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瑜
日期：2025-08-03
■主持人： 陈 瑜 本报记者
■嘉 宾： 伍 江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
陈 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黄凯锋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编者按 城市，文明发展的空间，现代化建设的载体。2025年7月14日至15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10年再次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对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了“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确立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目标及七大重点任务，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如何从建设城市文明的高度深刻领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推进上海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距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已过去十年，这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到2024年的67%。“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为城市工作明确了清晰的时空坐标。如何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
伍江：从客观规律上说，城市的粗放型增量型发展阶段是城市的初步建设阶段，城市的精致型存量型发展阶段是城市的维护和提升阶段。就城市发展的全生命周期而言，增量型发展阶段是短期的、非常态化的，而存量型发展阶段是长得多的、常态化的。过去那种手术式的大规模更新改造，在带来城市生活品质和空间面貌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诸如城市尺度非人化、风貌同质化、公共空间缺乏、环境污染严重、文化遗产消失、社区封闭隔离、资源消耗骤增、土地资源紧张、抗灾能力脆弱等越来越多的“城市病”。我们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调整城市发展模式，让城市建设尽快走上更加可持续的有机更新轨道。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核心是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这就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城市发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不断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空间品质的人性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安全韧性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文化传承、文脉赓续和文化创新水平，让城市成为宜业宜居的理想空间，始终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城市发展转型也是城市工作重心的转变。城市治理将会逐步取代建设管理而成为城市工作的主要内容。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今后城市治理的工作重心将会更多地围绕城市日常运行、维护和管理进行更为精细化的持续改进与提高。通过持续“城市体检”不断发现“城市病”，及时针对各种“城市病”找到并实施治理的路径，形成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陈杰：要从严肃审视“三个关键期”着眼：首先，当前是我国从享受城镇化高速推进红利到适应城镇化中低速前行的关键期。从城镇化率来看，上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前的十年（2004—2014），我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推进阶段，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93%，年均增加1.4个百分点，但2015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86%，年均增加1.07个百分点，降速十分明显。尤其2020年以来，年均城镇人口净增量只有1185万人，相比2010年代年均接近2400万人的水平，下降幅度十分巨大。这显示我国城镇人口规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见顶。对于已经习惯30多年快速城镇化红利的我国城市经济系统，城镇化速度短时间内的降档，会有一个阵痛期。
其次，当前是我国城市经济系统从享受空间扩张红利转向适应空间锁定的关键期。2015年的前十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4.97%，2015年以来的年均增速大幅降为2.05%，说明城市边界扩张明显趋缓。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在2011年首次突破4万平方公里，仅用了4年，就在2015年一举跨越了5万平方公里，但到2021年才突破6万平方公里，并且近年来增幅很小，显示我国城市空间规模也正在趋于稳定。我国城市经济系统长期从城市空间高速扩张中获利巨大，面对城市空间锁量的到来，需要有一个适应期。
第三，当前是我国城市发展方式和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以来的十年，我国城市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增量日益减少，人口和城市建成用地“双达峰”日益逼近，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基本消失。在这些发展要素资源的重大趋势性、结构性变化倒逼之下，未来我国城市发展方式必须加快从粗放式走向内涵式，发展动能必须加快从要素推动走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和发展动能转换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
黄凯锋：从追求速度的“外延式扩张”阶段，迈入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是党中央为新时代城市发展划定的时空坐标，相应地，也提出新的治理要求。所谓“内涵式发展”，重在提质增效，重在“久久为功”的历史耐心。换句话说，不能只盯着GDP增长和闪亮的项目，“还要看欠了多少债，把多少问题留给后人”。这是对城市发展方式的根本性校准。上海的探索与这一判断具有内在契合性。作为最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超大城市，上海这些年大力推动城市从“增量建设”向“存量更新”转型，不搞大拆大建，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绣花式治理”，城市更新中既注重文脉赓续，也注重功能提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海近年来围绕“安全可靠”“绿色低碳”“便捷高效”等目标开展《美丽上海三年行动计划》。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城市建设“主体在城、落点在人”，要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细节中见功夫、显水平。
