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智囊与改革开放40年⑦

上海参事叶澜：她构建了中国自己的基础教育改革学派

文/曹飞

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在哪里？已有的改革方案，或编制新课程、新教材，或改变教学策略与方法，或提升学生应试成绩，或培训新教师、新校长等。各种教育改革流派也随之而生。

叶澜的观点则一透到底、独具一格：价值观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起点，教育转型应从价值观转型开始。在她看来，中国学校教育实践最大的病根是以大量显性的“成事”替代了内在的核心使命“成人”。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对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的关注，忽视、淡漠的恰恰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命质量的提升。

叶澜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 作为被国内教育学界公认的一流学者，叶澜创造过很多个记录，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教育学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她持续从事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研究。其间首创并主持了“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建设，形成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整体原创型态，被认为是教育改革与教育学理论建设这一世界难题的中国回答。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依然有教师心目中有教书无育人、有知识无生命，不能真正把学生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来看待。这种对个体特殊性以及个体生存方式的忽视，在叶澜看来是传统课堂的根本缺陷：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缩减为知识传递的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导致课堂教学缺乏生气与乐趣，变得机械、沉闷和程式化，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课堂趋于“沙漠化”。

“‘新基础教育’研究首先就‘新’在价值观的提升。”77岁的叶澜一直以来都坚守着她的教育理念。

叶澜

创建并形成“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上观新闻：您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基础教育的发展，上海基础教育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叶澜：上海的改革意识相当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经过多年探索，上海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自主改革道路。

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上海是国内较早开放民办学校的地区，还探索了国际合作办学等模式；从课程改革的角度来看，上海有自己的课程改革方案，努力创造新经验。另外，上海一直比较注意“两纲”（《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和《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的落实。

在我看来，上海最大的特点是“弄潮”，对老百姓的教育需求比较关注，也较早就开始关注“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每一所学校都能办好，在这一方面，上海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上观新闻：您领衔的“新基础教育”研究，构建了“生命实践”这一全新的教育学派，请谈一谈具体研究过程。

叶澜：从1994-2004年，“新基础教育”研究经历了探索性、发展性、成型性三个阶段，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相互推动，最终建立了10所基地学校，先后出版了三套研究丛书。

1994-1999年是探索性阶段，先是在外高桥保税区一所学校一个班进行，后来又拓展到普陀区洵阳路小学、崇明四所中小学，以及华师大附小、附中等几所学校。

1999-2004年是发展性阶段。在这个五年里，区域逐渐扩大，不仅只是上海，还有山东、海南等多个省市。这些学校都是自愿报名，我们以成果报告会的形式进行宣讲，学校听了有兴趣再加入。另外，我们的研究方式也有所拓展，两年半左右进行一次中期评估，在评估过程中进行自我总结，促进学生不断研究自己的问题，再制定新目标。

2004-2009是成型性阶段。范围开始收拢，集中在上海和常州，旨在完成学校转型整体性研究。在这一阶段结束后，我们开始在区域层面上，各方合作推进“新基础教育”新型学校建设的新征程。

经过多年“新基础教育”研究，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和校长，形成了一群具有新基础教育气质的优质中小学校，也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基础教育开展区域性学校整体转型研究的独特道路。我们从事“新基础教育”还证明，基础教育只要坚持改革研究并积极践行，便可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而且这条路走得通。我们选择的试验学校大多是非重点的“草根”学校。这些“草根”学校经改革后，教师的精神状态和教育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潜力被激发，学习成绩也在逐步上升。有的原先不知名的学校，甚至还成为家长们“择校”的对象。

与此同时，这些年我们创建并初步形成了一个教育学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标志是2015年出了三套丛书，第一套是“教育学原理”理论丛书；第二套是关于基础教育学科、班队以及领导研究的深化，以《新基础教育研究指导手册》为代表；第三套是学校改革的实践史，我对多所学校的校长进行访谈，并集结成册。

当然，我和我的团队毕竟力量有限。我们从不指望自下而上、具有典型草根性质的“新基础教育”能够改变全国的基础教育。我的心愿无非是改变一个个教师、改变一所所学校、改变一个个区域，这些“火种”总存在着变为“火炬”的可能。

建议制定《学校法》

上观新闻：2006年8月2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著名教育专家座谈基础教育问题，您参加并第一个发言。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叶澜：在参加座谈会之前，我一直在思考应该说什么，我觉得要跟总理说，就不能跟他说芝麻绿豆的事，而是要说就从整体上来说。我决定强调两个思想，第一个，教育是社会中的教育，所以教育改革一定要注意社会生态系统的改革。第二个就是舆论，包括对“状元” 的宣传，对升学考试的过度渲染等。

