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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打破“八月半回上海吃月饼”的狂嚣,陈云是如何打赢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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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骏 整理 2018-09-24 06:16
摘要:于是,在陈云领导下,一场不见硝烟的“米棉之战”展开了。

中秋节吃月饼,饱含着团圆的意象。不过有一年,当“八月半要回上海吃月饼”的传言甚嚣尘上,人们在物价飞涨的环境中,丝毫感觉不到愉悦的气氛。

 

那是在1949年,上海刚获得解放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上海解放,意味着军事上国民党已经失败,但在经济上他们并甘心,试图挽回损失。

 

上海是靠运进原料和燃料维持生活的城市。全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粮食的50%—60%依靠进口。国民党残余勾结资本家,企图采取饿死新生人民政权的办法,逼迫共产党退出上海。

 

他们认为,既然共产党号称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吃饭也就得遵守市场规律,你来买粮食,我就不卖,让你们的人民挨饿。只要上海的市民对共产党不满了,即使南京路上有好八连,那也阻挡不住饥肠辘辘的抱怨的人流涌动。通过经济上的战争,他们就能夺回上海,“八月半”就能回到“上海吃月饼”。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出动军舰在长江口外布雷,对上海实行封锁,截断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这无疑给上海增加了不少困难。

 

投机商们乘机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借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资本家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

 

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

 

于是,在陈云领导下,一场不见硝烟的“米棉之战”展开了。

 

中财委的组建

 

从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

 

党中央如何应对这场经济上的考验?这还得从组建中财委说起。

 

为了更好地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准备,党中央决定成立中财委。1949年6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宣布陈云负责筹备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明确中财委暂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归中央政府领导。

 

由于共产党长期处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人才,陈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干部。他说,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

 

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但陈云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都被吸收其中。陈云还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

 

陈云还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

 

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成立会议,自我介绍:“我叫陈云,个子小,瘦瘦的,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现在让我来管财经工作。上海有个什么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我原来像是在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让我来当这个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要靠大家努力了。”这朴实、幽默的几句话,一下子吸引住了全体与会者。

 

夺回金融话语权

 

在这场稳定物价的“米棉之战”前,上海还经历了一场“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

 

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兑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花不下去。

 

此时,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了银元投机风潮。原来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涨势仍在继续。

 

陈云参与指导了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的“银元之战”。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

当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吴晓波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对该事件有生动的描述:当时大楼内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除政治手段外,陈云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等。

 

 

“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打赢粮食战争创造了必要前提。

 

不亚于“淮海战役”

 

在美蒋封锁上海口岸后,一些投机商乘上海存粮不足和外国棉纱进口困难之际,掀起了以粮、纱、煤为主的涨价风潮。

 

为平抑物价,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北五大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财经会议,寻求解决上海和全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对策。

 

会上,陈云指出,能否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要看我们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资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就是大米和纱布。因此,打好“米棉之仗”,就成了稳定物价的关键。

 

陈云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物价的战斗。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同时,陈云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齐抛售。

 

 

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8个主要城市同时大量抛售物资。上海棉纱市场一开市,投机商们争相抢购,甚至不惜拆借高利贷。当投机商在疯狂抢购时,棉纱公司就源源不断地将纱布抛售出来,且隔一小时跌一次价。一阵疯抢之后,投机商们如梦方醒,发现情况不妙,也跟着抛售手中的纱布。结果他们越抛价格越跳水。这天,上海纱布价格下跌了一半。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陈云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

 

据陈云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上海等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经过这场粮食战争,资本家再也不敢与共产党叫板了。

 

打赢了米棉战争,困扰了中国经济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同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后来,毛泽东对上海的发起的以保卫米棉为主的经济战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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