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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吕敬人|屡获“世界最美的书”等大奖,从北大荒走出来的他说:走得慢,才走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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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越 2018-08-18 05:37
摘要:功夫花下去之后,读者看到的不再是“表情冷淡”的白纸黑字,而是有着生动表情和氛围的文字。

8月的上海,满城书香。夏日当头,人们读书、购书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在刘海粟美术馆,一场以书为主角的“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40年”展同样吸引了不少爱书人的目光。
   

作为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书籍设计大家,吕敬人曾数次问鼎“世界最美的书”等国际奖项,并全力参与“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扶持青年设计人才。
   

改革开放40年,亦是吕敬人在书籍设计领域深耕的40年。创作、著书、办展、教学……“走得慢,才能走得稳。”怀着这样的心情,吕敬人一路做书,一路走来。

 

(刘海粟美术馆  供图)



【那时做书,只画封面,没有封底,印刷只准用三色】

 

找一个空位,戴上白手套,在柔和灯光的映照下阅读,周围安静得只听得见书页翻动的声音。近日,刘海粟美术馆的展厅一隅,时时进行着这场人与书的对话。
   

这是吕敬人上海个展送给读者的“礼物”———一次颇具仪式感的阅读。
   

从事书籍设计40年来,吕敬人第一次回到上海举办个展。过去几年,他和他的书籍设计理念走向了德国、韩国、美国等地,获得了许多业内人士与普通读者的认可。上海是吕敬人的故乡,亦是近代中国出版的起源地,吕敬人觉得,此时此刻在这里办展,意义非凡。
    

(展览最后的“阅读角”  刘海粟美术馆 供图)
   

上观新闻:40年前,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开启了新的一幕,许多人的命运也为此发生改变。您是如何踏上做书这条路的?
   

吕敬人: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其他单位一样刚刚恢复工作,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就把我从北大荒调了过去。从那以后,我正式投入出版相关工作。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出版社,它的前身是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刚到那儿的时候,我发现办公室里老编辑们讲的都是上海话、苏浙话,很亲切。整个出版社的良好风气,编辑们的高水平和深厚的审美修养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学到了很多。
   

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工作是给文学作品画插图。作为青年作家的“摇篮”,出版社当时出了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包括王安忆、张抗抗、贾平凹、韩少功、叶辛等。那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一边读他们的小说,一边画插图,既兴奋又享受。
   

后来,我逐渐进入画封面的创作。那个年代是铅字排版、凸版印刷。设计就是用水粉或水彩画封面,文字全靠手写。因为条件还比较困难,只画封面,没有封底,印刷只准用三色,依靠相互压印呈现第四色或五色。印封面时,我就跟着师傅在机台调油墨、看印样,还到垃圾堆里看颜色、找设计灵感,每个环节都觉得很有意思。
   

(吕敬人在北大荒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虽然是30岁之后才踏入出版和设计领域,但您与书籍和绘画、设计却早有缘分?
   

吕敬人:回想起来,我很早就开始接触书本。小时候,父亲在家中为我们兄弟五人办了一个图书室,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和书打交道。那时的上海里弄,小朋友们都会相互走动、一起玩耍,我们的图书室对外开放,邻居都可以来借书。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图书管理员”,包书皮,自己设计借书卡,帮大家登记日期和所借书目。那时就对书的保护、书的流通有了潜移默化的印象。
   

我最初开始接触设计也和父亲有关。那时他做丝绸生意,请了意大利人来做设计,我得以接触到大量精致的设计稿,对色彩构成、装饰图案形成了一定的感觉。我很小就和哥哥一起拜师学画,他学山水,我画花鸟。从小学到高中,我还一直担任班里的墙报委员,每周都要画黑板报,一个人负责组稿、编辑、设计。
   

在北大荒的10年,上学、参军、招工都没有希望,但只要能画画,我就觉得无比幸福。那时,我们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除了劳动,只要有空就办学习班,一起画画。1973年,我们幸运地遇到了贺友直老师,与他度过了365个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创作的日子。他带着我们下生产队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研讨脚本、塑造人物、构想情节、制定手法、完成画稿。他的正直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让我们受用至今。

