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我不知听过多少遍。

小时候脸皮薄，每每听到这句话，心里不服气。承认自己“土生土长浦东人”的身份，在那时似乎是丢面子的事。

等上了学、读了书，我才发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非但“不土”，还备受瞩目。打开电视，总能看到浦东的新闻与新貌。

再后来，出国游学交流时，我会主动向外国同学和老师介绍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因为“浦东”正不断承载着“今日中国”发展的光荣与梦想。我的开场白往往是这样的：“在我出生的那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鼓励浦东开发开放……”

这并非意图与国家战略“套近乎”，而是在这般讲述中，回忆和现实都有了一个坚实而明丽的底色。

那是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均提出，要通过浦东开发开放“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昔日农田菜地，正酝酿着一个国家的勇与谋。

也是1992年。我出生了，父母给我取名“越”，期盼我将来超越他们的眼界和智识，成为有用之才。

浦东日新月异，我日渐长大，如同两个生命的彼此见证。

2004年，我考入浦东外国语学校。这是一所创办于1996年的年轻学校，由中国香港实业家李嘉诚捐资启动建设，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提供土地。在那里，我度过了4年的寄宿生活。

那时，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被手机“绑定”，只在晚自习结束后，才会掏出手机向父母汇报一天的情况。我习惯在宿舍走廊尽头的窗前打电话，每次都能看见马路对面那栋博士后公寓，静静伫立在夜色之中。后来，这栋公寓成为我毕业后路过张江时，定位昔日校园的标识。尽管那时的上海还没有发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豪迈宣言，但我总觉得，一个能聚集许多博士后的地方，定是充满希望与未来的。

在学校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1号楼的大阶梯。那里视野好，傍晚时分能欣赏到漫天红霞。西边的办公园区还没建起来前，总有三两同学并肩坐着，等待远处磁悬浮列车一闪而过。留下来的是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坐坐磁悬浮，看它究竟有多快！”后来，我真的去坐了磁悬浮，眼睛盯着显示屏，看着速度从0千米／时飙升至430千米／时。

年少的时候总盼着早日长大。对那时的我来说，每个周五自己背着大包小包乘地铁回家，也是一种独立的宣示。2007年底，我家门口有了地铁。从曾经的二号线终点站张江高科站出发，坐回我家所在的六号线五莲路站，中间要经历世纪大道站的换乘考验。多线交错、多口出入，世纪大道站的复杂可能会给换乘带来一些压力。不过，我不以为意，只觉得穿越人流很有成就感。直到后来经历了伦敦、东京、香港的地铁换乘，我才恍然大悟：如今的淡定，是多年来穿梭于上海地铁线路练就的啊。

可我发现，我淡定，不等于父母也能淡定。父亲是有着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了，每次要去不熟悉的地方前，他总要拜托我事先帮他查好路线、写在纸上。我曾打趣地问他：“你就不能像滴滴司机那样开着导航吗？”他倒也诚实，说“操作不来”。母亲是小学教师，照理学习能力应该强一些。但用支付宝和微信结账时，我常“嫌弃”她动作太慢，忍不住抢先把自己手机里的二维码递给服务员。这些年，互联网经济发展之快，生活方式变化之迅速，作为“原住民”的我们适应迅速，父母们跟得有些吃力，却也兴致勃勃。

有时，父母会觉得我“太随性”。临时想看场电影，下了单就冲出家门往电影院赶；同一个乐队的演出连看好几年，因为上海是巡演的必到一站。在他们的概念中，看电影、演出这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是需要提前规划时间、安排路程的。而我却早已习惯，随时在诸多选项之中挑自己感兴趣的，迅速付诸行动。这不是我有多随性，是这个时代给了我这样的底气。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这个大事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受与记忆。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父亲来说，开放的大门带来了新的时尚潮流，他至今对穿着喇叭裤、跟着录像带跳舞的青年时代念念不忘。不过，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我便有些为难了，因为变化发生得太快、标志性事件太多。改革开发真正带给我们这代人的，更像是一种生命激扬，总是蓬勃着、憧憬着，敢于去迎接和创造更多新的可能。

就好比对“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今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浦东人可以大声地反驳：它早已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