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3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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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上的树

2018年09月03日   06: 特稿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首席记者 宰飞

京郊怀柔的箭扣长城正在修缮,但一个新问题把主持施工的“老把式”程永茂难住了。不是山高,不是石重,不是钱缺,甚至不是古代工艺失传,也不是审批流程繁复,都不是。

问题出在小小的树上。

原来,始建于明代的箭扣长城年久失修,城墙顶面上积起泥土,天长日久,在泥土和砖缝里,竟冒出许多杂树。夏天望去,蜿蜒的长城像是一条林荫道。而在冬天,高高低低的枯树又和残破的城墙一起显出别样的落寞。

修缮长城时,这些树应该留下还是拔掉?专家倒是论证过了,但程永茂怕的是公众悠悠之口——2016年6月的东北,突然间,无数媒体都在报道“最美野长城被抹平”,说的是辽宁绥中县小河口长城,修缮以后成了一条“水泥路”。媒体上还配了修缮前后的照片,前照是一道残破城墙,后照则成了平展小路,一时舆论骂声迭起。过了几天,新闻反转,有媒体调查发现,所谓“水泥”其实是传统建筑材料三七灰土(即由三分白灰、七分黏土调制而成),作用是加固和保护,而不是修补,设计方案此前通过了国家文物局审批。此外,最初两张对比照也是偷梁换柱,拍摄的并非同一对象。3个月后,国家文物局调查组调查报告再一次将新闻部分反转过来,称修缮措施对小河口长城“自然、古朴的历史面貌造成了严重影响”,要求“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在程永茂看来,辽宁同行在专业上并无大错,错就错在忽视了公众观感。那一天,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在观感和实用效果的选择上,必然要侧重实用效果,但同时要考虑观感的接受程度。”

8月18日,他一早来到箭扣长城脚下的西栅子村,等待“救兵”增援,帮他解决树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冒着雨,程永茂又跑到村口望了一回,“救兵”还是没到。他看了眼时间,10时多了,已经晚了1个多小时。

程永茂是兴隆门瓦作(明清两代营造皇家建筑的作坊)第十六代传人,18岁起做瓦匠,今年62岁,一辈子没离开砖头、石灰。他个头不高,白发稀疏,前额布满风霜刻出的皱纹。也许是常年在野外工作的缘故,脸庞、两臂都晒得褐红。

烟雾让他松弛。于是,他又从头到尾把事情琢磨了一遍——2个月前,箭扣长城修缮二期工程开工。不就是修长城吗?我程永茂做了十几年,加在一起有2万米,按理没有挑战。可是,树的去留问题若不解决,项目就得停下来。短短1年工期经不住消耗。虽然现在还是盛夏,但北京的冬天近在10月,到时候,水一结冰,就没法施工了。

2018年留给他的时间,满打满算只剩两个月。掐灭手里快要燃尽的烟,程永茂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树。”

专家论证过,但莫衷一是。看了现场以后,建筑学专家说:该拔,长城的本体是城墙,树并不是长城的一部分,坚决不能留;遗址学专家说:该留,长城不仅仅存在于空间,也存在于时间,在长城凋零的历程中,树已经融入遗迹,应该留下来;搞土木结构的专家就厉害了:一部分留,一部分拔,破坏长城结构安全的树要拔,否则就留。程永茂一听晕了,问:“他们说的好像都有理,我就是个工匠,该听谁?”

箭扣奇险。它是民间所说的“野长城”,没有开发,不向游人开放,不如八达岭、居庸关等家喻户晓。10.5公里的箭扣长城起伏在群山之中,是北京境内最险峻的一段,光是名字“箭扣”二字,就透着紧张和冷峻。再看看箭扣长城上的几处地名:天梯、擦边过、将军守关、鹰飞倒仰……100多年前,怀柔一位乡土诗人留下诗句“同游到此齐翘首,遥望人从鸟道来”,并且感叹:“攀跻之难,殆过蜀道。”

400多岁的箭扣长城早已破败。近处看,满是残垣断壁、荒草杂树。或许正因为沧桑与残缺,这些年来,它成了“驴友”探访、拍摄野长城首选。看,那一幅幅足以做电脑桌面的画面,或是残阳下,或是霜雪中,或是坍塌的敌楼,或是漫漫的荒草……不知从哪一天起,箭扣长城得了一个俗套的称号——最美野长城。

