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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汤钊猷院士:对付癌症,光靠消灭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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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蓓 2018-04-21 09:56
摘要:鼓励西医去学一点中医知识,或者要有一批科班出身的西医去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

出奇制胜,第一步就是质疑

 

上世纪60年代,肝癌被视为“癌中之王”。

  

“癌王”似乎特别“青睐”中国人,全世界因肝癌死亡的病人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在汤钊猷的记忆中,那时候医学界对肝癌有个6字评语:“走进去,抬出来”。

  

1972年,汤钊猷和同事们前往当时全国肝癌发病率较高的启东进行实地调研。这一实地调研引发的成果是,他们发现通过验一滴血中的甲胎蛋白含量,可以对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做出较为准确的诊断。

  

“小肝癌”这一全新概念,让汤钊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

 

解放周末:汤老,每年您都会亲自制作新年贺卡送给亲朋好友。今年的贺卡上,您写的是“质疑促超越”,意在什么?

  

汤钊猷:现在的医生都会严格按照诊疗规范去治病,但我觉得治病这件事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孙子兵法》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诊疗规范就是“以正合”,它可以使大多数医生都达到相应的医疗水平;但是,对于一些没有治好的病或者治疗效果很差的病来说,还得同时强调“以奇胜”,出奇制胜。不然,医学就没有进步了。“以奇胜”,怎么能胜?第一步就是质疑。

  

解放周末:这边墙上挂着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奖状,就是您质疑的结果吧?

  

汤钊猷:那次获奖是在1985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病人一旦被确诊肝癌,都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死亡率很高。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肝癌是一种绝症。假如我不质疑这个结论,那么治不好肝癌似乎就是一桩天经地义的事情。

  

刚好,当时国外有一个新发现,肝癌病人的甲胎蛋白指标往往偏高。于是,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用甲胎蛋白来诊断早期肝癌呢?但一些甲胎蛋白指标高的病人,尚未出现食欲下降、消瘦、腹部能摸到肿块等肝癌症状,要对没有症状的肝癌病人进行开刀,没有先例。这在当时真是非常大胆的一次质疑。

  

解放周末:看来,光有质疑是不够的,还需要冒风险。

  

汤钊猷:是的,但即使冒风险也是值得的。后来证明这个办法可以在病人出现症状前的6-12个月诊断出肝癌,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超过60%。

  

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停止过质疑的脚步。教科书上说,肝癌开刀都要做半肝切除,但复发率很高,死亡率也很高,所以我们决定对小肝癌不做半肝切除,只做局部切除。过了几年,很多病人复发。教科书上又说,转移复发的病人不能再开刀了。不开刀,就只能等死。我们又质疑教科书上的结论,对没有症状的转移复发的肝癌病人实施手术,取得了成功。这些都是我们不断质疑、敢于挑战的结果。如果不质疑、不思考、不探索,只知道整天动手开刀,那就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

  

解放周末:质疑促超越,什么是超越呢?

  

汤钊猷:“小肝癌”早诊早治的概念,我们比美国早了整整8年。国际抗癌联盟主编的《临床肿瘤学手册》,全世界医生都用来作参考,这本手册从1993年到2004年连续三版,其中关于肝癌这一章都由我们中国人来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方法简单有效,能救病人,又容易推广。

  

1978年,阿根廷举办了4年一次的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其中肝癌专题会没有邀请我们发言,我不得不以讨论身份发言。等我发言完毕,在座的几位权威科学家纷纷邀请我一同进餐,并提议吃中国菜。那时出国,我们每人只有20美元补助,于是我赶紧找团长借了一些,最后给科学家每人点了一碗馄饨,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国家要想让人看得起,就要有人家没有的东西,招待得好不好人家不在乎,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里子。后来肝癌领域的国际会议都会请中国医生参加,似乎没有中国医生参加,这个会议可能就少了点权威性。

  

作为中国医生,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发现和创立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在长期的实践中能切实解决病人的问题,才能在国际医学领域有话语权。

 

对付癌症,光靠消灭不行

 

正是出于对癌症治疗手段的不断质疑和反思,肿瘤外科医生汤钊猷从开刀治病的职业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开始大力倡导中国式控癌全新理念。

  

2011年,他出版《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2014年,他推出《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2018年伊始,他的《控癌战,而非抗癌战——〈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问世。

  

这“控癌三部曲”,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控癌战略思想。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说:“这是用中国智慧造就中国健康的实践和探索。”

 

解放周末:您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怎么会想到来做倡导中国式控癌这件事?

