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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会客厅|李良荣访谈(上):媒体人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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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6-02-14 00:21
摘要:我不是天生的乐观派、理想派,我的理想主义源于对治国理念的思考。法律是最后的底线,社会稳定需要严格的执法。但同时,这个国家也需要活跃的思想,信息也要自由流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既稳定又活跃的氛围中创新,这就是有序、稳定而且充满生机的社会。

李良荣先生是位“圈内红人”。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教近35年,李良荣的学生遍布中国媒体圈。其中,不少人的社会知名度早已超过了他,但他们大都以“李门弟子”为荣。还有更多的媒体人,尽管只上过几次他的课,却喜欢对外说自己是李老师的学生。

 

那天,与70岁的李良荣先生相约下午2点长谈。我却高估了堵车程度,早到将近一个小时。敲响学院办公楼那间写着他名字的办公室,李先生午休刚起来。看到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书,有的翻了一半,被随手摊在桌上。

 

李良荣培养了很多记者,但他自己最大的遗憾,是当年研究生毕业没能进媒体当记者。在他看来,他当记者一定比当老师更合适,但当时的选择既无奈又现实,毕竟成家的人,不能没有睡觉的地方。

 

有人说他是中国新闻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没承认,也没否认。他只是说,媒体人的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要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党负责。当然,理想也可能带来痛苦,可能碰壁,但只有坚持理想追求,我们的媒体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信任。

 

中国正在进入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在加速转型融合。从人类媒体发展的漫长历史看,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变革。这位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人,在经历了无数人生历练之后,他如何回望他70年岁月的风雨,如何追忆当年的恩师挚友,如何看待当前的媒体变革,如何理解现在的现实与虚拟世界?我们且静心一听。

 

【人物档案】

 

李良荣

 

1946年生于浙江宁波。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主任。

 

 

报业还有希望,现在是两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如果以后两个人吃,就会吃饱了

 

高渊:最近,解放日报正在推进深度融合、整体转型。现在像报纸和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受新媒体的冲击非常大,你觉得报纸以后会怎么样?

 

李良荣:在我有生之年,报纸消亡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它必须改变生存形式。不是只有中国的纸媒受新媒体冲击,全世界都这样,但有些国家媒体的衰退不像我们这么严重。像日本的《朝日新闻》同样也受到了冲击,但1000万份发行量还是能保证的,美国报纸的情况也差不多。

 

高渊:为什么我们的纸媒受到的冲击似乎更大?

 

李良荣:从全球来说,报纸渐渐失去市场,主要是它的部分功能正被新媒体取代,中国尤其这样。因为我们的报纸更多是以传递信息为主,深度解读做得不够,所以就很容易被手机取代。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报纸实在太多了。美国基本上是一城一报,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我们有些城市动辄几十种上百种报纸,要这么多干什么,大量都同质化。以前大家都看报纸,中国人口基数又大,报纸多一些没关系。但现在读者群被新媒体瓜分,而我们的报纸还有这么多,就很困难了。而且在广告商眼中,最有质量的一批读者正在流失。

 

高渊:作为一个理想的状态,你觉得一个大城市以后需要几张报纸?

 

李良荣:最多两到三张吧,而且定位要错开,有的偏中上层,有的偏中下层,要有严肃高雅的报纸,也要有大众化面向市场的媒体。现在中国登记在册的报纸有1900多份,加上没有登记的,加起来将近3000份。但我觉得中国报业还有希望,因为现在是两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如果以后两个人的饭给两个人吃,就会吃饱了。

 

高渊:传统媒体最困难的时刻,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李良荣:应该是未来两三年。现在大都还有一些存货,当年鼎盛时期留下来的资产,再加上政府的补贴,还可以挡一挡。但是,政府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不可能每个媒体都补贴,而传统媒体广告下滑趋势很难阻挡。所以,现在有些苦苦支撑的媒体,再过两三年就会撑不住了。

 

高渊:现在传统媒体都在办新媒体,这条路到底走得通吗?

 

李良荣:我认为从扩大影响来看,肯定要办。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找不到盈利模式,恐怕就会很难。人们都说互联网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话一点不假,互联网就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赢家通吃是有道理的。

 

报纸要按照报纸的规律办,不要办得像网站一样。而网站也要按照网站的规律这样办,不要办得像报纸一样,一定要办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我们都太焦虑了,怕自己漏看了什么,就会被朋友抛弃,被世界抛弃

 

高渊:传统媒体衰落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李良荣:当然有,那就是我们现在缺乏阅读习惯,我觉得一个民族缺乏好的阅读习惯是很可怕的。中国报纸的黄金时期,我统计过,每1000人拥有77份报纸,日本是380份。现在,每个中国人平均一年读的书,听说是1本多一点,日本是45本。

 

我们没有好的阅读习惯,不爱读书看报,这是很可怕的事。我们现在的阅读,都是手机阅读,所以叫做浅阅读、碎片化阅读、视觉化阅读,这都是比较浮躁的。真正的阅读能使人静下心来理性地思考,使人的知识系统化,如果这些没法做到,就很容易暴跳如雷情绪化地发泄。所以,培养一个民族的阅读习惯太重要了。

 

高渊:看报纸和看书也是有差距的。你觉得,看报纸一定比看视频好吗?

 

李良荣:书和报纸的阅读当然有差距,但阅读更能使人有一个系统的思考,更有理性的思维。因为视频不断地刺激你的感官,文字让你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这是不一样的。而且,看报是主动的,可以反复读。看电视是被动的,你永远跟着它走。

 

十年前,在地铁上很多人是拿报纸在看。十年后,我在地铁上看不到一个人读报。

 

高渊:这跟我们的生活节奏已经慢不下来,有很大关系吧?