又是一处“最美野长城”!可巧,就在2016年辽宁小河口“最美野长城被抹平”风声鹤唳的当口,程永茂主持的箭扣长城修缮一期工程开工。“好家伙,一下子来了30多家媒体,追着我问。”程永茂说,“长城是国宝,全国人民都关注,万一搞砸了,不光我有责任,还要牵连到怀柔区,甚至北京市,一大批人都要倒霉。”他不得不想,如果把箭扣长城上的树都拔完,网友公开一张有树、一张没树的对比照,舆论的反应会是怎样。

他必须考虑“大众审美”。

冲突的声音

雨渐渐停下来,屋外响起汽车马达声,程永茂赶紧跑出去,一看,果然是“救兵”来了。

车上下来一位中年男人,高个,大胡子,体态微胖,戴着墨镜,确实有“救兵”的气势。“赵工,你终于来啦。”程永茂迎上去和他握手。

赵工是赵工程师的简称。他叫赵鹏,是箭扣长城修缮工程的设计师。赵鹏42岁,干长城修缮已经10年,项目遍及京城内外,他既有建筑学学位,又有文物保护经验。如果说程永茂是练武行的,赵鹏就是唱文戏的。赵鹏将确定树的去留,程永茂则按照设计方案施工。他们携手进门。同车而来的还有工程甲方——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代表,以及审计师、长城考古队员。

“过一会儿上山以后,请赵工决定哪些树要‘判刑’。”程永茂的话引得众人笑起来,只有赵鹏笑不出来。他何尝不知道舆论难测,程永茂的难题也是他的难题。

那就上山看了再说吧。11时半,没有吃午饭,众人带了面包和矿泉水向箭扣长城出发。

从山脚的西栅子村上长城,有一条崎岖的山路。这是村民和游客数百年来合力踩出的。像这样的路,村里还有另外几条,通往长城不同段落。雷雨过后,山里空气清凉。脚下湿滑,程永茂拄着一根木棍当拐杖,在前引路。2003年起,他就在本乡怀柔的大山里修长城,这里的山道,他每星期都要走一趟,最频繁的时候一星期6趟,一走就是15年。

比程永茂年轻20岁的赵鹏却最怵爬山。有段时间,在香山做文物保护,那会儿香山上还让开车,他每次上山都是驱车代步。对他来说,在主峰香炉峰的工程最省力,因为可以搭索道扶摇直上。

上山途中,有人问赵鹏:辽宁小河口的长城修缮,当初要让你去设计,你会铺那层灰土吗?他想了想,说:“当时可能不会,现在明确不会。因为已经‘试金’了,试出了社会反应,就是大众不接受。虽然他们的方法也不能算错,但是把长城埋起来的做法太简单了。”

“封护也是保护措施,但要做到最小干预。”程永茂插了句话。

“最小干预”是长城修缮的金科玉律,但怎么做才是“最小干预”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辽宁小河口长城覆盖灰土的方案,据说也是按这个原则设计的。

“如果是墓葬考古,挖出个大墓,回填没问题。但长城不一样,埋住了,是起到保护作用了,但长城的其他作用就没了。”赵鹏说。

“如果是换成方砖覆盖,大众也会反感,新旧对比太强烈。”程永茂说,因为小河口长城原本没有面砖,连石头都没了。所以他反复揣摩,若把箭扣长城上的树都去了,新旧对比会不会同样强烈?

“在‘驴友’看来,自然景观价值是第一位的,长城本体保护反而没那么重要。有时候,大众的声音和业界是冲突的。但是不顾不行,全顾也不对,这就是矛盾。”赵鹏说,“长城修缮要是做好了,就是扬名立万;做砸了,就是遗臭万年。”

两难的去留

赵鹏径自感慨,抬头一看,程永茂早已甩开众人,提前到达山腰一处平台,停下来等大家。在他身边,早上的雨水汇成小溪,潺潺向山脚流去。“大家歇歇脚,走完800米了,还有1200米就到箭扣了。”程永茂熟悉上山的每一处地标。他说,从这里开始,再往上山势更陡,运砖石、白灰的车就走不了了,必须换骡子驮。

歇足了劲,众人接着向长城进发。这一天是北京难得凉爽的夏日,爬山也比以往省力。到达长城口的时候,程永茂看了看时间,只用了45分钟,是平时的一半。

到了午饭时间,大家从背包里取出面包和矿泉水,在长城脚下“野餐”。他们身旁,是一座坍塌的敌楼,原本两层的建筑,如今只剩一人高,而且楼底基石倾斜,像是随时要坠下来。身后,一段墙体已经在几个世纪的风雨中坍颓,形成十多米高的悬崖。

敌楼里、城墙上,守卫边土的士兵不见了,代替他们的是一棵棵杂树。这些树是留是去?要说依据,其实是有的。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都要求:修缮必须遵守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具体到箭扣长城上的树,怎么解读呢?有树是原貌?没树是原貌?