主持人：“不是靠归大堆、摊大饼，要看内涵式发展”。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于城市建设目标有了新表述，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宜居、韧性、智慧”三个目标相比，新目标更加丰富全面，如何理解背后的深意？
陈杰：这种扩展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首先，城市建设要落实“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我国的城市经济建设已经明确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要以创新为第一引擎，为此把创新放首位，是十分必要和合理的。而对美丽的提出和重视，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更好践行“两山理念”，并增强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文明是城市软实力，关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来源，影响一个城市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程度。一个城市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要通过创建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彰显城市个性特色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城市文明来体现。
其次，是更好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建设创新城市，需要发挥全体市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城市以人为中心，自然要求城市中不仅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和宜居美丽韧性智慧化的人居环境，还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就要求有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三个目标的增设，也可以看作是人民城市理念下时刻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而不断增长的内在特质。
第三，是更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高水平的共同富裕需要不断通过创新提升生产力。可持续的共同富裕要求生态健康、环境可持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富足的共同富裕自然要给予城市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同时，引导共同富裕价值观内化到每个市民的城市文明建设，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伍江：毫无疑问，城市宜居、人民安居乐业是城市发展的最基本也最核心的目标，而城市的韧性，亦即城市预见和抵抗各种未知风险的能力，是城市宜居宜业的基本前提。智慧则是运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实现城市宜居和韧性可持续的路径和手段。在“宜居、韧性、智慧”这三大目标基础上又加上“创新、美丽、文明”三大目标，有着非常深刻的含意。创新，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智慧高度集聚的空间。城市永不停息的创新能力是城市品质不断提高和城市能级持续提升的根本动力。美丽，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精神需求。这次城市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要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就是将人们对城市美的需求放在了与物质需求同样的层次。文明，则点明了城市发展的本质属性。城市建设本质上是社会建设，城市进步最终表现为社会进步。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将文化传承、文脉赓续和文化创新放在极高的高度上去认识，让城市真正成为承载人类文明的物质空间载体，成为每一个人心中永远的“故乡”。
黄凯锋：“六个建设”体现了城市发展理念、治理逻辑和人民立场的高度统一。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已从单一物理空间拓展为复合生态系统，传统目标体系已无法全面反映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要与城市功能的综合性拓展。“六个建设”都是对城市“为何建、为谁建、建什么”的“硬需求”和“软期待”，体现我们对城市本质认知的转变——不是建造场所，而是组织生活。“创新”带动城市活力，“美丽”塑造生态空间，“文明”传承人文底蕴，“韧性”应对风险挑战，“智慧”提升治理效能，“宜居”回应人民期待。这些目标相辅相成，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六个建设”的目标导向在上海城市发展中也有历史积累和实践探索。张江、临港聚焦科技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一江一河”滨水岸线注重生态修复，助力“绿色低碳”空间转型；嵌入式社区服务不断优化，“家门口”文化空间不断拓展，垃圾分类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崇德向善”蔚然成风。价值目标付诸制度规范，上海正在用“细微之处见精治”的方式，探索“六个建设”协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之路。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气质、中国风范。”当前，上海正积极推动从文明城市创建向城市文明建设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坚持以文化服务城市建设全局、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好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
黄凯锋：习近平总书记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高度把握现代化人民城市主导方向，为我们从文明城市创建走向城市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这样一个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阶段，精神文化正在成为现代城市运行逻辑中的内生性因素。
