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同龄”，国务院香港澳门事务办公室迎来了建办四十周年。在外人眼中，这是个低调且神秘的单位，同时也是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办公室。目前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55岁的张晓明是港澳办第六任主任，而他的五个前任都赫赫有名：廖承志、姬鹏飞、鲁平、廖晖、王光亚。

廖承志与姬鹏飞都是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兼任港澳办主任，为改革开放后中央对港澳政策做出重大贡献。被誉为“白头翁”鲁平亲历了中英、中葡关于港澳前途问题的谈判，并在1997年7月6日，也就是香港回归后不久，功成身退卸任港澳办主任。廖晖是廖承志的公子，曾担任过国务院侨办主任，王光亚则任外交部党委书记。

港澳办除了主任张晓明外，还有四位办领导，三位副主任宋哲、冯巍、黄柳权以及中纪委驻办纪检组组长潘盛洲。宋哲原是外交官出身，曾担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2016年起进入港澳办工作。

如今，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澳联络办、外交部驻港澳特派员公署都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港澳利益，发挥各自作用。

图为港澳办主任张晓明。

这四十年，港澳办的那些事

可以说，国务院港澳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月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提出为加强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纠正克服各自为政、自乱步调的现象，港澳工作全部归中央直接领导，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归口掌管港澳工作。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同年9月13日，国务院发文批准港澳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确定港澳办下设4个组，编制45人。就在港澳办步入正轨后3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后来被列入新时期三大历史任务的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办被赋予了收回香港和澳门、推进祖国统一的光荣使命。1993年3月，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更名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回顾这四十年，港澳办的工作可以概括为确保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及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建办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1981年4月，首任主任廖承志起草给中央的报告，建议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1982年3月，他向中央呈报《关于解决香港地位问题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报告》，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也就是后来所熟知的“十二条”。这意味着在1982年9月，也就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就香港问题开始谈判前，中央对港方针政策已基本确定。

之后，为了港澳两地回归，港澳办还参与了中英、中葡外交谈判以及组织制定香港澳门基本法。

虽然外交谈判以外交部为主，但作为相关单位，港澳办在台前幕后做出不少贡献。比如先后打掉英方所谓的“三个条约有效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主权换治权”等主张，挫败英方靠“经济牌”“民意牌”向中方施压图谋。经过二十多轮艰苦谈判，最终于中英双方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之后经过4轮谈判，中葡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关于澳门前途的联合声明。

此外，港澳办还牵头制定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1985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京举行首次全体会议，之后连续工作4年零8个月，香港基本法终于在1990年4月4日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来经过4年多的努力，澳门基本法于1993年3月31日八届人大会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两部基本法是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与宪法共同构成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为了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顺利回归，港澳办作出历史性贡献。面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港澳地区，港澳办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采取签署CEPA、开放赴港澳个人游等举措，帮助两地经济发展。这些年，为了遏制“港独”分裂活动，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港澳办先后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就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作出“8•31”决定。特别是妥善处理了持续79天的非法“占中”事件，对香港局势发展起到关键性影响。

这四十年，港澳办的那些人

工作是要人干的。在“庆祝国务院港澳办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上”，张晓明回忆了几位港澳办老领导的故事。

1980年3月，廖承志决定到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当时这类手术成功率不高，许多人劝他不要冒这个险。手术前，廖承志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如果继续采用保守疗法，即主要靠药物维护，是不能完全治愈的……这种状况使我不能正常地工作，实际上处于长期休养状态，这是等死状态，我是绝不甘愿的。如果手术成功，将可以延长我为党工作的时间，最少五年，多到十几年。”

同样的，第三任主任鲁平1995年5月检查出患有胃癌，仍抱病完成到港澳出差的任务。在胃切除四分之三、头发因化疗脱光的情况下，他就戴顶帽子上班，站完香港回归的最后一班岗。

鲁平是港澳办的元老。1978年刚到港澳办工作，廖承志交给他一个任务，到广东协调处理香港与内地的“三通”问题，重点是开通九龙至广州的直通车。那时，人们思想观念中“左”的烙印还很深，许多人认为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之间搞火车直通，是不可想象的事，近乎“天方夜谭”。但到了1979年4月4日，在各方努力下，直通车顺利开通了，连接起了内地与香港交通。

在《知遇之恩与品格垂范—— 忆鲁平同志》一文中，张晓明还提到了一则小事。那时，还是港澳办基层干部的他第一次出席重要活动，到场后要了一杯咖啡，加进伴侣、方糖，用咖啡匙搅拌一通后，端起来就喝，匙子还在杯中。鲁平走过来轻声说：“咖啡匙是专门用来搅拌咖啡的，搅拌好之后，要先把匙子取出来，摆放在手托的小碟子上，不能舀着喝，也不能把匙子放在杯中一起端着喝。”

港澳办原副主任李后曾对上世纪80年代进入港澳办的年轻人讲过一段话：“你们能参与香港、澳门回归的有关工作是很幸运的。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豪地对你的孙子说，爷爷当年曾经参与过收回香港、澳门，曾经为洗刷百年国耻尽了力。人生只要能为国家、为民族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就可以终生无憾了。”这或许是那一代港澳办人的情怀。

再看未来，正如张晓明所言，“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一国两制”本身就包含也包容着矛盾对立，港澳在实现平稳过渡的同时必然遗留不少隐患和问题，新政权和新的宪制秩序的建立难免需要一个过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们看待港澳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时，切忌理想化、简单化、情绪化。”

他坦言，随着港澳进入“五十年不变”的中期，许多问题已经并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再加上国际斗争大格局的影响，把港澳治理好绝非易事。

当然，我们坚信香港澳门的明天会更好。正如小平同志在谈到中英谈判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所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内图来源：国务院港澳办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