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入口的社区花园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柳森
日期:2024-12-02
2021年—2024年间,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共征集社区规划提案200多个,建立社区花园100余个。图为2023年“花开东明 缤纷社区”花园节现场。
2022年3月至今,四叶草堂与徐家汇街道携手探索以家校社联盟形式助推参与式社区规划。图为位于徐虹北生活盒子的疗愈花园。
在四叶草堂看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对于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关键。图为他们基于实践经验总结的“社区花园可持续模型”。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逐渐形成以街道为单位多元共治参与式社区区块多街道合作点位
近年来,社区花园的营建与运维,成为上海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领域的一个亮点。在一些标杆性成果的带动下,不少社区把资源投入此类工作,但并不是所有的探索都可以持续并越做越好。
如何避免社区花园建设陷入“建成即巅峰”的困境,成为摆在社区花园所在社区的居民、居委会干部、物业等面前,一道颇为棘手的难题。
在上海社区营造领域,由一批毕业于同济大学规划、景观设计专业的学者创办的“四叶草堂”及其社区花园探索领风气之先,至今已有十余年。他们在化解上述难题方面有何心得?四叶草堂总干事尹科娈向记者娓娓道来。
本报记者 柳森
从社区花园出发的参与式社区规划之旅
城市周刊:前不久,四叶草堂以一场名为“从社区花园出发”的主题沙龙,回顾、总结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工作经验与得失,引发了很多同行的共鸣。大家发现,原来在默默耕耘的背后,四叶草堂也并没有一帆风顺,也要面对很多的困惑和挑战。
尹科娈:是的。这次由四叶草堂发起的主题沙龙,与其说是总结与分享,不如说是搭建起一个平台,欢迎所有关注社区花园的朋友一起来交流和共创。以这样的方式为下一个十年的“再出发”启航,是我们非常乐意做的事。
在我们邀请的主讲嘉宾中,既有研究“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如何以社区花园为媒介,带动公众参与行动和社会治理”的学者,让我们可以更清楚自己在行业里的定位,又有社会组织的代表、来自基层政府的一线工作人员。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可以彼此看见、互相交流,共同推进社区花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参与社区花园事业的社会组织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家看到的、想象的社区花园其实都挺不一样的。所以更需要大家能够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分享经验、相互支持,相信一定能够在社区花园建设领域,形成越来越丰富的内涵、拥有越来越多元的可能性。让作为入口和空间载体的社区花园,可以和足够多的行动者、社群、社区工作、社区生活去做结合。
这样一种足够丰富且多元的结合,我们认为,是社区花园比较理想的发展状态。这种状态的达成,尤其需要多方力量形成合力。
城市周刊:与会者似乎形成了一种比较统一的共识——社区花园本身不是目的,以社区花园为入口和空间载体,让更多公共空间可以激发公共生活,进而生发公共精神、促进人的成长,才是目的。
尹科娈:没错。伴随着一些城市的发展速度放缓、进入城市更新阶段,大量城市公共空间依赖物业、市政的管理和养护,城市的公共空间为谁服务、如何服务、如何保持活力,成为一个长久伴随着城市向前发展的课题。
过去十多年,四叶草堂的阶段性成果包括但不仅限于:通过建设上海首个位于开放街区的社区花园创智农园,探索样板花园的可持续模式与机制;通过参与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社区花园相关工作的规划、组织,探索基层系统性的参与式社区治理路径;通过为广西南宁市“老友花园”提供专业支持,探索社区花园标准化发展的路径,等等。
在社区花园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简要来说,有三个“更重要”引领着我们不断去迎接挑战。它们分别是:公众参与的公共性,比社区花园空间的样态更重要;让花园生长出更多可能性,比追求一成不变的稳定性更重要;形成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多方合作的运营模式,比形成单一来源的模式更重要且更可持续。
从行动者向赋能者转型意味着难度的大跨越
城市周刊:说到以社区花园为空间载体,促进更多人的成长,主题沙龙邀请了3位社会组织代表,介绍了各自与社区花园的故事。在你看来,她们的故事可以带来什么启示?
