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好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其中首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如何立足国情实际，走好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报今刊发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相关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构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 张熠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闭门造车、拒绝国际经验，忽视各国老龄化的相似性和普遍规律，也不是机械套用，忽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老龄化方面的差异性和非典型特征。关键在于立足国情实际，系统把握经济、地理、文化和制度特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探索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治理路径。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实现从现象观察到理论提炼、从实践探索到制度创新的完整跃升，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实践方案和制度设计。

经济国情：发展中的老龄化

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存在本质差异。多数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进入经济低速增长阶段；而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特别是作为世界上人力资本积累最快的国家，充沛的发展动力使我国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并存的独特特征。这一特殊国情，深刻影响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设计逻辑。

在养老金制度改革方面，国际社会曾长期推崇个人账户积累制。20世纪80年代智利率先实施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这一模式一度被世界银行列为标准方案向各国推广。然而实践表明，现收现付制在中国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更得益于快速提升的人力资本。随着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显著改善有效弥补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对于一个人口结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快速转变的经济体，如果盲从他国经验而转向积累制，不利于老年群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人力资本对人口结构的“补偿效应”在养老服务领域难以显现。对于需要大量劳动时间投入的养老服务体系而言，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无法抵消数量减少的影响，反而形成双重压力：一方面适龄劳动力规模缩减直接减少照料资源供给；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提高又推高服务成本。当前养老服务机构普遍面临专业护理人员短缺与经营成本攀升并存的困境。破解这一难题，必须通过专业化培训、借助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带动用工成本和服务价格下降，才能激发和释放养老服务有效需求。

由此可见，若忽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不仅难以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更可能误判老龄化问题的本质特征。这一分析表明，中国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人力资本进步等特殊经济因素。

地理国情：人口流动中的老龄化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体现为时间维度的结构转型，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重构特征。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我国作为大国，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特别是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空间再分布，使得老龄化进程呈现出独特的区域异质性。这导致在整体人口尚未严重老龄化时，老龄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体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及川渝等地区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而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活跃区域则因持续的人口集聚效应维持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

老龄化在区域层面的异质性不仅影响了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也加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在这种背景下，仅依靠现有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已难以有效缓解问题。“人口流出-赡养负担上升-实际费率上调-劳动力继续流出”的路径会导致养老保险基金与人口流动的“恶性循环”。

解决这种区域老龄化问题需要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例如，提高社会统筹层次，由上一级或中央政府承担基本的养老责任。允许部分养老保险缴费由流动人口自愿按比例划转至其户籍地、家庭所在地或父母居住地，用于支持当地老年人的基本养老开支。通过基本养老服务随人走，一方面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候鸟式养老”、新型养老地产的发展，更充分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提供的丰富养老资源。

文化国情：家国同构中的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更是深层的文化命题。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尊老爱幼”“百善孝为先”的家国伦理。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的家国传统仍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韧性。尽管面临少子化、家庭小型化等挑战，但代际互助的传统依然稳固。父母支持子女成长，重视子女教育，子女赡养年迈父母，甚至普遍存在隔代照料、隔代赡养的现象。这种文化传承，使敬老养老不仅是道德要求，更为养老政策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社会情感基础。

当然文化并非万能，也无法替代制度保障。随着少子化趋势加剧、独生子女照护压力上升、女性就业角色转变等因素交织，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遭遇现实挑战，公共政策的托底功能亟待强化。文化的传承不应停留于表象认同，更要在制度体系与治理逻辑中得到深度体现。因此，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需要坚守“家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对文化国情的深刻理解基础上建构自主理论体系，将文化价值与现代制度有机融合，制定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东方智慧的治理路径。

制度国情：社会主义下的老龄化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抵御个体风险的屏障、纠正市场失灵的工具，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为社会稳定团结和谐提供了根本保障。

这一制度国情决定了我国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共担风险和共享发展利益的基本原则。西方国家曾长期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社会保障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功能一度被边缘化，过度强调个人责任、自由选择和市场机制。然而在多次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下，欧美国家也不得不重新重视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与风险共担的基本功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风险挑战，必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强化风险共担和社会团结，统筹协调代际和代内利益，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优化青年就业创业渠道

