟利用好

解放日报·上观：近年来，伤医事件不时有所耳闻，要改变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您认为应该从哪里入手？

韩启德：医生和病人应该有这样一个共识：医疗技术发展确实突飞猛进，但是离解决人的所有健康问题还差得很远。

老百姓对医疗的期待越来越高。比如近年来出现的肿瘤免疫治疗，一些老百姓认为这种新的疗法一来，就能治愈肿瘤了。但其实并不是如此。新的癌症治疗手段不断出现，从放疗、化疗到靶向治疗，一直到现在的免疫治疗，还没有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有效治愈癌症。

任何一种比过去先进的诊断手段，确实能带来对疾病更仔细的诊断，但同时，没有一种诊断手段是完美的。比如，CT和X光相比，它的三维扫描功率更强了，可以把病灶看得更清楚；可同时它也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和疾病关系不大的变化也看到更多了，这对判断疾病带来了新的困难。照理说，现在的医疗检查方法增加了，更先进了，临床上统计的误诊率应该有所下降，但事实上，误诊率依然接近30%，总体来说诊断成功率没有多大变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体是异常复杂的，我们离完全了解人体自身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就像攀登喜马拉雅山，我们也许只是刚刚离开出发点。

我们要对病人进行这方面的普及教育，告诉他们，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还是很有限的。对很多疾病，现代医学技术依然束手无策，有的根本就诊断不清，或者没有治疗手段，作为病人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解放日报·上观：也就是说，病人不要对医生抱有过度的、不切实际的期待。

韩启德：关于医患关系的改善，我一直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医生。

老一辈优秀医生的待人接物、看病方式和现在很多医生不一样，他们会特别仔细地询问病人的情况，关注病人的感受。而后来的医生，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大学的，正遇上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学校教育更加偏重于技术和知识层面，而较少教他们怎么去和病人沟通，缺少医学人文素养的训练和熏陶。再加上大医院里医生“供不应求”，造成一些医生看的只是病，而不是病人。而且，医院的分科越来越细，肿瘤科的医生只看肿瘤，普外科的医生只看肠胃，医生关注的范围越来越窄，更不用说关心病人的心理感受了。现在有的骨科医生查房的时候，常常眼睛只看着片子，到了第几床，医生拿出片子一看，就决定要不要动手术，不太管病床上的人是怎么想的。

解放日报·上观：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如果每个病人得到的诊治时间无法拉长，问题该怎么突破？

韩启德：我想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医生再忙，即使你只有三五分钟的诊疗时间，你也应该把这三五分钟的时间利用好。

同样的一句话，语气不一样，说法不一样，有的能让病人接受，有的就让病人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病人难受或气愤。医生是不是就一定没有充分的时间看病呢？起码要合理分配时间，如果认为和病人沟通这件事是可有可无的，那么就不会在这方面花功夫、花时间。其实，与病人沟通，这是一个医生看病的最关键部分，而很多医生却把这部分忽略了。

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去关心病人的感受，要时刻想到自己看的不只是病，而是人。每一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环境和家庭背景，没有一个病人的内心想法是一样的，这就要求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因人而异，关注到每个人的不同感受。

我认为医患之间的矛盾，大多是因为沟通出了问题。有的医生完全从技术层面交代病情，不针对病人的具体想法来解释，使得病人无法理解自己的病情。也有的医生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统统交给病人，完全让病人自己拿主意。病人听到那么多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怎么会不纠结呢？

好的医生和病人沟通的时候，既交代清楚各种可能性和利弊得失，又会与病人一起商量，共同做出决策，这是医生的基本功，也是医学人文对于医生的基本要求。而显然，目前很多医生与病人的沟通能力是有所欠缺的。

每一个病人都是一部小说，我们要像读小说那样去读懂病人

解放日报·上观：您曾长期担任北大医学部主任，从医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医生的人文素养？

韩启德：北大医学部一直很重视医学史的教学。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医学教育对医学史始终不够重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北大医学部一家设有博士点。无论是基础医学还是临床医学，我们各科老师的讲课中往往只传授现有的知识，却很少讲授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医学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其实连我们很多老师对本专业的历史也不太了解，结果使得学生不仅缺乏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医学的本源以及“医乃仁术”的本质理解不深。