 

(吕敬人插队北大荒时期的采风绘画   刘海粟美术馆 供图)


    
【当一本书的“导演”,而不只是“化妆师”】

 

上世纪80年代,国门逐渐打开,一阵阵“国际化的风”伴随着各种书籍、电影、展览吹了进来。吕敬人却进入了疑惑期和痛苦期。
   

彼时,翻看国外的书籍,吕敬人被文字编排与图像呈现背后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深深感染。但由于政治、经济、观念的制约,国内的书籍装帧却还停留在装饰的概念上,只做封面,没有封底,内文几乎千篇一律、缺乏设计。
   

出去看看,成了吕敬人的心愿。
   

1989年到1993年期间,吕敬人两赴日本,拜设计大师杉浦康平为师,投身书籍设计的研究学习。经过不断地思考、感悟与实践,吕敬人回国后首度明确提出从装帧到书籍设计观念的转化,让“书籍设计是对文本一定的介入”的理念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吕敬人第二次赴日本在杉浦康平工作室学习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1996年,您和宁成春、吴勇、朱虹一起筹划了“书籍设计四人展”,正式提出了“书籍设计”的新话题,引发了业界的讨论。在当时,这个概念是颇受争议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不理解。当初为何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吕敬人:如果依然执着于固有的书籍装帧理念,停留在给书“做装扮”的阶段,那么出版人的需求无法得到体现,读者也不会有所感受,整个行业都进步不了。当时就想把好的观念和作品拿出来,让大家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我们4个人一起做了个展览,还出了一本《书籍设计四人说》表达我们的观点。
   

当时提出“书籍设计”的新观点后,有人就说,我们喊“装帧”喊了这么多年,要改变谈何容易?也有人直接问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改变”。但我想,正如过去我们都说“绘图课”“工艺美术课”,而现在说的是“视觉传达”,人们对一个名词概念的理解其实是可以随着时代的改变和进步而变化的。

 


   (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到不同的环境接触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您带来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吕敬人:刚到日本时,看到杉浦康平老师做书,会把作者、出版人、插图画家、摄影师、印制人员全部聚在一起,不断讨论、切磋书的结构和最后呈现的阅读结果,如书的阅读层次、体例分布、色彩关系等,而不是只有文本编排。这让我很受震动,心想:设计师这样,会不会被扣上越俎代庖的帽子?
   

但后来,我看到这些功夫花下去之后,读者看到的不再是“表情冷淡”的白纸黑字,而是有着生动表情和氛围的文字。书籍设计师的这种专业性令我惊讶,更让我重新认识和定位这项工作。原来,做书是一件大事。我开始反省,我们过去所谓的装帧是不是太简单了,做书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当然,在日本我也接触了一些只做封面的装帧工作室,一年可以做三四百个书籍封面,出版社也需要这样的书,不是每本书的制作都能投入太大的成本。但我认为,对有责任感的设计师来说,做书不能仅仅停留在封面设计,而是要把一本书提升到有文化价值、能够流传下去的高度。那时我就知道,往后自己的设计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突破原先对装帧的理解之后,看到了更广阔的设计空间,是否意味着要研究学习的方面也更多?
   

吕敬人:其实杉浦老师给我最重要的教导不是那些直接的设计技巧,而是让我领会到,书籍设计师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他曾形容说,一个设计师就像一口大坛子,随时随地要将各种知识或新鲜的感受装进去。
   

我刚到工作室时,杉浦老师给我买了一台录像机和一堆各个国家、各个流派的电影,边看边给我讲,让我了解电影和设计的关系。我还曾随他一起参加各种民俗节日活动,拜访民间艺人,参观各类展览,聆听音乐、观赏戏剧。摄入了这些“营养”、有了修养之后,参与书籍设计的时候也就会有更多的灵感和想法。
   

上观新闻:也就是说,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匠人”,而是怀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广泛地探索?
   