当时正好在八月，前前后后很多有关升学的口号和广告铺天盖地。我说这样的一种舆论导向是对家长的误导，对整个社会也是误导。对教育、对学校无形中也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团队合影   刘金玉摄

我是上海市政府参事，所以我很早就提出要制定《学校法》。我提出，这么大的国家不应该没有《学校法》，《学校法》是对学校专业权利的一种保障。总理认真听取，还边做记录。

我不知不觉讲了四十分钟，后来觉得不好意思，自己把别人的发言时间给占了。

上观新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3年来，中国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化？

叶澜：教育体制改革30年来，中国教育有了两大显著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曾制约教育发展的要素、经济等方面资源相当匮乏的状况发生了巨变。第二个变化，就是中国虽然基本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但现在又发生了两方面的新变化——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重点是追求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内涵发展，同时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心正逐步上移到高中阶段教育改革问题。

上观新闻：这些年，我国基础教育取得长足进步，但并非没有可反思调整之处，具体有哪些？

团队合影   刘金玉摄

叶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复杂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平面地看教育，在我看来，认识基础教育至少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宏观层面，教育政策、要求和目标的制定；其次是中观层面，即作为教育最基本“细胞”的学校，在这里发生着教师和学生之间真实的教育教学行为；再次是微观层面，各种教育行为如何转化为学生的发展。现在，社会上议论较多、家长感受较深的主要是中观层面问题。但实际上，宏观层面的问题也不少。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宏观的教育决策应该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很具体的去规定其他层面该做什么乃至操作要求。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宏观决策对学校教育实际存在的需要和困难并不是很清楚，还会把政治、经济方面的做法简单移植过来，规定学校做这样做那样，但好心未必办好事。比如“减负令”等，最终往往流于一纸空文；二是宏观统筹过强，给基层学校办学权利和自主发展的空间不够，致使改革中的一些良好愿望难以实现。比如，基础教育改革不能把希望全押在课程这条线上，而应加强以学校为整体的系统改革；三是不够尊重教育研究的内在规定性。应当认识到教育是人的事业、文化的事业。教育虽然与社会一切方面都有关联，但不能简单套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目标、策略与措施。不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定性，许多改革就会事与愿违。

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以及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也为未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不可回避，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我认为，这些年的基础教育改革，缺乏经验、教训的积累，需要提升研究和反思。我一直都呼吁宏观层面应该对教育改革进行系统、深入、整体性的总结和反思。有了反思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向前走，前途是光明的。

上观新闻：在具体的宏观政策层面，您觉得最值得反思的是什么？

叶澜：在宏观政策上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很多。比如，为了促进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均衡化，鼓励甚至规定骨干教师或者校长3到5年内实现流动。每个学校师资力量的配备确实需要均衡，通过师资力量的调动确实也可以促进师资力量的均衡化。但问题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想通过换校长的办法，短期内改变一个学校非常困难，往往是新校长还没完全熟悉情况就又被调走了。最后的结果是，差的学校没有得到改变，原来好的学校反而因为师资力量的流失，教学水平下降了。

我们之前在做研究时，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经过5到6年的培养，校长的相关能力有了起色。这个时候，这个校长应该往上发展，结果却被一纸调令平调到另一所差一些的学校。对于那所“差”的学校来说，可能有收获，但对于校长个人而言，却可能只是重复已有经验而已。而原先获得起色的学校，又调入了一个新校长，原来的改革会因人而出现中断甚至倒退。

其实，我不反对调动，但是这种调动应该适度，不能有硬性指标。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我一直认为，应该先发展中心校，再通过中心校带动周边学校的发展。因此，我约在5年前向当时的师范司建议组织刚刚退休的、有丰富经验教师去支援农村中心学校。具体如何匹配以政策保障、物质保障等。今年教育部相关文件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

应该赋予学校说不的权利

上观新闻：这些年，随着财力的投入，教育硬件设施取得长足发展。以此为背景，您认为接下来教育投入的重点应该转向哪些方面？

叶澜：这些年，随着国家财政在教育领域的不断倾斜，在硬件设施与物质保障方面确实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前段时间，走访江浙地区一些的农村中心学校，也发现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与城市学校基本相差无几。

教育经费在前一阶段大量投入到硬件设施方面，也是弥补教育硬件设施 “历史欠账”的必然之举，值得肯定。但是，随着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下一阶段，也应该弥补教师相关政策的缺位。教育要想真正做好，关键还是得靠教师。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地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

从教育投资的角度来看，相关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投资教师身上，包括提升他们的工资和经济地位，增加教师个人职业培训以及科研等方面的投入等。

