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1979年以来，中国从改革起步，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的不断调整也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相一致，与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相吻合。

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传达《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强调“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推动与各国各地区互利共赢的产业投资合作”。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战略方向，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利用外资从最初的“引进来”为主到当前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驾齐驱，在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演变40年的过程中，中国双向投资的格局逐渐形成。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政策性开放走向体制性开放，不仅标志着中国开放战略的升级，更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步骤；“1+3+7+1”自由贸易试验区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开放战略从理论到实践的升华。

(一) 通过建设上海自贸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对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了要求，其中特别提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为其他地区的发展积累经验。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2016年8月，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原有4个自贸试验区基础上，增加7个自贸试验区。2018年4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宣布成立。“1+3+7+1”的12个自贸试验区试点新格局初步形成。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自贸试验区凭借制度优势在吸收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新引擎。

（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目前，“1+3+7+1”的自贸试验区试点新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因此，在贯彻开放发展理念、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探索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这不仅是中国新形势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同时也将引领中国的新型开放经济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与开放发展。

（一）以“一带一路”为动力，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

第一，投资创造贸易。“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战略带动企业投资的典范。国有资本带动民营资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形成以中国国家资本引领，民间资本踊跃，以“五通”实现沿线国家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中国与这些国家全面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共赢，实现开放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是投资创造贸易，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

第二，投资促进贸易。通过渝新欧、郑新欧等“中欧班列”的贯通运行，带动重庆、郑州等沿线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推动内陆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中欧班列的运行有利于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贸发展。

第三，投资贸易一体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抱团出海。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下，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通关合作提供了条件。

（二）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实现国家战略和地方战略的协同发展

第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协同发展，构筑便利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新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1+3+7+1”自贸试验区格局的叠加，将内陆和沿海地区一以贯之，打通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使分割的国内大市场在两大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实现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

第二，城市合作与内外开放的协同发展。以上海、重庆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城市为支点，强化沿海和内陆开放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合作。重点城市、支点城市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城市、经贸枢纽城市和中国沿海、内陆开放高地之间的双向投资，不仅能够带动两国的进出口贸易，而且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协同发展。

第三，双向投资战略下地区间发展战略的协同。在考虑了中央和地方协调之后，还必须考虑地方之间的关系，即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在地区间的协调问题。要在引进来的产业发展上有地区差异，走出去上重点发展大都市的平台功能，即集聚跨国公司与金融服务等机构支持走出去总战略。

（三）以“一带一路”为纽带，促进各地区吸引外资的协同发展

第一，合理引导资金流向，推动各区域“组团式”引资。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向高端制造业加服务业的方向转化。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以适用技术为主，以解决当地就业和社会发展，突破技术和管理瓶颈，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不同区域实施“组团式”引资，逐步形成东西互济的格局。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要注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高、中、低端产业链的不同需求，以“梯度型”经济圈为基础，制定产业规划，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二，推动总部——加工基地发展模式的形成。发展总部经济是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外资战略和政策的重要抓手和途径。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要面向全国，以中部地区为腹地，推动总部——加工基地发展模式的形成，并进一步探索东、中、西部地区形成总部-加工基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要探索总部—次级总部—内地次次级总部的总部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资金流的汇聚，形成支撑点，并通过提供信息平台、融资平台、人才平台、物流平台等共享平台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服务，进一步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总部经济辐射效应。

加强国家战略性投资安排的战略协同

双向投资新布局的形成源于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两种资金流出入的动力机制发生变化。因此，在总体上，对外投资新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强与金融、贸易和投资战略的互动，特别是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的互动。

（一）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的互动

尽管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但这并不妨碍引进外资继续成为开放经济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在与对外投资新战略互动的过程中，引进外资政策将更加注重在质量和效益上的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推动对外投资新战略的实施。

（二）对外投资与金融发展的互动

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不仅能为跨国并购活动提供良好服务，而且在将外资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发展对金融业的资金运用、业务品种、服务手段、工作效率、利率和汇率的风险管理等方面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

（三）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动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过程中，由于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沉淀成本，因此，往往是由贸易而带动直接投资的进行，贸易与投资具有一体化的趋势。这一点在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从实践来看，中国需要从单向引进外资向同时注重对外投资升级，以投资跨越贸易障碍，获得扩大贸易的资源供给。贸易推进投资的转型在于，要以贸易发展形成的经济基础推进国内的投资与对外投资。可见，对外投资创造贸易，对外贸易推进投资，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双向投资有关的开放体制创新与内外战略协同已经成为我们“坚持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从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演变40年的发展历程入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脉络，对于研究中国道路在开放意义上的两个历史阶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