■ 解咪张雯倩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社会之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青年铺路搭桥，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支持青年在创新创业的奋斗人生中出彩圆梦。这充分彰显党中央对青年群体就业创业的高度重视与战略考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多措并举优化青年就业创业渠道，着力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防变量，加力构建青年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激发青年就业创业的热情与信心。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多领域拓宽青年就业创业岗位

产业是经济之本，也是吸纳就业和促进创业的关键载体。提升产业的就业创业带动能力，需着眼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拓展就业空间，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

一是深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定青年就业基本盘并培育新增长极。面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影响，传统产业作为解决青年就业的主战场，其改造升级至关重要。应依托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旨在提升产业能级、优化生产效率，进而创造更具引领性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为传统产业就业注入新动能。

二是拓展城乡基层和公共领域就业空间，引导青年投身国家建设与民生服务。民生服务与公共部门是吸纳青年就业、拓展发展门路的重要方向。在基层扩岗方面，各地区应立足区域发展定位，通过官方就业服务平台动态发布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社区养老等领域的基层岗位信息，提升基层就业岗位供给的可及性与吸引力，确保青年“引得来、干得好、留得住”。同时，统筹推进“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并加大向东北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倾斜力度。在公共领域扩岗方面，公共部门应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充分挖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资源，扩大招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规模。

三是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释放青年创新潜能与就业创业新动能。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和平台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为青年群体提供更灵活、多样的发展路径。新业态更契合青年对个性化、自主化职业选择的偏好，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催生大量新岗位和就业形态，尤其在服务业领域显著拓展青年就业渠道，有效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的内生动力，成为青年融入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点。

破解结构性矛盾，多路径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

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是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质量的关键，需精准施策以实现人岗匹配。要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高校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着力培养适应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高技能、复合型、应用型青年人才队伍。

一是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强化青年职业技能水平，实现从“低契合”向“高匹配”的转变。重视供给端培训内容与生产端企业需求的有效精准对接，杜绝出现技能培养与岗位需求脱节的情况。同时，根据技能人才市场的供需动态及青年个体能力基础的差异化特征，灵活调整培训内容，并建立健全与技能型社会相适应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使职业技能培训贯穿青年从学习到工作的全过程。

二是推动高质量产教深度融合，鼓励校企协同育人，提供高质量实践机会。需从政府、企业和高校三方协同出发，深入挖掘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需求，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其中，政府作为引导者，应做好顶层设计，发挥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职能；企业作为实践经验和市场资源提供者，应积极提供高质量见习岗位；高校作为青年培养主阵地，应主动对接产业发展方向，优化培养体系，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三是加强思想引领与观念塑造，引导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须准确把握青年价值观引导的着力点，将就业教育和观念引导作为“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引导其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正确就业观、职业观和成才观。通过积极的政策宣传、典型示范和生涯规划指导，帮助青年将个人志向与社会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在服务国家战略、投身乡村振兴、参与创新创业的实践中，实现个人抱负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多维度完善青年就业创业支持体系

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持续推动就业质量的稳步提升与就业规模的合理增长，切实为青年群体创造更具确定性、更富保障性的就业创业环境。

一是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制，全面优化青年创业生态。一方面，打造覆盖全民、功能完备、精准帮扶、数字赋能的现代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健全创业支持机制，强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供给，提升创业服务的精细化和实效性，着力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以放大创业带动青年就业的倍增效应。此外，持续推进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坚决破除制约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障碍，努力打造公开、公平、透明的就业空间。

二是加强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支持，切实维护青年就业合法权益。当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突破两亿人，新就业形态正逐步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支撑。鉴于新就业形态工作模式的高度灵活性和自主性，需明确“跨平台、多雇主”环境下雇员与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及时将新业态青年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同时，可积极探索按单缴费、多平台参保等模式，补齐制度短板，切实保障青年的合法权益。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大力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

