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维度切入，全球南方展开复兴叙事
杨成提出，全球化激发各国各地区文化自觉，费孝通的“将心比心”是文明互鉴有效方法
-
杨成主讲 -
近十位听友获得优秀提问奖
本期讲座由文汇报社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联合主办。
本版整理：李念 金梦
版式：李洁
照片：周文强
嘉宾主讲
“全球南方系列十讲”正从各个维度深入而有序展开，接着之前破题、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三个话题，今天我从全球南方的文明维度“接着讲”。
全球南方的文明维度
国内学界目前对“全球南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博弈两大维度，对其文明维度的深入探讨仍显薄弱。
长期的文明等级制遮蔽了文明主体性
对文明维度不够重视，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南方”国家囿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对政治自主和经济发展更为关注，而对自冷战以来被遮蔽起来的始于殖民时期的文明等级制，以及在苏联解体后经全球化包装更加隐性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没能保持足够的警惕。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中深刻地指出，西方从帝国时期以来的国际影响力拓展，都嵌入了“文明等级制”这一核心逻辑。文明被分为野蛮、蒙昧（未开化）、半开化、文明和发达五种等级，显然最先进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最边缘的是现在更多被西方定义为“失败国家”的国际行为体。
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在《什么是西方》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西方“文明标准”的生成逻辑：经历过五个关键时刻，即古希腊人创造了城邦和科学，古罗马人发明了私法和人文主义，《圣经》倡导的伦理观与末世论，11至13世纪的“教皇革命”以及西方近代重大的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接受并内化其精神，一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纳入“西方”的范畴。
何伟亚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中指出，下跪冲突显示，中英双方对现代性与文明的本体性认知分属两种系统。
由此可见，推动文明之间的“互识”，是全球治理新秩序构建的关键，也是“全球南方”获得真正的主体性的要义所在。
从“自然状态”出发的国际秩序弊端日益凸显
当前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建构逻辑，基本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单元，这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就成为主导范式。这种制度安排的底层逻辑更强调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但当西方帝国对外扩张时，它们就开始罔顾其他国家的主权了，不干涉内政原则也被抛诸脑后，替代它的是“文明等级制”。资本主义列强以文明输出的名义，实际上毫无忌惮地破坏着其他国家的文明。
在文明等级制的前提下，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极力推崇一种国家之间处于相互争斗的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假定，这一思想被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成为其基本逻辑，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与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一切安全问题都是零和博弈。
虽然霍布斯文化至今还深刻影响着西方世界的主流认知，但面向人类的未来，这套深刻塑造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基本准则，现在已走到死胡同。我们急切地呼唤新的解决方式。
全球南方国家的古代文明大多处于失语状态
从文明维度上来说，“全球南方”当前基本处于文明失声状态。我们熟知的人类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文明史”叙事中，充满着对玛雅文明、努比亚文明、印第安文明等这些早期文明的忽视、漠视和无视。
我所在的研究院把研究重点设定为“全球欧洲”研究，是因为现有的欧洲研究基本上以所谓的“现代世界”为开端，从而沦为了先进西方、落后非西方的二元化线性叙事。把古代亚欧大陆上的文明互动纳入视野，欧洲就失去了单一现代性输出者的话语优势，一个更完整的多重现代性的世界知识图景将被建构出来。
因此，要讲好全球南方国家文明起源故事，就必须一方面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等西方史观，强调“失语”文明的自主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加大考古学、人类学领域投入与研究力度，以更多的突破与文明证据支撑起全球南方国家的文明话语权。
近期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普罗大众很难想象，中亚在世界文明史上曾居于中心地位，其多样文明的共生共荣催生过一个“黄金时代”，而当时的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大量史料证明，欧洲正是经过阿拉伯的传译活动，才从中亚等处获得了后来的发展动力。这提醒我们，“全球南方”从未缺席人类文明进程，只是在西方世界史话语中往往被边缘化。
全球南方的文化自觉
在这种大背景下，除将“全球南方”的文明维度提升到与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外别无他法。一个有利的历史契机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出现群体式“文化自觉”的大趋势。