吕敬人:对。不满足于常规,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我其实很“恨”别人跟我说“这就是你的设计风格”。我想,书籍艺术和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个性就是生命,坚持个性才能体现风格。为此,我希望自己对每本书的设计都能抱着一种新鲜的态度,不重复自己,把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对所有设计师而言,如果能提升自己的价值,把设计驾驭得更好,当一本书的“导演”而不只是“化妆师”,不是更好吗?

 

【“来自中国文化却不爱它,还去吹嘘别人,不应该是这样”】

 

“不慕古却饱浸东方品味,不拟洋又焕发时代精神”,这是吕敬人做书的追求。
   

从业以来,吕敬人设计了不少传统书籍,从形态、图形到纸张,细节之处皆有中国韵味。这些作品,或是成为全国各大图书馆的藏品,或是作为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礼品。
   

人们不曾想到,吕敬人也曾有过一段“忘了去珍惜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期。“但越到后来我越是明白,事实上,继承与创新、民族化与国际化之间并不矛盾,中国传统书籍艺术的文化财富不应该被所谓的与世界接轨所淹没。”吕敬人说。
    

(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上世纪80年代,国内文化、艺术领域有一股崇尚西方的风气,您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后来是怎么改变的?
   

吕敬人:那时候我刚到日本,看了很多外国的书和展览,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西方文化的羡慕和向往,夸赞说“这太好了”。杉浦老师就不爱听这种话,经常“棒喝”我。他说:“我们日本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中国文化对我们的设计理念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还在学呢。你是中国人,来自中国文化却不爱它,还去吹嘘别人,不应该是这样。”他的话让我开始反思。
   

回国后,在接触了更多中国传统书籍艺术和民俗文化相关的选题后,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国家的文化宝藏真的太丰富了。但是,对于拥有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中国传统书籍艺术,今人对其价值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如何尊重、学习、继承和拓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要让今天的人们深刻认识到传统书籍的魅力,只是照本宣科地如法炮制显然不行。但若是能够承其魂、拓其体,重新创造一个具有古籍内涵和传统文化特质,又呈现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的书籍生命,那么我们的书籍之美也许会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上观新闻:您的代表作品,比如获评2009年度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的《中国记忆》和荣获2010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的《怀袖雅物》,都体现了您吸收传统视觉元素并将其注入现代书籍设计的追求。
   

吕敬人:《中国记忆》是为配合北京奥运会设计的,以构筑浏览中国千年文化印象的博览“画廊”作为设计构想,将体现主题内涵的视觉元素由表及里贯穿于整体书籍过程。设计的核心定位就是体现东方文化价值,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东方精神渗透于全书的信息传达结构和阅读语境之中。
   

那套《怀袖雅物———苏州折扇》丛书,我做了5年。这是一套介绍中华传统艺术的书,必然透着中国的书卷气息,采用古线装、经折装、筒子页、六盒套等传统书籍形态。不过,书页中的夹页、长短插页、拉页合页、M折页,又都是古籍中没有的。为了更有层次地传达文本信息而采取配页法,线装的缀钉形式由习惯的六眼钉改为更生动的十二眼钉。书脊钉口还特意为四册线装本分别设计梅、兰、竹、菊文人四君子的图案。
   

中国拥有那么丰富、那么美的书籍形态,作为书籍设计师,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意蕴,让其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您不但是世界和中国“最美的书”的获奖者,同时也是“中国最美的书”的资深评委。关于书本的“美”,大众是否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吕敬人:六七年前,我曾在上海的一家书店亲身经历了一件尴尬的事。当时我刚设计了一套介绍绿茶、乌龙茶、红茶的书,准备买来送朋友。设计之时,我就决心要让书体现出东方茶文化的意韵,于是将绿茶、乌龙茶二册用传统装帧形式,并在筒子页内侧印上了漂浮的茶叶图像,通过油墨在纸张里的渗透性,让书页呈现朦胧茶韵清香。
   

