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别人怎样，我每次站在机场行李提取处的转盘边，都会特别的焦躁不安，总是尽可能往前，站到行李出口最近的地方，直到看到自己的箱子落下来，心才安定下来。这在心理学上大概可归类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我自称为“行李焦虑症”。

那么，这创伤性记忆最初又是从何而来呢？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来自世界香都巴黎。那年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出国，不免有些惶恐。有着丰富出国经验的朋友晓琳告诉我，一定要在托运行李上写好挂牌，写清楚你的目的地和联系方式。她第一次去巴黎，在机场就找不到行李了，后来航空公司按照挂牌上的地址直接帮她送到了里昂的大学宿舍。此后的实践证明，这条经验太有用了。

爱尔兰航空安排的下塌处

我们是从奥地利出发在法兰克福转机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的。在行李转盘那儿等到最后都没有等到我的箱子，而同行的妹妹一家却是找到了他们的行李。便由妹夫出面去同汉莎航空交涉，他们讲的是德语，我们根本听不懂，反正结果就是当天肯定是没法解决了，不知落在了奥地利还是法兰克福，好在我们的行李上都有地址，如果第二天找到会给我们送过来的。可当天怎么办，我到巴黎的第一时间就是感觉沮丧。

更受打击的是看到预订的酒店。那家酒店说起来也算是连锁店，每天将近100欧，可是逼仄的卫生间几乎什么用品都没有。大床上是条破旧的毯子，下面虽有一幅床单，可我与女儿同睡难免会触碰到看上去不怎么清洁的毛毯。一定要有睡衣，这是我的第一想法。于是我列了清单，去买今晚必需品。好在我们住在中心城区，商业还算发达。先去超市买了拖鞋、牙刷、牙膏、毛巾、香皂等等，又去百货店买了两套睡衣和内衣，拣最便宜的，也花了50几欧。整个感觉就不好了，当时的汇率是10：1，啥也没干就花了500多元人民币。

第二天，我们按照原定日程去了凡尔赛宫。那富丽堂皇的宝殿也提不起我的兴致。手机已剩最后一格了，照相机也没电了，今天若是再没找到行李，简直就要弹尽粮绝了。傍晚时分回到酒店，推门一看，我们的红色箱子正对门口。简直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有救了。

再出国时，我随身会带很多东西。譬如所有充电器是绝不能托运的，一双一次性拖鞋既能在长途飞行中穿，也能备不时之需，一块毛巾，牙刷牙膏，一套旅行装的洗漱用品。时刻准备着！

转年和女儿一起去英国、爱尔兰时，实践证明一切准备都不是多余的。那次是跟团游。返程是从都柏林到伦敦转机回上海。我们第一班坐的是爱尔兰航空，延误了大概有一小时左右。飞机刚到希斯罗机场，导游就带着全团老少直奔另一个航站楼。当我们气喘吁吁到达维珍航空的登机口时，一位女职员面无表情地说：“Finished！（已经结束了）”其实此时离飞机起飞还有20多分钟。导游再三跟她解释，她仍是重复那句话。导游只好去和爱尔兰航空交涉，爱航赔了我们一天的住宿和三顿饭。可是我们的托运行李却无法取出。

我们住进了机场附近的Park Inn，很不错的酒店，进出都是高大英俊的机长以及美丽苗条的空姐。每人发了一套牙刷牙膏，总算是安顿下来了。团里有些人在叫唤，手机快没电了，晚上洗完澡湿漉漉的脚得塞到皮鞋里。我和女儿有备无患，比较笃定。吃完午餐已经将近四点了，可不能把这赚来的半天浪费了。女儿是哈里波特迷，想去国王十字车站，寻找小说和电影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之前游览伦敦时没有此项目。

国王十字车站8号站台

机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俩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辗转到国王十字车站。说来也奇怪，前8个站台都很容易找到了，我们站在了最后那个8号站台，就是找不到9号站台。问了路人，才在左手边拐弯处找到了九号站台。远远便看见两个姑娘正在推哈利波特的那辆一半在墙里一半在墙外的小推车，哈利波特就是在这里遁去的。女儿自然也要上去推一下。又过来几个日本姑娘，显然也是找了很久才发现，发出了快乐的惊呼。女儿的心愿得以完成，也算是此行意外的收获。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我们在地铁线上发现有海德公园站，回程时看天色还没暗，就决定去那里看一眼。虽没找到著名的演讲角，但宁静的公园还是让人非常享受。

回到酒店，该充电充电，该洗澡洗澡，我们一样都不缺，成了全团最羡慕的人了。他们正在吃晚饭，向我们打听都去了些什么地方，且还在抱怨英国的酒店没有拖鞋。

非洲之行，最容易有意外。所以我特别谨慎，随身带着对我来说的必需品。可是有谁知道呢，还是防不胜防。我们从多哥的首都洛美（最南部）坐大巴到卡拉安（最北部），是人和行李分开的，行李在另一辆箱型车上。因为不是托运，我以为那辆箱型车会如影随行，也就没作任何准备，只带了个随身的小包。一路上确实路途艰难，见到很多翻倒在路边的集装箱大卡车。洛美是海边的港口城市，所有进口的物资都在这里进港，而通往北部的道路只有这一条，所以特别拥挤，但我们当时并不知详情。去时还好，我们到了不久，行李车也到了。

回洛美时却遇到状况了，一路奔波直到夜晚才到洛美，大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今天行李不一定来得了。可我们明天就要飞塞内加尔了呀。为什么呢？据说是司机在闹情绪，语焉不详。也许是长期生活在非洲的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他们安慰我们也许今晚能到。我还好些，同行的小魏买了好些当地画家的油画，特别失落。我俩挤在一个房间互相安慰。没法漱洗就歪在床上和衣休息。大概凌晨两点多钟，电话铃响了，通知我们去拿行李，大家狂喜去拿仿佛失而复得的行李。

此后的行程时有行李被扔在前一个国家的故事，幸好我的行李都还在，而且我的备用物品也帮助了同行者，她的行李没能运过来，啥也没有，我正好备了一套牙刷牙膏，让她将就着对付了。

更奇怪的是，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行李堆里多出一只不知是谁的箱子。问下来肯定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只好打开那只箱子，想寻找它的主人。只找到一块ibis的牌子。推测是之前在洛美的ibis住宿时，我们有部分行李是放在行李房里的，那个行李房也没人看管，匆忙装车时多拿了一个箱子。可是怎么都找不到那个主人的信息，也没法同他联系。这再次证明，在行李中留有个人信息哪怕是一个电话有多重要。

虽然已有不少国际旅游经验，但我仍忍不住在行李转盘这头焦急等待。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内文图片：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