■ 应望江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难点与重点。目前在产教融合上仍不同程度存在“学校本位、企业缺位”“院校热、企业冷”现象，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两张皮”困境依然存在。因此，构建产教融合新样态势在必行，这需要各界“握指成拳”协同发力，而进一步理顺产教关系，大力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充分激发企业的主体能动性，则是关键一招。

产教融合的五个新趋势

随着《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相继出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体两翼五重点”计划正式实施，我国产教融合正呈现出新时代新特征。

一是更强化多方协同。职业教育只有与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企业发展相适应，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随着产教融合型城市的推进试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新模态不断涌现，“政产企校”多方协同育人平台开始形成，产教融合将与产业转型、区域发展、企业发展深度捆绑，一体发展。

二是更聚焦产学适配。与以往自发为主的产教融合形式相比，未来的产教融合将更强调学校专业和产业企业的精准适配。职业院校通过积极对接、响应行业企业的需求，及时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着力提高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

三是更关注业界需求。长期以来产教融合多着眼于人才培养，学校主要向企业产业提要求，未来产教融合的立足点将逐渐转向关注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更重视产教融合对产业发展、企业进步的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撑，让企业成为人才培养过程的参与者和培养成果的分享者。

四是更重视企业主导。与传统职业院校牵头的形式相比，未来产教融合中，将更加注重由行业龙头企业把握产教融合的主导权，持续创新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五是更注重融合质量。未来将按照“国家急需、供需适配”的原则，通过产教深度融合，重点打造一批“金专业、金课程、金师资、金基地、金教材”，推动知识图谱向能力图谱全面转化、传统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培养彻底转向，以教学关键要素“小切口”全面推动职业教育“大改革”。

加快落实企业主体地位

发挥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能动性，首先要落实其主体地位。推动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在职业教育办学多元化过程中做出的重要战略谋划。

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层面落实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重要主体地位，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地位、行为和作用首次上升为法律规制和国家意志。2019年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可按规定给予适当支持。”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确认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重要主体地位，这一政策取向意味着企业将走向职业教育的舞台中心，成为与职业院校并驾齐驱的重要办学主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这里所说的“企业主导”也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了重要解决方案。当然，企业的主体地位不是单向度的，既是融合的责任主体，也是融合的受益主体。

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目的是有效引导和充分激发企业举办和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企业既是职业教育需求的发出者，又是实践导师和设施设备的提供者，也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者。兴教办学绝不可离开企业主体的深度参与。

着力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

在当前条件下，尚不能要求所有的企业都在职业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可以通过加快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将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改革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营造企业积极投入、竞相参与的良好氛围，形成先行者先受益的政策激励效应。对此，需要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多方协同发力，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资源整合等措施，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在当前，构建多元化的激励体系尤为重要。对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可以享受现有“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政策；同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激励政策与企业投资兴办职业教育、接收学生实习实训、接纳教师岗位实践等相挂钩。

具体而言，对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的试点企业，其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规定的，可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对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展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等的企业，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职业教育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设立职业教育专项补贴资金，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课程教材开发、师资培训等项目给予直接补贴；建设产教融合信息共享平台，整合职业院校、企业、产业、协会及政府部门等信息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和供需对接。企业通过平台发布用人需求、技术研发需求等信息，促进合作交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财税投资学院教授）

数字时代的社保治理与服务

■ 汪伟吴梦萱

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在提升社保治理效能的同时，也使社保制度在适应新就业形态、弥合数字鸿沟、保障数据与社保基金安全等方面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数字化改革提升社保治理效能，不仅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选择，更是夯实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之基的重大课题。

数字化赋能社保治理与服务

一是数字技术以数据分析为支撑，提升了社保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人力资源、参保缴费等海量数据的动态研判，决策部门能够精准把握经济运行与就业市场态势。例如，在失业保险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等具体实践中，正是基于对相关群体的精准画像与数据追踪，才得以实现政策资源的“精准滴灌”，确保了社保政策在超大人口规模下的科学落地与高效运行。