到柜台问了店员,他带我走到了角落,从最底下把书拉了出来,然后说:这书还有人买啊。原来,他们觉得这本书不吸引眼球,连上架的资格也没有。
   

那时我感觉,第一,我可能把书做得太简朴了;第二,人们对于书籍的审美需要一定的引导和改变。长期以来,有些人包括相关的从业人员会认为只有能一下子吸引眼球的才是“美书”和“好书”。但我想,一本精心设计、不同一般的美书才充满阅读的诱惑力,并且是值得长久品味的,而不仅靠一件漂亮的外衣。

 

【希望书能作为一个舞台,上演一出“好戏”】

 

书艺问道,一个人的能量终究有限,但通过传递,便能够产生能量的增值。
   

2002年,吕敬人开始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做书,直至2012年退休。退休之后,吕敬人并没有闲下来,反而“获得了解放,可以更好地干事儿了”。
   

2013年起,吕敬人开办书籍设计研究班,面对社会延展设计教育。2014年,他创办了《书籍设计》杂志,推动书籍整体设计理念更系统化地传播。
   

“看到中国有越来越多有趣、有益的书籍出版,有更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设计师在成长,我有一种醉人的幸福感。”吕敬人眯着眼,笑着说道。
    

(第10期书籍设计研究班师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您在清华美院任教多年,退休后为何继续在社会上开班教学,招收的学生还都是各个学校的老师?
   

吕敬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存在不足的地方,并非学校不作为,而是在当前教育制度下,一些课程不能灵活安排。比如说学生“走出去”或是把外教“请进来”,都有一定的难度。手工实践往往也受到局限,尽管学校里各种机器设备都齐全,但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学生们不能自由地操作、实践。
   

2013年至今,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在北京开设书籍设计研究班,尽力把国内外最优秀的设计师请过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书籍的整体设计。来参加研究班的学员中都是老师,其中不乏来自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的教授、院长,也有“世界最美的书”和“中国最美的书”的获奖者。他们本身都是传播者,带着过去的工作和教学经验,聚在这里重新开发、梳理一些理念,随后回到各自的学校,把新观念和新方法传播给更广大的学生。现在,更是有出版社的文字编辑来参加研究班,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审美认知,对今后做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和一般的学校课程不同,我们这里采取工作坊的形式,理论当头,实践紧跟,让大家动手进行编辑设计、图表设计和手工装帧设计等。在这个过程中,学员们的互动探讨很热烈,会提出很多很有针对性的问题,让我很惊喜。这样的课堂,我希望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影响更多的人。

 

(2017吕敬人北京个展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除了出版从业人员对书籍的热情,近年来,一些实体书店作为新型文化空间正在崛起,读者对于阅读和购买纸质书的热情日益高涨,您怎么看?
   

吕敬人:过去几年常常有人会问,电子时代来了,纸质书会消亡吗?我想,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物质,那么作为纸张存在的书本便不可能消失。但是,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人们对纸质书的要求已经不是“有饭吃就行”的简单呈现,而是变得更为追求品质。人们希望现在的书能够作为一个舞台,上演一出“好戏”。
   

从这种角度看来,我们国家每年出版50万种书,数量是否太大了些呢?可否少做一些书,多做一些精品书呢?如果说做书人负责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那我们当下更要好好研究如何“修桥”。走得慢,有时方才走得稳。
   

对实体书店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还像过去那般泛泛地做一些大而全的“巨无霸”书店,而不去研究书籍的选择和摆放的方式,不去营造读者喜爱的阅读氛围、打造舒适的阅读场所,那必然会在这场对阅读品质的追求中被淘汰。

 

人物小传:吕敬人  1947年生于上海。书籍设计家、插图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CAGI)成员。书籍设计作品曾多次获评“世界最美的书”和“中国最美的书”,曾任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委。

(李欧文 摄)

 

栏目主编:龚丹韵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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