  

汤钊猷: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做手术了,反而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问题。关于癌症消灭与改造并举这个想法,大概是10年前开始有的。我是外科医生,开了半个世纪的刀,本来以为癌症总是可以攻克的。后来提出早诊早治,总可以消灭癌症了吧?没想到,“小肝癌”开刀以后,5年内有一半复发转移了。也就是说,虽然这么多年来治疗癌症的手段不断在进步,疗效大幅度提高了,但还是没有彻底攻克癌症。我于是开始深入地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大概在10年前,我们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开始研究一个课题:目前我们用于消灭肿瘤的疗法,包括开刀、化疗、放疗、介入治疗等等,它们在消灭肿瘤的同时究竟有没有负面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消灭肿瘤的疗法都会促进残余的、没有被消灭的部分癌细胞发生转移。为什么残余的癌细胞反而转移得更厉害?因为消灭肿瘤的疗法,既消灭了大部分的肿瘤,也使周围环境产生了炎症、缺氧状态,就像打仗以后环境遭到了破坏,加上病人免疫功能也因此受到损害,这样癌细胞就乘乱更加猖狂了。我想,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癌症治疗效果才能进一步提高。

  

解放周末: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汤钊猷:对付癌症,光靠消灭不行,那么是否可以补充改造的办法呢?这就是我第一本书《消灭与改造并举》里的想法,在消灭癌症的基础上补充改造的方法。具体来说,改造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改造残余的癌细胞,让它们改邪归正;比如改造微环境,就像把道路重新修通,稳定社会秩序,问题就好办了。还有就是改造身体机能,促进身心健康。国外的研究也表明,精神、心理健康对病人的治疗和康复至关重要。

  

解放周末:您的第二本书又是怎样从《孙子兵法》中获得灵感的?

  

汤钊猷:有段时间,我在上下班路上读《孙子兵法》,一边读一边想,《孙子兵法》讲的是取胜之道,那么癌症的治疗有没有取胜之道呢?能通过《孙子兵法》找到新的治疗思路吗?薄薄一本《孙子兵法》仔细读了3个月后,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孙子兵法》和癌症治疗战略联系在一起。

  

《孙子兵法》主要强调五个观点,恰好和我们的癌症治疗战略是相通的。一、慎战。“兵者,国之大事”,所以开刀等消灭肿瘤要谨慎;二、非战。打仗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治疗癌症也是如此;三、易胜。“胜于易胜者也”,就是强调早诊早治,早期癌症能开刀的还是要通过开刀解决问题;四、全胜。“以十攻其一也”,也就是强调综合治疗,“以众击寡”;五、奇胜。出奇制胜,用现在的话来说,奇就是创新。

  

解放周末:您的第三本书刚刚出版,这本书为什么会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起呢?

  

汤钊猷:我最新提出的“控癌战,而非抗癌战”,其实是进一步补充原来的思想。《孙子兵法》 比较多地讲速战速决,长期的持久战讲得很少,后来,我发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对我们进行控癌战是很有启发的。

  

癌症已经被确认为慢性病,而且临床癌症都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这和《论持久战》的抗日战争背景很接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怎么控制癌症呢?我的第三本书强调了持久战,要打持久战,就要强调游击战,强调人民战争。所谓游击战,就包括心胸开阔,饮食清淡,适当运动,会游泳的去游泳,不会游泳的每天去菜场买菜……这些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在长期的斗争中,实际上都是有战略意义的控癌大事。

 

中西医不是谁取代谁,而是有互补的空间

 

汤钊猷名字中,“钊”是“用刀削金属”的意思,“猷”有“谋划”之意。冥冥之中,像是命中注定,他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但是,这位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的科班医生,却和中医有着不解之缘。他和夫人李其松教授是同班同学,上世纪50年代末,两人响应号召,投入到发掘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李其松参加了上海第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花了2年多时间专门师从知名老中医学习中医知识; 汤钊猷则担任了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组的秘书,组长是著名针灸专家陆瘦燕教授。

  

那段“西医学中医”的经历,对汤钊猷后来找到控癌新思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怎么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之路?