城市文化要真正服务城市建设全局，首先必须突破“文化搭台”的传统思维并“躬身入局”，真正让文化理念、文化活动、文化机制实质性地嵌入城市治理的系统之中。上海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强调“空间+文化”的双向介入。比如“口袋公园”的改造，很多街角小广场不再只是绿化工程，而成为社区记忆的载体——既可能嵌入街坊文史陈列，也可能承接邻里剧场、城市诗会。又如“红色地标+文化演艺”的复合利用，将历史空间激活为公共文化场域。这些看似微观的举措，实际上就折射出城市治理从“管理空间”到“组织生活”的深层转型，也展现了文化在其中的黏合作用和生长性。
城市文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支点。当前，上海在文旅、演艺、数字内容、创意设计等领域不断探索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建设的人民立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重新整理传统剧本《三毛学生意》，以滑稽元素对接当代表达，保存了城市方言，把代际之间的笑声重新串联起来。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教化工具，而是城市居民表达、联结、抒情的一种日常方式。文化建设只有真正落地于人民、回应于人民，城市文明建设才有不竭的思想资源和持久的精神力量。
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城市，一定拥有一种能够凝聚精神、安顿人心的文化自信。在上海这样一个开放、创新、包容的超大城市中，精神文化的内蕴更有挡不住的自在光芒。这也就决定了文化建设不能只看“有没有项目”，更要看“有没有逻辑”，有没有真正进入城市运行的核心机制。从文化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类别，到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再到文化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正在目睹“文化—城市”关系的结构性重塑。而这场变革的发生，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靠某个专项指标推进的，它就发生在每一场社区戏剧的观众席上，发生在晚睡博物馆的灯光下，发生在十月里铺满梧桐叶的街道上。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城市”：一个既要有楼宇经济，也要有精神坐标；既有发展速度，也有文化温度的文明共同体。
陈杰：走出一条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中国式城市文明建设”路径，上海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首先，通过共塑城市精神内核来推进“以文化人”。通过培育城市精神标识，在民生服务、公共建筑、历史风貌、影视语言、商铺招牌、公文风格等各处城市细节中彰显。其次，通过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推进“以文惠民”。优化公共文化空间，建设“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推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社区，推进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发展全民文化共享平台，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第三，通过提升城市文化设计理念来推进“以文润城”。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的理念和古今中外兼望的视野，在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中强化海派文化传承，打造有鲜明特色的海派街区、海派建筑、海派公园和海派文化品牌活动，做好依托“一江一河”的场景化海派文化体验。第四，通过打造文化产业新动能来推动“以文兴业”。加大文化人才培养、发掘和引进的力度，联合多主体多种形式共同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加大数字赋能文化产业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和创新投入方式、融资支持方法，加快发展具有龙头引领作用、产业链长的创业设计产业，激活城市IP，把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
伍江：城市是城市生活的物质空间容器，同时也是城市精神文化活动的最重要物质空间载体，是人类文明历史最重要的舞台，承载着人类社会的重要集体记忆。城市本身是最大尺度的人类物质产品，也是最大尺度的人类文化产品。城市不同的物质空间形态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空间感受，让人们产生不同的空间认同。城市空间形象以及在其中发生的活动与事件使城市空间产生厚重的历史感、场所感，从而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城市的空间认同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加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最终成为这座城市人们的灵魂归属。城市不仅进行物质生产，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城市也进行文化生产，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城市的物质功能属性和城市的精神文化属性同为城市的两大基本属性。
城市的文化传承、文脉赓续和文化创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赋予城市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在能量。城市文化更是城市文明的最本质体现。历史文化遗产绝不是制约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城市文化创新不是城市发展的表面点缀，而是城市发展的最终归宿。城市文化事业健康蓬勃发展是城市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结果。
观点
伍江
文明，点明了城市发展的本质属性。城市的文化传承、文脉赓续和文化创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文化创新不是城市发展的表面点缀，而是城市发展的最终归宿。
陈杰
城市文明是城市软实力，关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城市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要通过创建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彰显城市个性特色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城市文明来体现。
黄凯锋
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阶段，精神文化正在成为现代城市运行逻辑中的内生性因素。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城市”：一个既要有楼宇经济，也要有精神坐标；既有发展速度，也有文化温度的文明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