 

李良荣:现在,几乎没有人像中国人这么匆忙的。我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下了飞机,我旁边一个小姑娘边拉行李厢,边看手机,一下子摔跤了。我就问她,手机也可以找个地方站定了再看,就这么着急吗?你到底有多少重要的事情非要处理不可?她就说一句话,“我不看难受”。

 

我能时刻感受到周围人的焦虑,这种焦虑是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怕自己漏看了什么,这样就会跟不上,就会被朋友抛弃,被世界抛弃。或者哪个事情我不知道,就会错过了机会。正因如此,使得人人都觉得离不开瞬息万变的信息。

 

生活中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到了网上就像换了个人,因为他们需要宣泄的地方

 

高渊:现在新媒体发展很快,自媒体也风起云涌,给宣传和舆论的格局带来了很大变化。你对新媒体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李良荣:新媒体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新媒体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世界。新媒体诞生前,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虚拟世界,只有现实世界。现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逐步的融合,或者它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这成了世界的主旋律。所以,我们的世界是由虚拟和现实构成的,这种全新的社会特点值得好好研究。

 

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网络?因为这个虚拟世界比较自在,这里不再有家长的管制。在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有分明的等级感,但在虚拟世界是大家都平等的,不管你是谁,我都可以骂你。

 

高渊:两个世界的反差往往是巨大的。

 

李良荣:现实世界越是高度组织化,虚拟世界往往越活跃,生活中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到了网上就像换了个人,因为他需要宣泄的地方。在网络的匿名世界里,有些人对单位领导的愤慨,和他平时见了领导低头哈腰有着巨大的反差。

 

现实世界中的孤独感,在网络世界没有,人们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同感,他感觉到在虚拟世界可以抱团取暖,他就会强化自己的情绪。所以,在现实和虚拟共同建构的新世界里,对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新的问题。

 

高渊:从人类媒体发展的漫长历史看,我们现在是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变革?

 

李良荣: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人人拥有表达权,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公开发出呼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信息的发布还是意见的表达,过去都是专业化的,新媒体带给我们的是泛社会化,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高渊:这就给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是中国,各国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吧?

 

李良荣:我提出过一个口号,网络世界应该是自由而安全的。自由是网络世界的必然性,这是它的技术逻辑。互联网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但必须是安全的,两者相辅相成。

 

安全包括国家的安全,也包括每个人的安全、企业的商业安全。国家的安全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的安全,以及政权、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个人安全包括隐私权,跟外界交往的安全,还包括不受人格侮辱或谩骂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安全比现实世界涉及面更广泛也更严峻。

 

媒体人的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要对社会负责,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信任

 

高渊:遭遇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对我们这样的媒体从业者,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李良荣:因人而异吧。我经常会说,这是媒体人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差的年代;是最有机会的年代,也是最有挑战的年代。不同的年龄层次可能看法不一样。对你来说,有点不幸,你这年龄正好是高不高低不低,中年是最困扰的年龄。在传统媒体积蓄了相当的经验,驾轻就熟,工作可以有所成就,而且不会太累。而现在你却面临前程的不确定性,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对老的来说也不太在乎了,最痛苦是45岁到55岁,面临最艰难的选择,不确定自己未来的路。而那些30多岁的人,他们转型很容易。这个社会需要写手,不管哪个行业都需要的,所以30多岁比较成熟的,跳出去工资一定高。现在20多岁这一代,他们是新媒体的“原住民”,他们和新媒体一起成长,任何变化对他们来说都是自然的事情,马上就跟上了。而40多岁是“移民”,像我这一代叫“难民”,很难跟上了。

 

总的来说,互联网还是提供了广泛选择的机会。现在有些记者如果比较能写,或者略有点名气,还是受欢迎的。能写出好的内容,出手又快,这样的人总是稀缺的。

 

高渊:现在新媒体招人都喜欢90后,你怎么评价这一代人?

 

李良荣:这是生活丰裕的一代。物质极大的丰富,大多又是独生子女,使他们从来不愁吃不愁穿,成长的环境是我们国家经济蒸蒸日上的阶段,他们觉得生活本来就该这样。所以,这一代乐观向上的情绪是任何一代人都没有的,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不会太感情用事。

 

他们的缺点可能是经不起挫折,一有什么小的挫折就趴下了,因为他们走过的路几乎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尤其能进解放日报工作的都是名校毕业生,他们的个人阅历非常简单,读书读最好的学校,单位进最好的单位。他们是很阳光的一代,没有阴暗的心理。他们和你交流会很开放,不会背后搞什么动作,直来直去的。他们就是网络的“原住民”,与生俱来追求平等和自由。

 

高渊:有人称你为中国新闻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你怎么理解理想主义?

 

李良荣:我不是天生的乐观派、理想派,我的理想主义源于对治国理念的思考。我觉得我们要依法治国,法律是最后的底线,社会稳定需要严格的执法。但同时,这个国家也需要活跃的思想,信息也要自由流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既稳定又活跃的氛围中创新,这就是有序、稳定而且充满生机的社会。

 

作为媒体人,你们的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要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党负责。当然,理想也可能带来痛苦,可能碰壁,但只有坚持理想追求,我们的媒体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信任。

 

(本次访谈策划:高渊 柳森 题图摄影:黄晓洲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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