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伊拉克这个饱受战乱、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中东国家，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从10月1日起，伊拉克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已造成逾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有评论称，这是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被宣布击败以来，伊拉克安全局势面临的最大挑战。

舆论质疑，平静许久的伊拉克为何又乱了？美国16年前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信誓旦旦要打造的中东“民主样板”为何至今没有出现？当地民众何时才能摆脱无休无止的动荡和危机？

因何而起

伊拉克本是一个石油储量丰富、工业化程度“领跑”阿拉伯世界的富裕国家。然而，最近10余年里，连绵不绝的战火让这个国家屡屡陷入混乱。路透社称，2003年至2017年，伊拉克先后经历了美军入侵、内部战乱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占领。自2017年“伊斯兰国”被宣称击败以来，其国内局势貌似进入相对平稳阶段。但是，好景不长。

自本月1日起，巴格达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并试图冲击主要政府机构及当地电视台，甚至还一度封锁通往巴格达机场的主要入口。几天之内，示威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济加尔、瓦西特、穆萨纳、纳杰夫和巴士拉等中部和南部省份，多省政府大楼遭示威者围堵。据伊拉克内政部的数据，截至7日，示威抗议活动引发的暴力冲突导致104人死亡、6107人受伤。

如此混乱的局面让国际舆论备感惊讶。“伊拉克人已经受够了。”美国《纽约时报》称。舆论普遍认为，本轮示威主要有几根导火索：

其一，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16年后，伊拉克民生凋敝、基础设施重建滞后、公共服务稀缺、失业率居高不下。其二，政府治理不善、打击腐败不力，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其三，伊拉克反恐部队负责人、领导打击“伊斯兰国”的功勋将领瓦哈卜·萨阿迪9月末被免职，激怒了许多伊拉克人。

分析人士认为，什叶派将领被解职充其量只是一根导火索，民众对自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一系列民生问题得不到改善感到不满，才是最主要的根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孙德刚指出，内生性原因在本轮示威中占据主导地位。从马利基到阿巴迪再到阿卜杜勒—迈赫迪，伊拉克政府换了三届仍在“空转”，无法满足民众基本诉求。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则指出，除经济问题外，伊拉克抗议背后还参杂着宗教、外部势力等各种因素，不能孤立地归结为一个原因。这与2011年西亚北非政治动荡的情况类似，突尼斯小贩自杀只是大规模抗议的由头。

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表面上看，生活条件恶化、政府腐败和缺乏工作机会是此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但一部分示威者将矛头指向伊朗，也让伊拉克一些武装派别领导人怀疑，此次示威活动与美国存在联系。自今年5月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伊拉克已变成两国之间的角斗场。

有何不同

在伊拉克，抗议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指出，事实上，当年正是发生在拉马迪和费卢杰的抗议活动，给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足够空间来扩大支持，使其最终占领了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和西部北部大片土地。

这也不是伊拉克第一次因为缺乏经济机会和糟糕的政府治理而爆发抗议活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伊拉克人一直处于基础设施糟糕、就业机会匮乏的境地，而2003年美国的出兵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去年7月，巴格达和巴士拉等地曾相继爆发抗议活动。但这次抗议与往常相比又有诸多不同之处。

半岛电视台指出，本轮抗议活动更加自发、更加分散，对政治秩序的抵制更加全面。抗议者大多是伊拉克的年轻一代，与过去组织过示威活动的政党力量基本无关。他们更多的是原始愤怒的爆发，而不是带有具体要求的集中抗议。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最近一波骚乱可能标志着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伊拉克人并不是简单地要求领导人或政党下台。相反，他们呼吁结束自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入侵行动推翻萨达姆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制度。在美国主导下，伊拉克建立了配额制政治体系，将总统、总理、议会及内阁职位按比例分配给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不是根据功绩。当地人认为，这种制度使得各派力量滥用公共资金，让自己和追随者受益，而对大多数民众几无好处。

“这可以说是伊拉克选举政治的副产品，有了民主但不能改善民生，”孙德刚解读道，按照现行选举制度，伊拉克总统、总理和议长分别归属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作为联邦制国家，从形式上看，伊拉克的“分权”制度很民主，但实际结果是，政府权威的缺失和削弱。总理虽说掌握实权，但受到其他党派影响，很多决策都会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政府缺乏强大的凝聚力，自然很难推进重大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

