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台胞服务中心透露，上海共有1300名左右的台湾籍在读大学生。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何，未来又将会如何发展，近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了3位台生，听听他们的所思所想。
博士生张胜昔：汉语教学的根在大陆
与张胜昔约在临港的上海海洋大学校门边见面。门口的橄榄路上空荡荡的，与市区的拥挤嘈杂反差明显，“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让我感觉像美国的乡村，让人有宁静、平和的感觉。”
张胜昔来自台北，去年在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研习所（ICLP）办理停薪留职后来到上海，如今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读博士二年级。“汉语教学的根在大陆”，她谈了来这里求学的原因，“在台湾华语教学使用的中文文献、教科书中，常常使用大陆学者的研究。”
在这边，对外汉语教学最好的有两所高校，北面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南面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张胜昔选择了后者深造，这同她的研究题目有关。“我想做一些关于史料的研究”，她的兴趣点落在了“1617年至今西方传教士如何在台湾学习当地语言”，“我想知道，当时既没有学校，也没有专业师资、教材，这些外国人是怎么学的？”
在台湾学术圈，汉学与史学都对这一方面有所研究，但在更重视语法学习的华文教学领域，这就是一个很偏门的选题，研究的学者不太多。而在华师大，张胜昔可以找到一些与其关注点相同的学者，“我的导师吴勇毅教授就对这一方面研究很有造诣。”如今，她放假回台湾去搜集资料、文献，搞田野调查，开学之后回上海与导师同学一起交流。
张胜昔认真地说，“我想把台湾部分的研究补进去，把大陆与台湾的成果并在一起，这也是对世界汉语学界尽一份绵薄之力”。
与本硕一路读上来的博士生不同，张胜昔在高雄中山大学，台北的文化大学、淡江大学、台湾大学学习工作过，如今又来海峡对岸的上海学习，这让她有了更多的比较与感受。
据她一年多的观察，大陆学生敢说、敢于表达自己，而台湾学生相对腼腆“讷于言”，大家做什么他也就跟着做什么。她问我，“这是不是与接受不同教育有关？比如台北的街道，都有传统的名字，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根据华人‘四维八德’来的。”
在中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孙中山先生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称为“八德”
她谈到两边学习方式区别，“在台湾，老师很少有一言堂的，同学分组讨论的比较多”，张胜昔说，“在这里，好像还是老师讲得比较多。”她笑着说，“大陆同学喜欢抱一个箱子，把书放在图书馆桌子上，还垒得高高的，这在台湾高校里很少看到的”。张胜昔好奇，是不是大陆同学更喜欢人多的感觉，“我看图书馆里面人都是满满的，就会觉得人太多不能专心做事，喜欢在家里或者宿舍里安静地读书”。
心直口快的张胜昔还顺便“吐槽”了大陆的一些高校行政服务人员。“他们面对自己该负责的事情，有时候会理所当然地回答我‘不知道’。而在台湾高校，行政人员觉得说‘不知道’是很丢脸的，一定会想着办法去了解，或者他们帮你去问。”
“同样是华人世界，海峡两岸在观念上还是有不少差别”，张胜昔说，“这几年我会好好感受。”她透露，等拿到博士学位后，将继续她所热爱的华文教学事业。
学音乐的詹珈：来大陆发展是个不错选择
和大二女生詹珈约个采访时间不太容易。周一打电话约她，她说，这周前几天要去南京演出，周六还要在贺绿汀音乐厅参加单簧管乐团成立音乐会，思来想去，“那就周五晚上5点之后吧。”
当年雅马哈钢琴的广告语是“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配在她身上倒也蛮合适。戴着黑框眼镜、留着长发、不施粉黛，穿着蓝色卫衣、背着白色书包，一副邻家女孩的打扮。学院教学楼里有一段楼梯没有路灯，她特意打开手机闪光灯当手电，提醒我要注意台阶。
詹珈是台湾新北市人，小学三年级起开始上音乐班，学的乐器是单簧管，“读音乐班与普通班不一样，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去音乐学院深造”。
至于为何选择来到大陆学音乐，她说了两点原因。第一，她的父亲经常在大陆台湾两边跑，因此也支持女儿来上海读书，第二是她听从了高中音乐老师的建议，“在台湾，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去乐团工作，要不就去学校教书”，如今岛内的音乐老师已经饱和了，来大陆发展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两个因素一结合，詹珈就决定来大陆读书。去年1月，她来到上海备考上海音乐学院，之后考入上音管弦系，去年9月入学继续深耕单簧管，她目前的打算是本科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
