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斯卡得奖片到上新美剧，从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到正在播出的《北京女子图鉴》，女性主题掀起的讨论热潮正从银幕荧屏向更纵深处蔓延。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生发，本地文学杂志《小说界》将今年第2期主题落于文学和生活中的女性现实。8位女作家分别以8篇短篇小说描摹了都市女性在妻子、女儿、母亲、朋友等多种角色之间的跳跃，在职场和生活之间的选择。“女性与女性之间血肉相连，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这是小说可以发挥的空间。”在言几又万象城店举办的一场分享会上，女作家章缘说，“因为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狭窄，女性与内部、外部的关系都更加尖锐，这是写作者感兴趣的地方。”

“18世纪，曹雪芹写《红楼梦》，大观园的女子个个精彩，那么美、那么有才华、心气那么高，但最后都卡在婚姻这一关，林黛玉嫁不成贾宝玉就香消玉殒。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写婚姻，怎么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女性，要的其实的也是婚姻。女性在文学里似乎永远过不了所谓爱情或婚姻的坎。”在章缘看来，过去的女性没有追求自己所希望生活的主导权，只能索求一个岁月静好的婚姻，在文学中的表达也很平面、单一。现代都市里的女性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她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复杂和多面向，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选择多了也意味着压力更大，必须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女性到底要什么？从柏拉图、黑格尔、尼采、萨特到弗洛伊德、拉康，这其实是一个哲学命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女性主义理论家张念以新著《性别之伤和存在之痛》探讨揭示女性主义在历史中的沿革。在建投书局浦江店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女性到底要什么”成为最醒目位置的标语。“黑格尔的书里写，女性结婚之时就像开花一般，女性的人格完整止于家庭。一旦女性结婚，原始家庭、自己的父母都退后了，再也无法退回原来的生活，无论是离异还是丧偶抑或是生活不幸，都没有退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入公共生活，但公共生活并没有给你准备舞台，必须依靠女性自己的创造发明。”台上唯一的男性嘉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兴华这样感慨。

“在女性冲入社会之前，男性已经给社会立好了规矩、写好了脚本。当女性要进入社会，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产生了三种位置和立场。第一种立场叫‘替女性说话’，第二种立场叫‘为女性说话’，直到最后一个层面才是‘让女性自己说话’。”在张念看来，女性到底要什么，这种“要”有时是朝向虚无的，是为了触碰“要”的边界，让别人发慌，也让自己发慌。当现代女性终于可以清楚地说出“要”和“不”，背后其实走过了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

“门罗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语境下诞生的。它与当时的热点问题结合得十分紧密，同时叙事技术达到相当成熟、分寸合宜的境地。”小说译者、文学编辑黄昱宁提及自己对于这部小说最感震撼之处在于其中一个故事写到“因为宣传计划生育而被抓进监狱的妇女”。“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生育或不生育并非由女性自己说了算，而是会受到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黄昱宁说，多阅读、了解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可能性、了解女性的历史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以阅历为基础，或许能给今天的女性在做任何决定时多一份底气。

“以前的女性没有‘我’，单单被女儿、妻子、妈妈的身份所定义。直到近代，女性的‘我’才慢慢凸显，‘我’想要什么，‘我’可以追求什么。到今天，女性有很多选择，但有时候压力依然很大。”章缘说，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女性，其实都漂在一条大河里，最终流向大海，关键在于用哪一种姿势漂流，当心中有“我”的自觉，就会与河的流向、与现实产生拉力，那是一种内心的力量。“也许你是在家里拖地，但同时，没人可以限制你的心飘到何方，女性的自由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