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0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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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方案”如何走向破产

2019年12月10日   12: 思想周刊/文史·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贾秀堂

甲午之役后,孙中山决然走上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道路。然而,颠覆大清易,缔造民国难。南京临时政府苦撑三个月后,袁世凯便代替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不断践踏民主共和制度,直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袁氏死后,军阀混战,民主共和成为一块招牌。等到曹锟贿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可谓彻底破产。

短暂实现与初步挫折

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当时,村里住着一位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老人。农暇之余,他经常给村童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从那时起,孙中山就认识到清王朝统治的黑暗,萌生了反清意识。

1879年,在长兄孙眉接济下,孙中山远赴檀香山读书。经过一番海外深造,孙中山成长为一名知识青年。之后,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却被拒之门外。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于是,他放弃行医,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在惠州再次组织起义,队伍虽一度发展到两万人,但最终仍然失败。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华兴会、兴中会、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革命组织参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十几个省份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南京临时政府。

从成立之日起,南京临时政府就面临着生存危机。在其存在的90天里,一直没有得到各国列强的承认。同时,新政府饱受经济困窘的折磨。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回忆:“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拨给的。”

更让孙中山头疼的是,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统一。黄兴主张化敌为友,认为只要袁世凯倾向革命,即推举其为总统;章炳麟则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

与此同时,袁世凯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以便从中渔利。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孙中山方面不得不表示: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其必须拥护共和。

有此允诺,袁世凯加紧逼宫。最终,隆裕太后同意与南方磋商优待皇室条件。条件达成后,即以清帝的名义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且推荐袁世凯接任。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法,民国政府设于南京。临时总统改选后,袁世凯需要到南京来就职。但是,袁世凯借口“北方秩序尚未安定”“北京军队需要有人统率”以及“东北局势尚在动荡不定之中”等,坚持暂时不能离开。无可奈何之下,孙中山只得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开府。

袁世凯的“三步谋划”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第一步,就是逼迫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

1913年10月6日,国会举行正式大总统选举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当选,袁世凯命令军警“保护”国会,限制议员自由离开会场。

根据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委员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为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

首轮投票结果,袁世凯得472票,黎元洪得154票,伍廷芳、段祺瑞、孙中山、康有为等各得数票。因无人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袁世凯得497票,黎元洪得162票,仍未过四分之三。

二轮投票后,时间已过中午。议员饥肠辘辘,要求回家吃饭。但“公民团”将会场的前后门堵住,高声喝喊:“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不得不放弃消极抵制的念头,最终袁世凯以507票当选。消息传出会场,“公民团”高呼“大总统万岁”。

10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第二步,就是镇压国民党、解散国会。

早在1913年7月,袁世凯就开始攻击国民党人是“预谋颠覆政府”的不良分子。就职正式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便密令各省大兴“党案”,凡是侦知为国民党甚至怀疑为参加国民党者,格杀勿论。

据《民国》杂志报道:“京师为杀人总汇,在未解散国民党以前,其逮捕议员,枪毙议员,及以嫌疑遇害者,不可胜计……凡国会议员、省会议员、自治会议员,平日稍有则目而语之嫌者,先后明杀暗害,悉使之家破人亡而后已。”

11月4日,袁世凯干脆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国民党的出局导致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被迫停会。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第三步,就是修改《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

1914年3月20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修订《临时约法》大纲要求。约法会议立即拟定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临时约法》。

“新约法”规定废除责任内阁制,实行总统制——总统有公布法律,提出法律议案,发布命令,制定管制、官规,任命官员、宣战、媾和、缔约、统帅全国海陆军,接受外国大使、宣布戒严等权力。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扩张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

8月18日,参议员梁士诒等人又提出修改总统法案。12月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主要内容为“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参政院如认为有必要,现任大总统可以连任;大总统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等等”。这就实际上确定了大总统的终身制,且可传给子孙,基本上与帝制无异。

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最后一步,就是称帝。

1915年7月之前,袁世凯虽有称帝之念,但或多或少还存有一些顾虑。据记载,袁世凯曾与冯国璋有过一番谈话。他感叹:“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而余之大儿子克定,方在病中,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名士,三儿子更难以担任世务,余者均年极幼稚。余对于诸子,纵与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王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以吾子孙也!”

但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8月3日,《亚细亚日报》发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文章认为,帝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德诺的文章去除了袁世凯称帝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其称帝之心愈发坚决。

摸清袁世凯的底细后,一些地方的文武官员派代表进京,并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呼吁赞成帝制,甚至连“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也混迹其中。

10月28日,全国各地国民代表开始陆续举行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政院举行会议起草推戴书,袁世凯假意推让。当天下午,参政院再次起草呈递推戴书。翌日,袁世凯表示勉强接受帝位,并发布咨文。

咨文内容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事,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施,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朝贺”,帝制复辟。

贿选闹剧与“猪仔国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系。此外,比较有实力的还有盘踞东北的奉系。由此,中华大地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北京政府随之成为各大军阀竞相争夺的目标,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成了武人自我标榜的招牌。

1922年5月,直系战胜奉系,曹锟左右主张发动政变。1923年1月,曹锟派遣心腹在京网罗议员,组织了十几个俱乐部,并给每个议员每月发放津贴200元,另有“炭敬”“冰敬”等明目,为大选做准备。

在曹锟的压力下,内阁总理张绍曾被迫辞职,总统黎元洪出走天津。为了避免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曹锟加紧与议员的幕后交易。经过奔走联络,共争取到200多名议员的支持,还商定事后送给议长40万元、议员每张选票5000元。

同时,为了诱使议员出席会议,议员的岁费改为出席费。每出席一次议会,可支用50元,以每周两次会议计,与每月400元的岁费大体相当,多时能拿到五六百元。故此,一些在上海的议员也纷纷返回京津。

9月8日,曹锟的贿选机关又规定,大选时的出席会议费为200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疗费200元。9月11日,进一步将出席费用提高到500元。

在金钱的诱使下,至9月23日,国会各政团议员超过600人。10月1日,曹锟发出通知,凡去者皆送支票一张。所签支票,据说达573张,每张面额5000元至万元不等。

10月5日,大总统选举会如期举行。曹锟搬弄袁氏老套路,命令全城军警出动,实行戒严,凡议员进入会场者即不得自由出入。因签到者不多,改为不定时开会。大选机关调集100多辆汽车,分途迎请议员。

至11时,签到者仍不过400余人,不足法定人数,只好又派出可靠议员分头拉同党或同乡议员,每人至少要拉来一个,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结果连有些患病议员也被强拉硬拽而来。

下午一时许,签到者达593人,大会得以举行投票。最终,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当天,曹锟在北京正式就职。

据统计,曹锟贿选共用款达1356万元之巨。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会20万余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由于这批议员如同猪仔一样可以用钱收买,故被称为“猪仔议员”,国会亦被称为“猪仔国会”。曹锟贿选成功,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

总之,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苦寻救国之道。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方曾以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有效路径。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仅无力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反而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深渊。历史在呼唤更先进的政党、更先进的革命道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