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四军东进江南敌后抗日80周年。“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首《新四军军歌》就是新四军东进敌后的进行曲。

抗日旌旗战局开 八省健儿汇铁流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陈毅元帅曾说：“光荣革命的八路军的名字，代表着伟大的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而光荣革命的新四军的名字，则代表着我党我军所领导的游击兵团的历史。”

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主力部队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武装游击队约1.6万人，在项英、陈毅等人率领下，掩护主力部队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指示项英、陈毅要采取“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活动，并强调：“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就地开展游击战，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赣、闽、粤、湘、鄂、皖、浙和豫南方8省，逐渐发展为14个地区、几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其侵华步伐，占领东北地区后又向华北进逼。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进行了谈判。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的主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同意共产党派人到南方红军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和协助改编。国共两党首次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但改编后的部队由谁来担任军长的问题却存在着较大分歧。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得知北伐名将叶挺寓居上海，就从南京赶往上海，在新雅饭店与其相见，委托他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负责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叶挺以个人名义通过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北伐时第四军勇猛善战的优良传统。蒋介石认为，叶挺脱离共产党多年，可通过他控制改编后的军队。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的电令，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后来被确立为新四军的建军纪念日。1937年11月4日，叶挺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礼堂举行欢迎大会，正式宣布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会上激动地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了回来了，现在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11月下旬，叶挺到达武汉，遵照毛泽东“军部暂住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于12月初在武汉大和街26号成立了新四军筹备处。

1937年12月23日，副军长项英与中央派到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从延安赶到武汉，与叶挺商讨新四军的组编问题。1938年1月，项英率军部移住南昌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军部在南昌期间，新四军召开了成立大会，宣布了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配备。新四军下设四个支队，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任司令员。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集中到皖南歙县岩寺一带整训。项英致电中共中央长江局，请示江南各地游击队是否可向皖南集中。得到长江局同意后，新四军军部当即制定方案，命令南方各游击队分头并进，兼程前往。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辗转至皖南泾县云岭。在此前后，各支队陆续抵达皖南、皖西集结。至此，坚持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完成了艰难的转变，走出战斗了三年的山林，汇成了一支抗日铁流。

弯弓射日到江南 脱手斩得小楼兰

新四军刚刚在皖南集中，国民党政府就要求其主力开赴江南敌后对日作战。当时，沪、杭、宁相继沦陷，徐州、武汉岌岌可危。在很多人心目中弥漫着“日军不可战胜”的悲观情绪。项英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则从战略高度考虑，决定将计就计。他认为，在江南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然有一定困难，但要比同国民党军共处并接受其指挥反而会更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新四军一经进入江南敌后，同当地人民群众的结合就会如鱼得水，顽固派将无以售其奸。当时，日军只是占领了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还没有控制。这正是新四军迅速向敌后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求新四军主力开往安徽省泾县、南陵县一带，先派一支队到江苏省溧水县一带侦察。

叶挺和项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从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及侦察人员400多人组成先遣支队深入敌后作战略侦察，并任命粟裕为新四军先遣支队的司令员。根据毛泽东“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的电文指示，叶挺要求先遣支队进驻茅山地区。项英向先遣支队布置了具体任务：在政治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军事上，先到江南地区侦察了解日、伪军情况，特别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其风俗民情、群众条件，附带了解国民党军队和政权的情况，“为以后部队的开进创造和准备条件”。

4月28日，先遣支队在屯黄公路旁潜口的一个祠堂前集中，叶挺、项英等人前来为先遣支队壮行。叶挺要求先遣支队的将士“要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打开新局面，要用刺刀和热血杀出新四军的威风”。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也作了出征动员，他说：“我们的先遣支队虽然人少武器差，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模范地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广泛地结成了统一战线，进行胜利的战斗，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先遣支队首先进入南陵县，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然后就进入了日军占领的宣城、芜湖地区。先遣支队兵分三路执行侦察任务，第一小分队由作战参谋张藩带领去丹阳、武进一带侦察常州方向的情况；第二小分队由侦察参谋张铚秀带领去龙潭、下蜀一带侦察南京方向的情况；第三小分队由宣传队长吴福海带领去溧水、句容、茅山、上党等地侦察镇江方向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便衣侦察员迂回南京近郊、出没于铁路沿线，主要调查研究江南地理地形和社会历史、风俗民情、经济文化、各阶层思想动态等方面的信息。

6月11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命令，要新四军“派兵一部，挺进南京、镇江间破坏铁路，以阻击京沪之敌”。新四军军部决定：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及第一支队一部在3日内到达镇江、龙潭间完成破坏该段铁路的任务。任务来得突然和急迫，粟裕只好边行军边准备。到达目的地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先遣支队奋战4个半小时，破坏铁路、电线40多米，使京沪铁路中断数小时。先遣支队完成破路任务后，大大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斗志。

先遣支队初入江南，向老百姓宣传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但老百姓不相信，他们除了眼见大片锦绣河山落入日寇之手，至今没有看到过一支真正抗日的中国军队。有的老百姓甚至对先遣支队战士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日本鬼子，你们新四军就这么点人，几条抢，能行吗？”支队领导认为，只有用胜利，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才能扩大新四军的影响、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于是，粟裕决定在韦岗附近打一次伏击战。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处，这一带是丘陵地区，镇江—句容公路从这里蜿蜒通过。公路的东侧有标高198米的赣船山，西侧有标高455米的高骊山，公路在两山脚下形成以条弯道，是打伏击的好地形。日军每天有五十多辆汽车从这里经过。

