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一词从国外引进，最早出现于上海。清光绪二年（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上海《女报》上“青年”一词被首次运用。民国4年（1915年），随着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发行，“青年”一词及其概念广泛传播，并为社会所接受。

上海青年群体自19世纪40年代后逐渐形成。170多年来，上海青年经历不同社会制度的变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催人奋进，一代又一代的上海青年在祖国的培养下成长，在各行业中持续发挥先锋作用。

人们对青年年龄的界定有所不同。1949前，青年年龄为15～2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至1978年改革开放初青年年龄为15～30岁，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青年年龄为15～35岁。而现今则有国际国内多个标准。

1982年，上海青年人口数达20世纪最高峰

1949年以前，青年人口约占上海地区总人口三分之一。

1949年后青年人口的数量在各阶段之间跳跃式递增，各阶段内又缓慢递减。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变化更具时代特征。

1980年统计，全市16～35岁青年人口484.60万人，占总人口42.28%；总量与占总人口比重较之20世纪70年代（1973年数据：青年人口为3365852人，占比31.46%）大幅增加，表明青年人口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上海青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重均达到20世纪最高峰，分别为5234410人和44.14%。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相比较，总量分别增长157.78%和123.90%，而同期总人口分别仅增长91.15%和9.64%。青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1951～1958年人口出生大高峰和1963年人口出生小高峰出生的人口仍处于青年期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迁入人口中，以知识青年按政策返城和子女顶替（子女顶替政策的主要内容指职工退休后迁出城市回原籍，其在原籍的务农或待业子女可以迁入城市顶替）等为主，均为青年人口。1978～1980年回沪知识青年30万人。1978年10月至1981年12月，以“子女顶替”回沪的知识青年达到12.44万人。

1982年以后，青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重迅速回落，下降速度超过前一时期。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青年人口数量减少4.59%，占总人口比重也下降6.71个百分点。1996年全市统计，青年人口数量已降至367.13万，占总人口28.22%。与1982年相比，总量减少29.86%，年均递减10.42万人；比重降低15.92个百分点，年均降低1.06个百分点。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上海市从1970年起开始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育龄妇女生育率处于降低水平，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呈收缩状态，而1982～1990年间的第三次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尚未进入青年期，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青年人口净迁入比1980年前后大量减少。

20世纪80年代，正在课堂上做眼保健操的青年学生

宝山县一度是上海青年人最少的区县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青年人口的地区分布，与总人口地区分布极为类似。市区青年人口数2807322人，占全市53.84%，超过半数；郊县2407108人，占全市46.16%，其中集镇仅占极小比重，绝大部分在郊县农村，为87.58%。与1973年恰好相反，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比重，市区均超过郊县；并且，市区青年人口占全市的比重略高于总人口占全市的比重。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但全市，而且包括市区和郊县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尤其是市区，不仅高于郊县，甚至高于全市平均值，达到44.41％。

区县中，这一比重普陀、杨浦、闸北等区甚至达到46％以上。卢湾区、徐汇区和金山县也高达42％以上。绝对数则以杨浦区最多，379927人；最少的是宝山县，193699人。

1985年上海市统计，青年人口地区分布与总人口相似。市区2947741人，绝对数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峰，占全市57.42％，郊县2184803人，占全市42.58％。与1982年普查相比，青年人口略向市区集中。青年人口比重，市区与郊县均与全市平均持平，维持较高水平，仅略低于1982年普查，市区略高于郊县，为42.21%，也是第一次出现市区比郊县比重高。城乡分布，与总人口城乡分布极为类似，城镇占多数为57.55%，农村42.45%。青年人口比重，城镇略高于农村，城镇为42.34%，农村为40.08%。上述特征主要是年龄构成惯性作用的结果。