二是数字技术以风险防控为重点，筑牢了社保基金的安全防线。我国着力推动监管模式从传统的人工核查向现代化的智慧监管转型，构建覆盖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追溯的全链条、立体化风险防控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依赖于技术手段的创新应用，更强调通过健全内控机制、明确权责清单并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实现技术监督与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从经办授权到基金运行的全方位、穿透式监管。

三是数字技术以流程再造为核心，提高了社保经办的管理效能。近年来，我国加快优化社会保障服务流程，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机制，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改革，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并构建起能够应对海量业务需求的经办新范式。

四是数字技术以服务创新为导向，拓展了便民惠民的应用场景。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电子社保卡覆盖10.97亿人，覆盖77.9%人口。同时，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等线上服务渠道日趋完善，社保业务的办理模式突破地域束缚，实现了从“线下跑”到“网上办”“掌上办”的转变。“一卡通”应用还推动了社保服务的跨界融合，其服务从传统的社保、就业、医疗领域，延伸至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日常生活场景。

数字化带来的四个严峻挑战

第一，传统社保制度难以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以平台为依托的新就业形态，形成了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此类群体往往大规模地游离于以传统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之外。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冲击传统社保体系。在筹资端，人工智能对传统就业的替代效应可能导致缴费群体规模收缩；平台经济的“去雇主化”特征，加剧了税源流失并侵蚀了社保缴费基础；而零工经济的崛起使得向灵活就业群体筹集社保资金更加困难，筹资压力进一步加大。在管理端，数字经济下的就业形态导致劳动关系日益模糊化、就业碎片化，使得现行社保制度的管理模式受到冲击。

第三，数字化应用带来社保信息安全隐患。数字社保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将覆盖全民的核心敏感信息进行数据化整合，并形成一个国家级的超大规模数据库。在此过程中，其潜在的安全风险被同步放大：包括外部攻击的系统性风险，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等威胁增加；内部滥用的合规性风险，部分机构可能会越界采集或滥用数据；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风险，数字“弱势群体”则因信息甄别能力较弱，更可能沦为网络犯罪的对象。

第四，数字鸿沟引发社保服务不平等问题。一是技术获取的不平等。据今年7月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仍有近3亿的非网民，以农村老年人为主。他们因设备或技能匮乏，难以顺利体验数字化社保服务。二是服务设计的不包容。目前一些数字化社保服务的设计未能充分考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缺乏必要的无障碍功能。

以数字化改革提升社保治理效能

完善公平可持续的社保制度。在治理模式上，探索更加灵活、包容的参保缴费机制。创新以平台为载体的社会保险征缴模式，从而打造政府、平台、个人三方责任共担、风险共御的新格局。在保障内容上，应努力实现从基础保障到赋能发展的跃升。推出适应新业态特点的专属保险产品。也要引导企业加大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投入，将职业安全、技能提升培训纳入保障范畴。

健全社保经办风险防控体系。在社保信息化过程中，应持续健全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的风险防控体系。一是构建协同联动的数字生态，健全内控评价指标体系，对社保基金要情进行量化考核。二是建立贯穿全程的数字屏障，通过智能预警与刚性管控，实现对高风险业务的自动筛查与精准锁定。三是夯实业务协同的数字基座，健全数据稽核联动机制，实现各部门数据共享。四是织密信息安全的防护网，强化技术防护与全员保密意识，确保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绝对安全。

提高社保体系的信息化建设。一方面，推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通过设立国家级“数智社保改革示范区”，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智慧社保平台，全面支持社保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接续。另一方面，强化智能技术应用。依托智能中枢与大数据分析，提升数据画像与智能分析能力，构建具备动态监测、智能分析和辅助决策功能的智慧服务体系，将服务模式由被动响应转为主动预判，实现政策与人的精准匹配。

增强社保服务的数字包容性。应推动形成兼顾技术效率与人文温度的数字包容性服务，打造技术无障碍、服务无死角的数字社保新格局。以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为核心抓手，面向数字“弱势群体”重点开展技能普及教育，创新社区养老、智慧健康养老等模式，提高社保服务的智能化与便捷化。坚持传统线下服务渠道与智能化创新并行，依托基层社区力量提供必要的人工辅助，全面实现社保服务的公平普及。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