全球文化渐趋“美国化”，加剧文化依附
全球南方国家在个体或集体意义上的文化自觉之所以日益勃兴，与全球化将时间维度上的“现代性问题”转化为空间维度上的“全球性问题”，并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密切相关。
从苏联解体开始，美国主导并强力推进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最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资本自由流动与跨国文化输出成为主旋律，世界被裹挟进由美式文化符号、价值系统和消费习惯主导的全球秩序。《世界的西方化》一书指出这一进程造成了对非西方文明的边缘化与再塑造。
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欧陆哲学家曾长期忧虑，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否正在导致全球的“美国化”？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会不会就此逐渐被抹平？这种全球文化的结构化过程，实际上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依附与话语不平等。
全球化进程也是国家文化觉醒的过程
全球化并未消解地方性。恰恰相反，它在与本土文化的遭遇中暴露出深刻的不适与摩擦。这种“适配”困境反过来激活了本土文化的反思性机制。地方性文化的反思更是因此成为推动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与民族，纷纷唤醒自身文化意识，进入“文化觉醒”状态。“全球南方”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得了新生，开始以文明为核心重新思考全球关系，并主动寻求多元价值体系下的文化定位。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这种“文化觉醒”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觉”。它不仅是对外部文化入侵的回应，更是对自身文明价值的重申与主体性的重建。在他看来，“认不清的我”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根本挑战。“自知”不仅是个体的伦理美德，更是国家文化主体建构的基础。这样一来，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自觉就转化为政治、法律、教育、传播等多重维度的系统工程。
西方的传统认知范式是一分为二的，而中国认识世界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一分为三的，这就是《道德经》中所提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在“全球南方”的文化自觉实践中，如何从“一分为二”的现代性走向“一分为三”的复杂认知，构成我们迈向文明互鉴的内在动力。
各类国家都在勃发“伟大复兴”的叙事自觉
文化自觉及其重要性，可以从新的时代条件下全世界日益普遍化的“伟大复兴”叙事中窥见一斑。
大国提倡伟大复兴在情理中。近年来，中等强国、地区性强国也加入“伟大复兴”叙事行列。以土耳其为例，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以及总统埃尔多安的诸多举措，均明确指向重新振兴其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地位。土耳其甚至停止使用被认为由西方赋予的英文国名“Turkey”，而改用更具本土自信的表达。
小国也跟随而上。以我研究的领域中亚为例，哈萨克斯坦正重新书写本国发展史，成立术赤兀鲁思研究所，编撰七卷本《哈萨克通史》。托卡耶夫总统更明确提出哈萨克斯坦是金帐汗国的直接继承国，还提出“公正的哈萨克斯坦”理念，细化国家治理愿景。
乌兹别克斯坦提出了以“新乌兹别克斯坦”为名的2022—2026年发展战略。政府专门在塔什干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公园”。类似复兴叙事更是嵌入日常生活，如街道更名、纪念碑新建、饮食文化塑造等。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抓饭中心”（Центрплова）设有全球最大的抓饭锅，一次可烹饪足以供成百上千人食用的抓饭，各地还经常举办“抓饭节”，成为其国家建构和认同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现象提示我们：“全球南方”各国的复兴故事讲得越充分，它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就越显突出。显而易见，全球南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无法绕开文明维度的基础。
从文明互动到文明互鉴
文明互动是历史常态，但文明互动并不等于文明互鉴。
此前，无论是汤因比还是亨廷顿，都认为全球范围内存在着远少于国家数量的文明。一旦突破这一思维定势，“全球南方”国家必定通过与差异性或大或小的“他者”的自发互动行为中丰富、完善和提升自己，并因此获得了文化自觉与独特身份。
“全球南方”国家虽然普遍反对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但在政体类型、治理结构、资源禀赋、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共同身份的建构面临巨大挑战。依赖被动的文明互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引入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是一种更高自觉性的互动，承认和尊重的文明多样性只是最基本的前提，自觉参照、消化、吸收他国的长处并最终反哺给其他国家才是关键。
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文明互鉴在历史上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当时各国之间的通勤便利远不及全球化时代，因此决定了即便有互鉴，也是“互”多“鉴”少。文明互鉴强调的是参照者、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重点并非主体性。因此，从被动的文明互动到主动的文明互鉴，是“全球南方”真正崛起的必然选择。