1986年农历正月初一（春节），上海，恢复高考后求知的年轻人，图书馆自修室内座无虚席 

在大学毕业人口一度中年人多于青年人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上海15～34岁青年人口共5042069人，其中大学毕业人数为61053人，占1.21%；大学肄业或在校人数为96411人，占1.91%；高中人数为1923654人，占38.15%；初中为2173920人，占43.12%；小学为670102人，占13.29%；文盲半文盲为116929人，占2.32%。

全市青年人口中，30～34岁组大学毕业人数最多；大学肄业或在校人数最多的是25～29岁组；高中文化程度最多的是20～24岁组；初中文化程度最多的是25～29岁组；小学文化程度最多的是30～34岁组。从各年龄组青年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来看，20～24岁组的文化程度最高，其大学毕业、肄业或在校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3.45%，而且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占68.79%。

而30～34岁组的文化程度最低，其大学毕业或肄业、在校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3.65%，但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很少，仅占9.48%，而且具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也是各年龄组中最大的。总的来看，青年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总人口的文化程度。但是有相当部分青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学，他们的实际文化水平大大低于其学历，还需要重新接受文化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毕业人口中，中年人多于青年人，35～49岁的中年人大学毕业平均占7.61%，最高的40～44岁组占10.60%；而20～34岁青年人口中大学毕业平均只占1.52%。其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业包括高等教育受到严重影响，20～34岁组人口在那时正值学龄期，影响最大。1966～1969年高等院校停止招生；1970～1973年，上海市平均每年只招收0.26万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各项事业逐步进入正轨和快速发展期，上海青年人口文化和技能素质显著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经济部门培养输送了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1982～1990年，全市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数累计已达24万余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数累计达到14万人，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已达到25万余人。

1983～1988年上海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呈快速增长势头。在校学生数从7.87万人增至12.82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0.3%。1989～1991年，受经济紧缩的影响，上海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呈下降态势，在校学生数减至11.69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1％。1992年起，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上海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又出现快速增长势头，1993年在校生人数增至13.1万人，超过1988年在校学生规模。

20世纪80年代，上海公交车上的青年乘客

80年代青年人“只想考上海的工科大学”

1980年1月，共青团上海市委对新南、复兴、育才、中国、新沪等中学团委的调查分析。绝大多数同学学习都很刻苦，希望能考上大学，或中专、技校，总的来说，思想情绪是较稳定的，但也反映出：（1）毕业后只有一个准备——考大学。（2）只想考上海的工科大学，不愿考外地大学和理科大学。（3）对前途忧虑重重，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等毕业。（4）相当多的同学，特别是普通中学的提高班同学，普遍存在怕考不取一时难以就业，当社会青年和怕考不取被人笑话的心理。

1981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职工教育的决定》，1982年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的联合通知》后，上海青工出现了第三次学习高潮（前两次分别在1979年、1980年）。

据对食品一店、上港五区等10个单位的统计：青工中有2984人已完成了文化补课；有538人取得了高中或高中以上的文化学习，平均每个单位有38%正参加文化学习，有73%以上的青工已完成补课或正在补课。形成学习热潮的原因主要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政策措施的具体落实。从情况看，只要有关政策得到具体落实，尤其是晋级、调资、提干与青工文化、技术学习相结合，学习热潮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1985年上半年，团市委研究室选择科研、教卫与企业3个最有代表性的系统，并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业大学、新华医院、上海第一棉纺织厂、上海无线电厂为重点调查单位。

调查显示：上海青年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结构呈梨型分布。不足之处是冻结职称评定使相当一部分在业务上已成熟的青年知识分子无法及时定职定级，感到没有奔头；从事政工与行政管理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思走”；对“工农兵大学生”存在偏见。原因主要有：存在“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没看到培养青年的战略意义；人才积压，造成“粥少僧多”局面；对指导扶持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缺乏奖励政策与宣传鼓励；不允许科技人员利用剩余智力从事正当的“第二职业”；不少工厂企业技术改造与产品换代的步子慢，使青年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没有释放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在饮食店工作的青年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