6月16日午夜，粟裕率领伏击队100多人冒雨到达预定伏击地点——韦岗赣船山口。17日8时20分，由镇江方向开来的第一辆汽车逼近伏击区域。机枪班迎头射击，击中汽车引擎，汽车滑行了一段停了下来。车上日军被打懵了，纷纷弃车逃命。由于雨天且有大雾，再加上伏击地点处于公路的弯道，后面的敌人没有发现前面汽车的情况。六七分钟后，第二辆汽车也进入伏击区域，机枪伴随手榴弹一阵猛击，驾驶员被击毙，汽车翻入公路北侧的水沟中。日军少佐土井跌入水沟，当粟裕带领战士们冲过来时，土井从水沟里跳出，举刀向粟裕劈来，被粟裕身后的战士击毙。日军大尉梅泽武四郎潜伏在车底下，用刺刀刺伤近前搜索的新四军战士，也被当场击毙。随后，又有三辆汽车接踵而至，车上约有日军士兵30多人。第三辆、第四辆汽车被击中，第五辆汽车见势不妙，紧急刹车停在伏击火力射程之外，车上日军士兵全部下车，趴在公路两侧进行抵抗。经过激战，日军只抢走了一部分伤兵和尸体。粟裕命令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焚烧日军汽车，然后迅速分路撤退。韦岗战斗前后仅用半小时，新四军先遣支队取得击毙少佐土井以下日军士兵13名，打伤日军士兵10名，击毁日军车辆4辆，缴获步枪20余枝、手枪2枝、指挥刀1把、军旗1面、日钞7000元，及军用品4卡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韦岗伏击战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战。陈毅闻后当即口占七绝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致电叶挺军长，称赞先遣支队“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突破牢笼战局宽 收关斩将敌心酸

1938年5月中旬，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岩寺出发东进。针对部分干部、战士认为江南是平原水网地带，不利游击战的顾虑，陈毅响亮地提出了“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6月12日，第一支队的先头部队与先遣队在溧阳竹箦桥会合。6月13日，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进入茅山地区，主力在茅山山脉及溧水一带活动，在天王寺以南的山地创建根据地，小部分部队在句容、溧阳、南京之线游击。7月7日，茅山地区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建立。

1939年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制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陈毅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由二团单独担负起茅山地区游击战争的任务，并派出一部配合挺进纵队进驻扬中，建立向北发展的跳板；二是派叶飞率领六团继续挺进苏南东路地区，以突破国民党的限制，求得独立自主发展。

1939年5月，新四军六团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的番号，在叶飞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东进，后与“江抗”三路会合于武南戴溪桥，并成立“江抗”总指挥部。5月5日，“江抗”1000余人越过沪宁铁路，进入东路地区。5月8日，到达无锡梅村，以此为基地，分兵数路向苏州、常熟进发。5月中旬，“江抗”分兵奔袭梅李、何村等日伪据点，在消灭常熟东乡的伪匪后，立即返回无锡。5月30日，“江抗”首战黄土塘，击毙日伪军30余人。6月24日，“江抗”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了这里的日军，使铁路停止通行三天。浒墅关战斗后，“江抗”继续向东发展，很快就建立了以阳澄湖东塘寺为中心的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后来，“江抗”主力根据形势发展离开了这一地区，留下六团作战处长夏光和30多名伤病员在这里养伤。夏光和伤病员在群众的掩护下，不但养好了伤，还配合当地抗日武装组织起一支新的“江抗”，继续在苏常太地区坚持斗争。京剧《沙家浜》就是根据夏光等人的事迹编写的。

7月下旬的一天，上海近郊有数百名日伪军出来“扫荡”。叶飞决定教训教训他们，命令“江抗”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出击，打了日伪军一个措手不及。日伪军拼命向上海虹桥机场方向逃跑。廖国政受命率部追击，一口气追了60多里，天黑后追到了虹桥机场。他们趁着天黑冲击机场，打开汽油桶，烧毁了敌机4架。次日，上海出版的《导报》《译报》《密勒氏评论报》《士林西报》等报纸都作了报道，上海老百姓纷纷传言，说新四军要进攻上海了，有的群众还做好了欢迎的准备。日军也搞不清真实情况，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三天后才出动一个联队到虹桥机场附近“扫荡”，可他们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地方游击队的争取工作，促使活动于上海地区的嘉定吕炳奎领导的外冈游击队、青浦顾复生的抗日自卫队、奉贤蔡志伦领导的人民自卫团、南汇王义生领导的自卫团接受“江抗”改编，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江抗”东进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他们一面勒令“江抗”西撤，一面密令“忠义救国军”袭击“江抗”。为缓和国共关系，以利团结抗战，并为集中兵力北上做准备，陈毅于1939年9月29日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决定双方同时由苏南东路撤兵。“江抗”主力撤出东路后，陈毅指示东路特委“重建武装，坚持东路斗争”。11月，东路特委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坚持在东路的抗日斗争。

新四军东进对抗战初期我党军事战略的转变，纠正党内右倾错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战略任务的完成乃至夺取全国抗战胜利，都有重要意义。曾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范征夫曾赋诗《挥师东进》予以歌颂：“突破牢笼战局宽，收关斩将敌心酸。虹桥夜袭声威震，沪上群情一片欢。”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