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政策收缩和外部冲击不断。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仍平稳向前，但内外因素叠加引起了预期不确定，市场波动加大，唯有积极培养出新动力才能转向高质量增长，而资本市场依然是寻找和培养新动力的最好之地。

从对中国经济的预测看，国内学者和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预测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和前景是乐观的。预计中国经济2018年将保持6.6%的增长，2019年将保持6.3%的增长，通货膨胀均在2.5%以下，经济增长平稳。尽管有中美经贸摩擦，但目前看到的数据显示，今年出口比2008年好很多，进出口水平依然较高。此外，税收很好，上市公司利润也不错，实体经济的增长比我们想象的要平稳。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经济的忧虑不在实体数据，而在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这种不确定的预期与新旧动能转换、微观的摩擦构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波动。就股市来说，80%以上的股票是估值波动，远大于业绩增长波动。而估值波动受宏观政策预期和市场结构调整的影响很大。从上市公司来看，业绩在分化，中小板与经济增长比较贴合，沪深300代表的大股票业绩增长好于GDP，创业板弱于GDP。表现在产业分布上，从分散向集中转变，这主要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环保门槛提高。对企业来说，现在规范的、规模化的日子比原来“乱竞争”的时期过得更好。经济实体增长平稳，实体经济中产业开始集中，这种转换是必然的。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中小企业被淘汰，就悲观衡量整个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从全球产业发展角度看，这种集中是符合产业发展态势的。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不确定，来源于哪里呢？在我看来，主要来源于外部的冲击和国内政策“叠加”效应过强。

首先是中美经贸摩擦的不确定情景。从短期来看，经贸摩擦影响基本无碍。汇率变动会抵消美国第一波500亿的加税对竞争力带来的大部分影响，所以，中国只要保持竞争力，出口压力不是很严峻。从总体看，中国出口不会因美国加征贸易关税而出现断崖式下跌，相反美国大搞贸易战会导致其国内物价上涨。从长期来看，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可能会逐步显现。比如，作为开放争夺焦点的服务业。在OECD（经合组织）所有指标中，服务业是贸易限制较高的。服务贸易的深化和开放，最好是基于WTO框架，进行服务贸易升级，对接世界开放服务业。如果欧美另起炉灶，在未来3-8年合作会越来越困难，对我国服务业升级就会产生影响。在汇率方面，中国尽管没有长期贬值的太大压力，但汇率预期会引起资本流出，对金融市场产生压力。

其次，美国加息。美国已经连加四次息，加息水平达到2.5，而中国央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1.5。由于人民币是非储备货币，而加息导致全球有关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加息压力，这一预期会对未来的资本市场产生扰动。

第三，国内收缩的政策叠加效应强劲。2017年下半年，在全球经济复苏对中国拉动条件下，中国采取了降低风险的全面调整，金融去杠杆，监管部门开始“竞争监管”，人民银行、“银保证”都加强了监管，土地、环保、财政等多部门同时采取了紧缩。这次政策共振直接导致了“宽货币，紧信用”，金融市场震荡，经济减速。

今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了六个“稳”，稳预期就是其中一项。当前很多的预期不仅仅与宏观数据波动有关，也与国家治理、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等高度相关，因此保持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才是稳预期的根本。就资本市场而言，不怕波动，而是要在波动中完善治理体系，从而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为高质量发展转型贡献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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