在价值立场上，寻求建立公正的“后霸权世界秩序”。
在认识论上，各个文明在世界文明演进变化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在规范意义上，试图重新阐释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主张世界秩序的规范基础不是也不能由某种强势文明单独界定，而是在相互对话中加以建构和巩固。
在生成过程上，各方自觉建立了妥协与协调机制而最终获得被各方均能接受的普遍性。
如何实践文明互鉴？将心比心
如何真正做到文明互鉴呢？费孝通先生提出“将心比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他在93岁高龄时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其核心意思就是，文明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所有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相互之间只能比照、借鉴、学习、消化、吸收，最后促成自身的发展壮大。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美美与共”的最高境界。
应该说，“将心比心”在本质上就是承认多重主体性和多重普遍性，是对“民族—国家”框架内隐含的默认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精神规制下，我们习惯于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也就是“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而在“将心比心”的逻辑里，仅仅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强调文明是一律平等的。
将心比心的逻辑：由我内出发到无外境界
难以真正走进“他者”，在于普遍存在但又很难自知的“种族中心主义”，或者叫“我族中心主义”。
“将心比心”的逻辑是从“我”、从“内”出发，最终达到“无外”的境界。赵汀阳曾说，中国文明思想是“大度”而非“宽容”，大度是不讨厌他人并因而容易接受他人，而西方青睐的宽容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讨厌他者但强行压制这种讨厌，因而在实际上很难真正接受他人。
“将心比心”因为其基本精神在于“化”，并且最重要的是经由“以己化他”达到“化他为己”的终极目标，因此“化”的本质都是互鉴。按照赵汀阳的理解，“化”的底层逻辑是“天下为家而无外”。这种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引申出的世界观表明，既然世界是由无数个最小单元“家”组成的，因此“无外”就意味着只有内部而没有不可兼容的外部。
在“将心比心”方法的指引下，一旦无外原则变成世界尺度，整个世界自然而然可以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这恰恰会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享几个案例。
历史与田野实践。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马里开展田野调查时独自走向水源，因屡遭当地向导阻拦而心生不满，直至得知实为防范鳄鱼袭击后方才释然。这说明，在缺乏“将心比心”理性认知的情况下，文明互动极易导致误解。
上合组织20年实践。以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解决边界问题为例，其成功依赖于各方平等、尊重与理解的合作态度，这种机制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并成为中国外交遵循原则。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提出了“撒马尔罕精神”，2025年6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提出了“中国—中亚精神”。
欧盟发展的重要设计师之一的让·莫内认为，“人类本性并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准则和制度并确认其适用性时，他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是文明进程本身的一部分。”
这三种精神之所以能够同频共振，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合作双方能够做到“将心比心”，并在此过程中积累起充分的信任，最终变得“无外”，也因为“无外”而日益大度，因大度而创造更多的合作空间，完成从信任到更大信任的完美循环。此次峰会签署了80多个合作协议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带一路”的文明逻辑。“一带一路”“五通”中，最重要但也最难做到的就是民心相通。如果不能做到“将心比心”，民心相通只会沦为可望而不及的想象。所以，“一带一路”的底色是地缘文明方案，隐含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思维，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文化翻译”：是语言翻译，更是文明对话与转换
区域国别学承认复杂性、特殊性、地方性，它最重要的逻辑是去中心主义，是建构跨文化理解的知识中介。王铭铭教授曾撰文介绍人类学的“文化翻译”传统，庞朴研究员多年来围绕“一分为三”撰写了大量著述，知名跨文化交流专家顾力行教授进一步提示，“文化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翻译，更是文明意义上的对话与转换。凡此种种，皆为“将心比心”做了充分的注脚，也使后者理应成为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和最重要工具。
未来，唯有建立在平等、理解与尊重基础上的文明对话，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走出冲突循环，迈向共享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