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运作中有“三多”：政党多、选举多以及公投多。这“三多”混杂着民粹主义，形成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口中的“参与爆炸”——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因为政治参与的程度超过政治制度化的速度，最后导致政治爆炸，陷入无穷的政争当中。

台湾有多少政党？大部分人能说出的，也就是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实际上，根据岛内有关部门统计，台湾目前共有大小政党330多个。多归多，但这些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感实在都不强。拿2016年岛内立法机构选举为例，330个政党中参加民意代表选举的只有18个，最终赢得席次的更只有5个。

与此同时，许多人将组党或当党主席视作是博名取利的手段。博名很简单，虽然许多政党真正的党员数以十位数甚至个位数计，但也有人挂个党主席名头“拉大旗作虎皮”，甚至做点不法之事。此外，为了在芸芸众党中“C位出道”，这些政客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在岛内政策、两岸关系上说出不负责任的话。至于取利，按照当局“政治献金法”规定，当局选务机关会根据参选政党的得票数支付选举补助款。拿2016年立法机构选举为例，当局付出的补助款高达9亿元。

如今，台湾当局已经通过立法来规范所谓的“一人政党”与“僵尸政党”。但这是一个动他人利益奶酪的过程，势必会引发很多人的不满。

与“政党超载”紧密相关的，是岛内的“选举超载”。外界常笑称，岛内政客、政党们不是在选举就是在准备选举的路上，很多时候，第一场选举的热度还没消退就要进入第二场选举。这次同样也是如此，11月底的岛内“地方”选举刚刚结束，各主要政党就开始准备一年多后的地区领导人选举。

不仅选举的时间跨度在变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岛内的选举明目也愈来愈多。从最初的县市长和村里长的多级基层选举，之后选举范围逐渐扩大到省议员、“增额国大代表”和“增额民意代表”。在上世纪90年代政治转型后，岛内选举范围更是进一步扩大。为何我们称岛内“地方”选举为“九合一”选举？因为除了最关注的县市长选举外，还包括选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等，总共有九类公职人员选举。

正因为选举一轮接着一轮，除了增加了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外，通过选票进行政治纠偏的作用也大为减弱。政客们更倾向于选择能“短平快”出成绩的施政策略，对于那些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的“硬骨头”，往往就会有意忽视。

还有一多，就是“公投多”。刚结束的“地方”选举中，一并进行了10项公投，而在过去历次选举中，统共也就进行了6项公投。今年之所以出现公投井喷，主要在于民进党当局大幅降低了公投设立的门槛。从表面看，这给了民众直接参与决定对其利益攸关的重大议题，也符合岛内政客口中常说的“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但在台湾蓝绿对立的政治环境中，公投往往成为政党用来争取选票、推卸政治责任的手段，也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滋生。

此外，由于岛内制度设计把公投与选举联系在一起，因此，公投也成了岛内政党拉动选情的一种招数。2003年、2007年和2016年国民党、民进党两党在公投议题上多次互相攻击，政治人物为博取民意支持的政治算计，远远超过了理性的政策辩论，暴露出台式民主的粗糙性与片面性。

更为严重的是，在岛内民粹主义的驱动下，公投愈发变成潘多拉魔盒。有可能改变两岸现状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名”公投能一路无阻地走到投票这最后一步，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