尹科娈:对于这3位分享者而言,社区花园早已超越了空间载体本身,是一份与所在的社区、社群共同努力的事业。
不同的人位于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层级,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个层级的人都请过来。但通过这3位分享者的故事,我们已然可以看到,随着社区花园参与者介入的时间越久、参与的深度越深,大家在这份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和身份会愈发复合。
秦颖是四叶草堂创智农园项目负责人、农园堆肥小组发起人。秦老师最初是以纯粹的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创智农园的活动中。她十分关注与环保、自然相关的内容。在建立堆肥小组、学习堆肥技巧的过程中,她集结起一群对环保、自然、教育感兴趣的同道,成为农园堆肥小组的骨干力量。
董莲婷是东明路街道第一个社区花园“心怡花园”的主理人,也是东明路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的成员。董老师有一定的设计基础,当社区层面有了建设花园的意向后,她立马就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其中,并成为骨干力量。
由于董老师本身就在社区所在的街道工作,对相关的政策、资源及其适用办法,比一般的居民多了一份熟悉,这让她在获取外部资源支持方面更具优势和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的群体行动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在董老师这样的个体身上实现了连接与融合。
孙樱姬(朋友们都爱叫她“大圣”)是一位资深的景观项目负责人,也是新华路街道新华小菜园“有种行动队”联合主理人。专业领域的积累,让她和队友们在新华路街道推进社区花园建设的过程中,很快地就成了骨干力量。
随着项目的开展愈发深入,当她们需要发挥专业所长去影响更多人、引领更多人,由行动者转型为赋能者时,她们遇到了时间精力不足、不得不平衡社区志愿服务与个人事业发展等非常具体而现实的困难。
当下,越来越多的社区花园步入运营与维护阶段,渴望实现更长久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进程势必呼唤更多行动者也能够扮演赋能者的角色,从而扩大整个事业的参与面。面对这样的重要课题,“大圣”的讲述就非常具有启示性。
城市周刊:对于她遇到的现实困难,你有什么建议吗?
尹科娈:对于“大圣”或是“有种行动队”的伙伴来说,作为在地行动者,或是以支持者的方式去赋能其他社区,一切皆有可能,不用急着找答案、下结论,在实践中会找到最适合她们的选择。
尽管从行动者向赋能者转型,意味着工作难度、工作方法、精力投入上的大跨越,但作为入口和空间载体的社区花园,终究不是所有参与者寻求个人事业发展与精神成长的终点。
社区花园可以是一个探寻个人未来事业发展的结合点,也可以只是众多结合点中的一个。那个渴望成长的人本身始终是最重要的。
空间中的人始终比空间更重要
城市周刊:让不同路径产生的探索都可以持续并越做越好,是四叶草堂追求的状态。关于避免社区花园建设陷入“建成即巅峰”的困境,你们有何心得?有没有好的工作方法可以分享?
尹科娈:放在我们这次主题沙龙的语境中,我们在实践中感到,社区花园建设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持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两者相互看见、合作,才能更加可持续。
其中,在我们作为第三方专业组织支持社区的过程中,核心的理念在于从社区花园空间实体入手,通过花园建设撬动居民参与,对老人、儿童、各年龄专业行动者等展开培育、支持,从而推动更多高质量、具备自主性的社区花园实践行动,逐步引导参与者关注更为公共的话题和空间,进而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这整个过程中,空间中的社会性的发育、人的成长,始终比空间本身的精细化设计、建造更重要。
2022年,我们开始介入徐家汇街道的社区规划工作。徐家汇街道的特色是教育资源特别丰富,我们便和街道一起探讨,如何通过家校社联盟的方式,助推参与式社区规划。
我们从五个片区开始推动试点,结合党群服务中心进行阵地建设,带动辖区内的孩子们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和社区的居民、居委会工作人员进行组队,去做社区规划提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着急着去建花园,而是把深入认识并理解居民的需求、支持居民介入、鼓励在地居民担任组织的核心成员摆在第一位。今年是我们在徐家汇街道展开工作的第三年,可能明年会有一个花园诞生、落地。
我想这就是在践行我们深信的一点:先做与“人”相关的工作,再在实践中建立人与人的协作关系,培育参与者回应真实的需求的意识,再落到空间上,以此作为持续深耕的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上海万科“理想之地”社区营造行动中,探索商品房社区的前置性社区营造机制。希望尝试在业主正式入住前,在社区的公共事务中建立邻里关系,为未来更进一步的社区营造行动,建立信任的基础。在武汉保利地产商品房社区的共享农场项目中,我们探索与物业协作的社区公共空间轻量化运营模式,希望能够找到社群搭建与农场经济的结合点。
四叶草堂一直都在思考:如何让社区花园作为一个起点,在更多不同的公共场景中,生长出在地的社区营造和社区治理解决方案。最近,由同济大学牵头、四叶草堂为社会组织代表共同筹备的“社区花园团体标准”制订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相信,这在社区花园领域,将会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式的进步。
到目前为止,社区花园作为一种空间载体,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立一个标准,至少可以为社区花园这个过去处于“游击状态”的行业的建设,定一个“下限”水平。希望通过对标准的研究和制订,让更多人理解社区花园并非随意为之,也有利于这个新兴空间类型得到更健康、更持久的发展。这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