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父亲出生于省城的官宦家庭，是遗腹子，二十岁后，家道中落，日渐式微。奶奶生前一直对他溺爱有加，原因只有一个，爷爷死得太早，于是处处顺着他，时时惯着他。父亲很聪明，却不曾在学业方面下过苦功，他生性不羁，玩心重，想法不少，家底子厚实时，无论他怎样任性使气，游手好闲，都不成问题。一旦家底子变得菲薄了，他却依然故我，这就势必使得自己和家人长期陷入困顿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父亲坐吃山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和母亲被划分为城市贫民，母亲原是长沙西乡地主的独生女，嫁奁丰厚，经父亲折腾，悉数归零。成份确定后，父亲竟在母亲面前以恩人的面目出现，洋洋得意地说：“你老是抱怨我不治产业，弄得家徒四壁，你看，要不是我有先见之明，现在的成份绝对会比‘城市贫民’差得多，以后的日子还能好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我家确实免受了一些惊吓和恐惧，但距离安稳生活依然相当遥远，要不然，我家又何至于被之后庞大的城市清理计划盯上，连锅端起，下放农村呢？

在山区里，父亲的优势立刻凸显出来，他能说会道，能写会算，讲故事是好手，这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长沙明德中学的毕业生，文化水平比黄合小学的大多数老师都高。七队何队长就很看得起他，让他接替伍伯的仓库保管员，这个职务较为轻松，比下田务农要悠闲得多。于是父亲时不时去找伍伯下两盘象棋，伍伯酿制的米酒比别家优良，这很有吸引力，也是父亲与之交往的重要原因之一。伍伯的棋品好，从不悔棋，但他喜欢长考，得了个外号“雷不动”，雷打不动的意思，父亲不耐烦枯坐呆等，就取下墙上的火铳，去后山转悠，他的枪法不行，找到斑鸠、野鸡的时候不少，歪打正着的时候却不多。好几次，我兴冲冲地陪他去打鸟，全是空手而归。他自我解嘲道：“上山打猎，乐趣就在寻觅的过程中，真要是枪枪不落空，血乎郎当，反而不好玩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有一回，家犬“好汉”跟我们同行，它凭仗出色的眼力和脚力，追逐一只野鸡，逼迫它飞到了合适开铳的地方，父亲也及时扣动了扳机，但没有命中。我很失望，“好汉”也感到茫然。

那时候，最令父亲烦躁的是，他在后山转悠了好一阵子，返回伍伯家，“雷不动”仍在长考，父亲就调侃道：“老伍，下棋又不是入庙修行，你想破脑壳，谁给你补？”伍伯似乎被激醒了，立刻驱车跳马，连续几步都是高招，父亲的帅老爷无处藏身，只好认输。原来伍伯长考，一次想清楚好几步棋，而且暗藏连环杀招。我会下象棋，就是在伍伯家瞟学的。

队里不只一个人称赞“王伯会过日子”，父亲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几颗水果糖，遇到他喜欢的小孩子，就会慷慨地赠送一颗。相比而言，我要获得父亲的赏赐，反而难度更大。不过，没有关系，我将他的白铜水烟袋藏起来，他满屋子找不着，就会悬赏一颗水果糖，我只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有所发现，物归原主。几次三番，父亲清楚了我的套路，就不再悬赏了，他在墙上钉一枚长钉，把水烟袋挂在上面，故意对我说：“把它挂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看它还会不会长脚跑路！”我见小把戏已被拆穿，就不敢再让水烟袋躲猫猫了。

父亲喜欢钓鱼，队里有五口水塘，何队长下了禁钓令，这令父亲无可奈何。后来，大队林场招收几个看林人，父亲争取到一个名额，他的如意算盘是林场附近有一座大水库，是钓鱼的绝佳地点。有一次，学校放了暑假，我去林场陪伴父亲，他带我到山林里转悠，差不多全是杉树，显得很单调，那么大一座山，鸟儿却不多，倒是山脚下的大水库里有一些野鸭子游弋。父亲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我到林场来图什么？就图这份悠闲自在，水库里的鱼好吃，我想钓就钓。”

那年夏天，父亲为我制作了第一根专属钓竿。挖蚯蚓的工作由我独力承担，父亲制作酒米，打窝子。水库里的野生鲫鱼多，这是父亲的最爱，因为钓鲫鱼对钓技要求较高，鲫鱼咬钩，起初是试探性的，浮标轻点几下，然后才会动真格，浮标急点，向下一沉，这个过程很短暂，机会稍纵即逝。钓手提竿早了，鱼就逃之夭夭；钓手提竿迟了，鱼就吞了饵，吐了钩。我观察父亲，他总能在浮标急点时用力提拉，很少出差错。看时容易做时难，我受了鲫鱼多次戏弄后，才渐渐有所钓获，把成绩稳定下来。那年夏天，我的最佳表现是一次钓到六条鲫鱼，父亲则在同时间内钓到十五条，大的半斤多，小的也有二三两。

父亲做守林人后，我家常有鱼吃，此事传开了，大队领导认为影响不太好，何况父亲守林期间，林场的杉木被盗伐的情况有增无减，这笔账肯定要算在父亲头上。父亲在林场总共干了不到半年时间，用他的话说，“神仙我做得惯，土夫子（农民）我做不惯”，但他的“仙籍”被勾销了。父亲收拾钓具，回到队里，不久，他又发现了一处野钓的好地方，紧邻的伏寺坳大队有一条水港，里面的鲫鱼和鳊鱼肥壮诱人。队里的农活怎么办？父亲勉为其难地敷衍一下，赚不到足够的工分，口粮被扣除一半，他也不在乎。

有一天，我问母亲，何队长说“王伯是城里人，不管他在农村待多久，反正变不成农民”，这句话算不算看扁父亲。母亲说：“何队长的讲法不准确，你爸爸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下人，他是个十足的‘悠闲专家’，明天没有早饭米，他也不会着急！”

真新鲜，父亲是个“悠闲专家”，这个总结抓住了实质。父亲怕劳累，“我又不是机器”是他的口头禅，他一直很难养活自己，更别说养活全家，反倒是在乡间得其所哉。何队长拿我父亲没辙，干脆撒手，他说：

“王伯，你是从长沙城里下放到华容乡里来的，还是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才好，少旷点工，多拿点工分。重话我就不讲了！”

“我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是青壮劳力，你也晓得我的脾气性格，莫指望我随喊随到！”

他们两人始终没有闹掰，何队长网开三面，“悠闲专家”便继续悠闲。

有趣的是，这位“悠闲专家”并不希望我成为他的衣钵传人。某一天，父亲对我说：

“你还是要发狠读书，别人讲读书无用，你千万莫相信这种鬼话。1934年，我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完全可以上大学，但我的玩心重，再加上那个年月到处兵荒马乱，我错误地认为读了书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一个人从长沙跑到昆明，再从昆明跑到重庆，辗转了不少地方，做生意蚀光了老本，至今一事无成。你妈妈背地里嘲笑我是‘悠闲专家’，我会不知道？你还是要发狠读书，我相信物极必反，将来读书人的出路肯定更宽，做什么都好过做我这样的‘悠闲专家’。”

听完父亲的话，我有点困惑，他做了一辈子的“悠闲专家”，莫非临到晚年终于后悔了？我乐意发狠读书，将来成为升级版的“悠闲专家”，不知道行不行？这个念头一直盘踞在我的大脑中，至今仍不肯挪窝。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