在学院，管弦系的单簧管专业一个年级共8位学生，师生之间是一对一上课，一堂课45分钟，每周上两次。“台湾老师的基本功比较扎实，而在上海读书可以得到更多国外大师的指点”，詹珈说大家都很用功，她的成绩在全班中等偏上，大概也就是第三、第四名的样子。
谈到两岸学生学习习惯的不同，詹珈的看法与张圣昔一样，“如果说有的话，在上课时，大陆同学感觉比较自信，愿意表现，敢说敢讲，而台湾同学不想脱颖而出，要老师点到名才会讲。”她留意到，周边同学上课时常会看手机，“我上国中（初中）的时候，手机都要交给老师保管，所以我养成了上课不看手机的习惯。给我们上课的都是资深老师，我也想多听一会儿。”
一些细节很有意思。上完课，身边的同学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就走了，而詹珈会把垃圾一并带出教室扔掉。这一细节在交流中也能体现，采访结束时，詹珈会轻轻地把椅子放回原位，“在台湾同学都会这么做。”
课余时间，同学们一起逛街、看电影、吃美食，詹珈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尽管有时候也会出现些小误会，“同学说借‘纸’，台湾指的是借白纸，而这里有时指的是‘卫生纸’。同样的，大陆这边讲‘充电宝’、‘手机’，在台湾那边叫做‘行动充’、‘行动电话’。”如果还有的话，在上海生活不必经常“花钱”，“因为有支付宝、微信，台北就逊色不少”。
同样生活在大都市中，詹珈觉得上海物价比台北高，“我不怎么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穿的衣服是从台湾带来的”。她还注意到，上海的珍珠奶茶也比台北贵，“有的店面还会在招牌前加上‘台湾’两个字，但我吃起来味道一点也不台湾”。
有时候，詹珈会帮学姐学长在外面教小朋友，“在上海，学单簧管的孩子还是蛮多的，不过好像都是爸爸妈妈要他们学的，我看孩子们一点不爱练”。她半开玩笑地说，“没有兴趣的还要学乐器，会变疯的啦。”
前排右二为陈圣文
要“应酬”的陈圣文：我要参选国民党党代表
台北男孩陈圣文打扮得酷酷的，高高的个子，一身黑衣黑帽，业余时间还在学校摇滚社当鼓手。他的父亲在大陆开了一家服务公司，他也就跟来上海读书，学的专业是对口的工商管理。至于选择上海理工大学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的复兴中路校区地处市中心，交通比较方便，就这么简单。
与张胜昔、詹珈二人不同，本科一年级、来上海才4个月的陈圣文把更多精力放在参与社会活动之中，他称之为“应酬”，用他自己的话说，“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这也能从他的举止中看出来，在进门出门、上楼下楼的时候，他会客气地摆出“请”的姿势，或者帮别人推门，据说他的酒量也不错。
目前，陈圣文是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特别助理，同时还是台湾学生联谊总会常务副秘书长。“台湾青年联合会的理事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何溢诚先生，我是他的特别助理”，陈圣文向我介绍了联合会正在进行的“建教合作”项目，也就是大陆所说的“产学合作”。这一模式在台湾始于1951年，是指教育机构、学校与企业相互合作，既有学校教育也有技术训练，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种教育方式。
“坦率地说，台湾青年人创业80%会失败。台湾人在本地创业还会遇到资金不足、经验不够、竞争激烈等原因，更何况还在异乡。坦率地说，我们来大陆寻找工作机会，找第一桶金，很不容易”，陈圣文说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搭建一个平台促进两岸合作，包括邀请台湾青年企业家、台湾学生来大陆考察，为两岸企业间、校企间搭建交流平台，“只有了解大陆，才能明白未来该如何发展、如何赚钱”。
陈圣文读的是上海理工大学的中英国际学院，四年本科中三年在上海读书，一年去英国学习，最后同时会授予英国大学的学位。“台湾承认英国大学的文凭，却对大陆文凭存在偏见”，他反问，“台生在大陆医学院学习，回到台湾因为文凭不被承认就不能当医生，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因此，作为大陆台生的联合组织——台湾学生联谊总会的常务副秘书长，他在多个场合向台湾当局、台湾政党提出诉求，希望维护在大陆台湾学生的利益，“我要竞选国民党党代表”，他很认真地对我说。
谈到未来的打算，陈圣文说，以后在上海的时间会多一点，台湾只会占他30%的时间，“我想毕业后先去大公司实习，积累经验，之后再去父亲的公司‘接班’”，与台湾许多年轻人对未来迷茫不同，陈圣文的规划明确而清晰。我想，他现在许多考量与行为，也是为这一目标所服务的，比如说读工商管理专业。
当然，作为一个1998年生的男孩，立志要干出点大事业的陈圣文也有孩子气的一面，采访结束后，在送我离开学校的路上，他忽然问我，“找个上海女朋友怎么样，是不是上海丈母娘都很厉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题图右一为詹珈。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