平心而论，对于教师的培训，相关部门自新世纪以来确实投入了不少经费。但大多经费都落到了培训机构身上。从地区、市、省再到全国，每一级培训主要都是在培训机构里进行。而培训机构大量的做法是把教师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以讲授和报告为主的培训，再加上参观访问好的学校。

当然，我并非否定培训机构的作用，不过，也不能无视培训机构的负面作用——如有的教师成了“培训专业户”，还有的学校把培训当成“福利”或者“负担”。

过去，我们在学校调研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当参加培训的指标下达到学校后，校长的第一反应往往会是“这位老师是骨干，学校离不开他，怎么能脱产培训？”学校将培训视为“烫手山芋”，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前的培训还未能真正符合学校与教师的需求。

在我看来，最好的培训应该与每一位教师的教育实践相结合，而不能仅仅流于规定时间里完成规定课时的被动式培训。另外，针对不同类别的教师以及不同的岗位，也应该设置不一样的培训体系。

为此，在培训上也应该增加学校的自主权，尊重教师的选择权。培训方式不再只是往上提，而是应该下沉到基层，下沉到学校。有些培训经费也可以直接落到各个学校，让学校安排与教师教育实践相结合，日常实践研究式的培训。

改革要提升学校发展的“内生力”

上观新闻：对于属于中观层面的学校，您有什么看法？

叶澜：中观层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学校改革。

我从1994年做教育改革时，就把关注点聚焦在学校。在我看来，无论是教师的发展，还是学生的成长，都是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完成。任何改革最终都归于学校，如果不关注学校，可能都事倍功半。

近些年推动的课程改革、高考改革等，虽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这些都是自上而下指挥棒式的改革，难以切实落到学校这一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领域。我一直强调，学校的发展不能全部仰赖外部力量的推动，更多的还是要靠内生力量的驱动与持续发展。

因此，学校应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但目前来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还不够，外界上下左右，谁都可以来指挥学校。干预的人和部门太多，不仅有教育系统，区、街道系统，还有团、妇联、文明办等。做校长也太难，任何部门开会都需要学校一把手参加，一把手如果不去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对这件事情不重视。

另外，我们还喜欢搞各式各样的比赛。不仅有学生比赛，还有教师比赛。比赛过多，结果导致浮躁和功利心态。其实，老师最重要的认可主体是学生，而不是评委和比赛的胜出。

当前，除了赋予学校自主权外，也应该赋予学校说不的权利。不能仅仅说学校应该怎么样，还应该让学校明白自己有权拒绝什么。

团队合影    刘金玉摄

上观新闻：对于基础教育改革未来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叶澜：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层面的改革呈现多元趋向，但多元并不意味着每个“元”都恰当合适，中小学教育改革尤其要注意不被乱花迷眼。只求新奇独特而丢失或远离“基础”，这样的改革也许会风光一时，但最终必将付出巨大代价。

基础教育中“基础”的具体内涵会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其在两个层面的基础性地位和价值不会改变、不可丢失：一是为个体一生的发展打基础（包括人品、学问、处世和身心健康），二是为社会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打基础。这是基础教育的特质。基础教育给每个接受教育的个体留下什么才算完成“基础”的使命？可将之概括为“四底”：

一是“底线”，懂得且遵循做人、做事必须有的底线。

二是“底色”，童年、青少年期的生命底色应是阳光、自信、热爱生活，对未来抱有希望，不畏成长中的艰难。学校教育有责任给孩子的生命打上明亮温暖的底色。

三是“底蕴”，让青少年走出只能依靠直接经验认识世界的时空思维局限，获得走进文化世界的工具，学会借助文化知识不断学习、探索、创造未来世界的能力。基础教育的特质集中体现在这“三底”上。成此“三底”，则基础教育大成。最终达成学生有面对未来挑战的“第四底”——“底气”。

另外，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和原则的泛化，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把自己与基础教育的关系更多看作需与供的关系，更多要求教育提供各自心目中的优质服务，而很少思考自身应承担的教育责任。

现在讲教育的人太多，各式各样的声音太多，喜欢咋呼的人声音很响。而真正懂教育、研究教育学的人的声音却不响。我觉得，当前从上到下尚缺乏对教育的最起码的敬畏与尊重。

若再加上一些媒体为争夺眼球而“呛教育”，导致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缺乏信心，甚至出现了教育焦虑症。这样的社会生态扭曲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改善，势必使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呈恶性循环，导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更为艰难。当前，改善生态需形成如下共识：基础教育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没有旁观者和局外人，尽管各自所应尽之责不同，但人人有责；要形成对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教育健康发展友好的社会生态，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