我认为医学生还应该注重提升文学修养，我们的具体做法就是鼓励学生读经典小说。在我读大学的那个特殊年代，国内外经典小说难以找到，找到了也只能偷偷地读。记得大二时我读了小说《牛虻》，给我内心带来很大冲击，使我在当时和此后遇到各种困难和痛苦时，懂得如何以坚忍的意志去应对。好的小说展示真实和深刻的心灵世界，用真善美抚慰人心。小说是感性的，春风化雨，潜移默化，能使内心丰富起来，增添正能量和爱心。当我们接触病人时，会发现同一种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他们的生理和病理变化相似，但内心的感受都是不同的，背后的故事也不同。每一个病人都是一部小说，我们像读小说那样去读懂病人，我们就能与病人共情，从而在医疗实践中体现人文素养。

解放日报·上观：国外的医学教育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

韩启德：从20世纪开始，西方的大学逐渐加强医学人文建设，其途径就是通过医学和文学的结合。2000年，为了使文学和医学的结合更容易落地，更容易走向临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伦提出了叙事医学这个概念。

所谓叙事医学，就是由具有叙事素养的医护人员，遵循叙事规律践行的医学。而叙事素养是指认识、吸收、解释疾病故事的能力以及易受疾病故事感动的同理心。

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的人，而绝不是教科书上学到的一个个病。医生接触的每一位病人背后，都有他的故事。其实，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是内心最暴露、最真实的时刻，往往也是处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医生要仔细去倾听，接受这些信息，并以此解释病人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写成叙事医学病历，又称为“平行病历”或“影子病历”。这是有温度的病历，它包括病人生理病史以外的心理活动、社会关系、致病过程，这些都转化成了医生对病人的深刻理解和共情，然后医生再针对这些具体情况开展诊治。

解放日报·上观：听起来，叙事医学特别强调“人”的因素。

韩启德：是的。从2012年开始，北大医学部把叙事医学引入教学和医疗活动中。我们规定，北大医学部的学生在最后两年学习中必须学会写“平行病历”。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但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它是可行的。

北医三院也非常重视叙事医学的推广，医生们在写病历的时候，除了要满足规范病历的所有要求外，还必须关注病人心理层面的情况，并加强针对性的心理关怀。他们对医护人员的言谈举止乃至服装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无论如何，叙事医学的起点和落脚点，最根本的还是医者仁心，这是医学的核心所在。叙事医学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医生接近和了解患者，但真正要发挥叙事医学的作用，前提还在于医生要有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

始终不忘时时去“关心和安慰”病人，这就是医者的初心

解放日报·上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您预测未来的医疗行业会有哪些变化？

韩启德：其实很难预测未来的医疗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像上世纪90年代，人们很难想象互联网技术会给今天人们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医疗中的应用，我国医疗系统的结构和服务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举个例子来说，我国目前医疗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分布不合理，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病人都拥向这些医院，而基层医疗机构力量薄弱，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这样的系统结构造成效率低下，群众难以得到可及性高的优质服务。多年来的医改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苦于找不到突破口，收效甚微。

最近，有互联网公司在试点地区政府的支持下，为每个乡镇配送一个巡回体检车，车上配备血压、血糖、血液生化指标、心电图、超声等检测设备，巡回到所属各村为村民免费检查身体，所有指标直接进入数据中心，短时间里建起了可靠的健康档案，并通过网络连接村、乡镇和县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和分级诊疗。基层签约医生完成的工作也被实时记录下来，与分配挂钩，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保护，技术水平也快速提升。后续药物配送、补充性医保、老年人照护等可以由互联网公司跟进，公司也可获得有限度的盈利。按这样的势头，我估计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基层医疗薄弱问题也许将在不久后得到破解。

解放日报·上观：您认为医生有一天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

韩启德：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医疗过程中得到应用。机器人做某些手术比外科医生更精确；机器人阅读和判断影像资料、病理切片可以比医生更快、更准确；机器人在大医院分诊，会比现在的分诊护士做得好很多。我认为，诊疗工作中只要是有确定标准、有固定规律可循的技术，机器人都可以比人做得更好。可以预言，人工智能将很快渗入医疗的方方面面，使整个医疗事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我始终认为，凡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比如医生、老师，这些工作永远不可能完全被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对自己大脑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机器人难以复制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和情感，而医学恰恰最离不开意识和情感。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提倡医学人文的原因。

解放日报·上观：您常常说，不要忘记医学的初心。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年轻的医生来说，应该如何不忘初心？

韩启德：医学是回应人的痛苦的事业，而人的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还包括心理上和对社会的种种不适应。所以，年轻的医生们首先要明白，从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始终不变的是，医学是人学，是与每一个具体的人紧密相关的事业。技术再发展，这一点也始终不能忘记。

其次，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医生能做到的还只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关心，总是去安慰”。医生要不断去发展和应用先进技术，但始终不能忘记时时去“关心和安慰”病人，这就是医者的初心。

人物小传韩启德

浙江慈溪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