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二）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吴晓明/唐亚林/吴海江/石建勋
日期：2025-10-15
9月29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复旦大学、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理论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此次会议为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系列理论研讨会的第二场。现刊发会上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历史意义
吴晓明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对党的二十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集中展现了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我们已经明确意识到，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展开的；只有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并且才能够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标志着历史性实践达到转折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一章集中论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一文中，提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本质特征。其中，第二个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这个主题在现代性的范围内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因为现代性的自发状态总是造成两极分化。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使得共同富裕成为可能？中国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内容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重大创新，才能真正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使之得到具有原则高度的学术阐述。
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个本质特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样，这在现代性的范围内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真正的实现。因为现代性的逻辑本身是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而“丛林法则”就意味着强大之后必定称霸。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中国也曾深受其害，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既是自身发展需要，也是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学术要从“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
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随着实践达到特定的转折点，它的上层领域也将或早或迟发生相应的转变。从学术形态上来讲，这个转变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要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且开始获得“自我主张”。
中国自近代以来，面临着重大的现代化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的知识和学术便从总体上进入到一种“学徒状态”之中。在特定历史阶段，这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意义深远的。
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这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样也是个人发展的基本规律。
就此而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指仅仅具有一些中国元素、中国色彩或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指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谈得上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才谈得上“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
《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文中提到，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学术上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从思维方式上来讲是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而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所谓“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就是把学来的东西当作抽象的普遍性来掌握，并把它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形式就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因此我们不能坐在象牙塔内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
我们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在此基础上，我们既要研究中国问题，也要研究世界问题。从实体性的内容方面来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不仅是由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提供给我们的，而且是由这一历史性实践在“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中提供给我们的。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无比丰富也无比新颖。
总而言之，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我们面临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这个时代任务固然已经具有它的实践基础，但却并不会自发地完成，需要理论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规划治理：新型治国理政范式
唐亚林
以五年规划（计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新方式，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跃迁的治理奥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五年规划（计划）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对此有一个精辟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穷二白，连日用的煤油、火柴、铁钉都称为洋油、洋火、洋钉。为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党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突破，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通过五年计划（规划）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执政党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全国层面的发展目标与地方层面的发展目标、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与地方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关于规划治理的理念、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建构基于集体理性的新型决策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建构规划治理这一新型治国理政范式的核心内容。
超越个体有限理性的集体理性决策模式
人类社会关于治国理政制度的成长模式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进化论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是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个体与组织无以掌握某一事物或事务的全部信息与知识，只能通过经验的累积和不断的试错，形成关于某一事物或事务的认知以及关于治国理政活动的自生自发秩序，这种制度成长模式以英美等国为代表。另一种观点是建构论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是马克思，认为理性是一种智识的体现，可以通过诸如政党等组织主体对社会的能动认知以及历史实践的规律认识，形成对既有社会运动的总体性知识，由此建构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周全式规划方案，这种制度成长模式以中国为代表。
从人类社会治国理政制度的实践来看，不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现有制度体系的形成既有本身长期演变和调适的情况，又有各国根据时代特点和国情进行自我设计的特点，二者呈现相互交织、互为促进的特征。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正确认识，基于一定时空条件、过往成功经验与教训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演算与推测，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的治国理政事务，在充分汲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发挥民主决策、集体领导作用的基础上，按照利害相一致原理，形成了具备历史演进合理性、现实操作性与发展前瞻性，并体现整体性、开放性、系统性、长远性等特征的战略、策略与举措，由此建构了一种超越个体有限理性的集体理性决策模式。
做好顶层设计中的规划与政策制定工作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一文中，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若干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提到通过洞察世界发展大势、把握人民群众共同愿望以及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等方式，做好顶层设计中的规划与政策制定工作。
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顶层设计何以可能、何以重要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因为是分阶段，不同阶段就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所以按照不同阶段制定规划就成为可能；因为是分领域，所以必须通过顶层设计来统筹推进。
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文章强调，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这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给予了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系统性地汲取民意与民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利害相一致原理，以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计划）等中长期规划方式，最大化地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与整体利益，形成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整体性方案和具体推进方略。在此过程中，既建构了集前瞻力、决策力、行动力于一体的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又建构了基于历史方位判断、奋斗目标提升与发展绩效呈现三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创造了融集体理性、整体主义与长期主义于一身的规划治理新模式，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迅速组织起来、快速实现工业化、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中国样本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吴海江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创新理论也随之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对于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方向、方法等作出了系统论述。相关论述集中体现在《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篇文章中。
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
历史证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就必须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
灵魂引领方向，脉动关乎生命。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魂脉，因为这个魂脉背后搏动着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的真理力量，这个魂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不可或缺的“精神之钙”和不断强大的“思想基因”。
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前提，更是中华民族始终能够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促进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所在。“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为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及时科学回答时代新课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推进的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的活力源自对时代课题的深刻回应与科学解答。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
理论创新的深厚伟力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推进理论创新，决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沉到一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切关心群众疾苦，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要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营养、提炼经验，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凝练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成为扎根实践、汇聚民智、顺应民意、深入人心的科学理论。
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历史必然性、内在逻辑要求以及经典文本作用，让党的创新理论充分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第一，从党的性质宗旨、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大变局上把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历史必然性。要在“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历史自觉中把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使命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中把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性，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时代定位中把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紧迫性。
第二，从构建理论“有机体”、锻造理论“整钢”上把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逻辑要求。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要做到纲举目张，围绕“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主要内容，整体性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骨架和精髓，构建理论的“有机体”，锻造理论的“一块整钢”。
第三，从加强对新思想原著的学习和研究上把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具体发力点。必须把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摆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突出位置。当前，重点是学深悟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对其中涉及的重大理论判断和重大理论命题，以及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要加强学习和研究，从而进一步夯实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阐释根基。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金融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
石建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篇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强调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为一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内涵和实现路径，为新征程上以金融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金融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必备条件和重要标志
国家强，金融必须强；金融强，国家才能真正强大。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具有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信息传递等功能，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有效推动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
从世界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化强国无一不是金融强国。英、美两国均是通过建立强大且高效的金融体系，分别推动英镑、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进而利用强大的金融力量集聚全球资源，支撑其强国的地位。强大的金融体系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还是可以影响他国甚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硬实力。因此，金融强国不仅是现代化强国的必备和必要条件，也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建设金融强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强国建设必不可少、不能缺位。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多个方面涉及金融体系高质量及其功能的发挥，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国内看，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效率和质量提升，从而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从国际竞争看，强大的金融体系能够增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提供高水平的国际化金融服务，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世界大变局的趋势看，金融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现代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构建与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强大金融体系。
因此，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不仅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战略保障，事关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局。必须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各项强国建设任务。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加快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建设金融强国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金融的基础是劳动积累，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离开了生产劳动的价值创造，没有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累和积极参与，金融源泉就会枯竭。金融要真正得到发展，必须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各种金融创新和各项金融服务，也必须有深厚的市场和群众基础。
金融的劳动本源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建设要始终坚持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劳动积累保值增值的需要。这就需要在推进金融强国建设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金融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养老金融，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要加快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体系，管好货币总闸门，维护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钱袋子。
此外，要加快建设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依法依规处置金融风险，保护债权人和储户合法权益，做好支付、征信、存款保险、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工作。加快建设强大包容公平高效、有韧性有吸引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放在优先位置，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各项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各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违法违规行为，努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特聘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