程永茂是怀柔本地人,了解树的历史。他说:“树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长起来的。80年代以前,农村没有蜂窝煤,取暖、做饭都用柴火,长城上的树被砍得精光。村里人称这些树叫‘柴树’。直到20多年前,烧煤了,没人砍柴了,树才长起来。”

他握住一棵小树,树干两米多高,小腿粗细,这也是长城上大多数树木的大小。他摇了摇,浮在面砖上的树根就晃动起来,连带着根部的泥土。“这些树留得住吗?”程永茂问。

赵鹏说:“我觉得大多数都留不住。树越多的地方淤泥越多,排水越不畅。积水是长城的大敌。”这个说法程永茂认同,他清楚,存水冻融会影响长城结构安全。

程永茂用力晃了晃树根,连树下的方砖都跟着摇动起来。原来,一部分树根已经穿过砖缝,扎进夯土。他说:“要是把这树拔了,砖也就碎了。看来,见树就砍也不对,应该最小干预。”他问赵鹏:“如果不考虑别人的想法,你觉得这些树该不该留?”

“我当然希望把树都去掉,保持文物的本真性。有人觉得长城上长了树景观好,其实不是树的景观好,而是长城本身的景观就好。”赵鹏又问程永茂,“你觉得该留吗?”

沉默了五六秒,程永茂迟疑地回答:“唉,照理也不应该留。但可能还是要留一些。遵守最小干预原则吧。”干了 40多年建筑,民房、庙宇、宫殿、长城,什么没修过,甚至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天安门城台保护都没让他这么为难。他常常回忆15年前的那个春天,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主持修缮天安门城台的地砖。“天安门是咱中国的象征,去施工都是要经过政审的,一生中能做这么一件事情真是光荣。”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激动过、紧张过,但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长城上的柴树举棋不定。

推迟的“判决”

程永茂是修长城的老手。1991年,他在瓦作专家朴学林先生面前磕了头,拜了师,跨入兴隆门,排第十六代,“延”字辈,师傅送他艺名“延启”,也许就寄托着延续、重启文物生命的厚望。

出师后,他陆续修了11段长城,占全区长城总长度的三分之一。他根据施工经验,总结出修缮长城的“五随”原则:随层,新砖要随着老砖的缝来砌;随坡,坡度一致;随弯,城墙有弧度,要随着弧度砌砖;随旧,与旧状保持一致;随残,与残状保持一致。他说:“达到‘五随’了,这活儿看着才能过眼。”但他毕竟只是一名工匠,专家意见要听,公众观感要顾,杂树的命运他做不了主。

穿越长城上的杂树,众人继续向前。箭扣长城二期修缮工程总长744米,若在平地上,这点距离算不得什么,但在跌宕起伏的山峦间,走起来却不容易。这时,墙体坍塌形成的一道断崖横亘在众人面前,好在还可以踏着散落的条石越过。断崖对面,是一道倾斜约45度的陡坡。程永茂身形轻巧,只见他一手握着拐杖,一手拽着斜坡上的树,手脚并用爬了上去。有些超重的赵鹏试了两次,都从斜坡上滑了下来,只得退回去,从城墙外的小路迂回。

他们越过几座山峰,来到高处,看着长城在脚下展开,一直延伸到山间云雾里。坐在女墙上,赵鹏聊起不久前在山海关参加的长城保护论坛,他记得论坛纪要结尾不是结论而是疑问:长城是什么,建筑?遗址?文物?赵鹏说:“如果是建筑,树就不能留。故宫太和殿屋顶上如果长了树能不拔?如果是遗址,清理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连修都不该修。”从局部来看,长城确实可以归到某一类;但整体来看,却没有一个现成的文物概念能够完整涵盖长城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艺术美学等信息。

“去瞧瞧盆景。”程永茂招呼赵鹏继续攀登。眼前这段长城是程永茂开辟的试验段,如何保留树木,他把几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依次呈现了出来。“盆景”是其中之一:一棵树孤零零立在路中央,四周的泥土都被清理干净,露出青砖,只有树根聚着一抔土,高出周边。“那边是公园。”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丛植物。“公园”呈长条形,四五平方米,贴着墙顶一侧,另一侧则是清理出来的砖面。第三种方案是“环岛”:一小片草树、淤泥保留在路中央。“你觉得哪种好?”他问赵鹏。

“都放着吧,还是等专家来给这些树 ‘判刑’。”赵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