如何回应

半岛电视台称，本轮抗议示威将阿卜杜勒—迈赫迪推向危险境地。什叶派领袖已提出要求政府下台、重新大选的口号。

危急关头，阿卜杜勒—迈赫迪怎么办？有评论称，伊拉克政府正在调整“灭火”措施，一方面，解除了此前实施的宵禁政策，与有影响力的宗教和部落领袖展开对话，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另一方面，已批准一揽子改革方案，包括向穷人发放津贴、为年轻人提供培训和贷款、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时纳入50%的本地工人配额等。

不过，阿卜杜勒—迈赫迪在电视讲话中承认，伊拉克政府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神奇药方”。对此，一些抗议者认为，阿卜杜勒—迈赫迪关于改革和增加就业的承诺都是“空头支票”，前几任政府都说过这些花言巧语，他们要求整个政府下台。

《纽约时报》指出，阿卜杜勒—迈赫迪是一位独立、温和、老练的什叶派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和副总统，本有机会带领伊拉克走出危机。自2018年10月上任后，他改善了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关系，为伊拉克赢得了一些社会和平，但还是没能摘除伊拉克经济的“定时炸弹”。伊拉克有3000多万人口，预计10年内将达到5000万。60%以上的伊拉克人不满24岁，每年需要7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IMF数据，伊拉克经济在2018年萎缩了0.6%。

《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拉克之所以错失经济机会，是因为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支付公务员工资，教育、基建和卫生部门仅获得约8%的预算。世界银行估计，伊拉克每名公务员每天的生产能力（productivity）只有令人尴尬的17分钟。

大西洋理事会网站称，伊拉克政府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扭转伊拉克的经济，这不能怪总理，因为单靠更换总理、更迭政府并不能解决问题。要整理一个错综复杂的腐败和利益网络，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广泛合作。

另有观点认为，政府已作出有诚意的让步，民众应该理性回应。如果贸然推翻政府，只会带来危险的政治不确定性。如果伊拉克政府失去对首都的控制，与伊朗联系紧密的武装力量可能会采取类似于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的方式来控制巴格达。

孙德刚指出，一些抗议者提出的政府换届只是换汤不换药。伊拉克的经济难题由多方面原因造成，公务员队伍腐败是一方面原因；近些年来的反恐战争也让政府投入大量成本；再加上伊拉克经济“造血”能力不足，石油收入占到政府收入的85%左右，工业化程度低，近年来低迷的油价也让伊拉克遭受损失；欧美等外部势力援助的减少同样不容忽视。

李伟建指出，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反恐战争，伊拉克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因素一直大于积极因素，积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再加上缺乏稳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经济重建谈何容易。从长远看，伊拉克经济建设还是需要吸引外资，单靠其自身力量很难扭转困局。

出路何在

如何拯救伊拉克？《纽约时报》指出，这个问题摆在伊拉克政府面前，也摆在美国和国际社会面前。

有评论称，对美国来说，残酷的事实是，巴格达过于依赖德黑兰，伊拉克与伊朗的年度贸易额为120亿美元，而美国对伊拉克的出口额仅为13亿美元。如果没有伊朗的天然气和其他满足其日常需求的产品，巴格达就无法生存。因此，华盛顿可以通过促使巴格达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来帮助其减少对伊朗的依赖。比如推动海湾国家与其讨论共享能源网、连接新管道等。

大西洋理事会网站认为，伊拉克政府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但美国需要谨慎，伊拉克人早已厌倦外部干涉。最近一项伊拉克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的支持率仅为22%，53%的人认为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是“占领伊拉克并掠夺其财富”。

李伟建指出，近三四十年里，美国几次干预伊拉克，伊拉克民众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他们已经明显感到，美国打着“帮助伊拉克”的旗号进入，并没有投资建设什么基础设施，只留下了恐袭、冲突、失业、贫困等等“后遗症”。孙德刚也认为，大部分伊拉克民众对美国感到仇恨和失望，因为伊拉克战争16年后，美国所承诺的民主、自由和繁荣仍是泡影。

外界希望，当前伊拉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能够缓解紧张局势。李伟建认为，在政府的种种努力下，对立局面有望得到控制、慢慢平息，但从长远看，只要经济和民生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新的示威抗议还会周而复始地出现。

“从西亚到北非，从伊朗到苏丹到阿尔及利亚，近段时间各种暴恐事件和抗议活动屡见不鲜。”孙德刚指出，根本原因还是未能实现工业化发展、年轻人没有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乱象带有一定的常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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