  

汤钊猷: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我认为既要“洋为中用”,还要加上“中国思维”,两条腿走路。“洋为中用”就是不能全盘西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还要加上中国思维,比如“小肝癌”概念的提出就是中国思维的运用。中国思维可以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积淀中去找,这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要把中华文明的精髓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才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所谓中国特色,首先是要符合国情。我国目前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因此一定要同时研发能够“多快好省”治疗癌症的办法或理念。最新的分子靶向治疗是分子生物学进展的重大成果,但动辄花费几万、几十万元,难以普及。而中华文明的精髓包括老子的辩证思维、孔子的儒家思想、孙子的取胜之道等等,都能应用在中国式控癌的道路上。

  

解放周末:您主张改造机体,这和中医所强调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念很吻合,还比如“治未病”也是中医的观点。您的中国式控癌理念是不是深受传统中医理论的影响?

  

汤钊猷:我爱人是西医科班出身,后来曾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师从上海最有名的一些老中医,比如黄文东、张耀卿、裘沛然、张伯臾等,当时我也跟在后面学过一点皮毛。

  

我曾经亲眼看见,我爱人治好过不少西医没能治好的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她的一位法国女病人,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已经瘫痪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国外的医生对付这种疾病只有两个方法:激素和化疗,但效果都不好。我爱人之前也没有看过神经系统的疾病,她翻了很多书,给这位病人开了些中药,治疗一年后病人居然可以下床了,而且生活完全自理。病人说她想要个小孩,我爱人说要小孩的话可能病情会复发,但她还是坚持。在我爱人的调理下,后来她生下了一个女儿。有一次,一位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来中国,我请法国院士吃饭时,也把那位女病人请来了,听完她的康复经历,法国院士表示简直不可思议。这几十年来,从我爱人治病的这些事中,我感觉中医确实是有很大潜力的。

  

解放周末:在您的控癌战略中,中医可以有哪些作为?

  

汤钊猷:中医最经典的著作《黄帝内经》,是中华文明精髓在医学上的体现。我第一次读《黄帝内经》,是在上世纪50年代。第二次读《黄帝内经》,是10年前开始写《消灭与改造并举》这本书的时候,书里有些内容就是来自这部中医经典。最近我第三次读《黄帝内经》,我觉得其中有很多理念值得我们西医学习,中医和西医完全可以形成互补。

  

具体来说,现在的西医存在几大弊端:一、重硬件轻软件,重视杀癌利器,看病的战略战术却不那么在意;二、重被动轻主动,某种程度上就像把病人看成一部机器来修理,没有积极发挥病人的主动性;三、重局部轻整体;四、重单一轻综合;五、重消灭轻改造;六、重速胜轻持久。而这些西医的“软肋”正是中医之所长,所以我认为,中西医之间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有互补的空间。

  

解放周末:您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有什么建议?

  

汤钊猷:首先,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地中医加西医。西医以消灭肿瘤为主,中医就以调理为主,比如我爱人曾为肝癌开刀后的康复病人特制了中药“松友饮”,中西医配合起来效果就很好。

  

其次,鼓励西医去学一点中医知识,或者要有一批科班出身的西医去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这样可以把中医的精髓真正发扬光大,同时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整合起来。

 

对老祖宗的东西一点不懂,不能算是好医生

 

今年88岁的汤老,每天上午都会准时出现在上海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办公室里。

  

自从去年爱人去世后,他每天都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在电脑前写点什么是他每天必做的事,他说:“我写书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动脑子,为了让自己不得老年痴呆。”游泳是隔天进行的活动,每次游400米,雷打不动,这也是他的养生秘诀。

  

为了宣传他的中国式控癌理念,他一年之中要外出很多次,参加各种学术和科普活动。即使戴上助听器,耳朵重听也很明显,但他仍尽量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他说:“以我现在的年龄和精力,要做好第三件事有点力不从心了,但我义不容辞。”

 

解放周末:在您心目中,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

  

汤钊猷:毛主席曾说过:“医生就是要对病人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我以前也认为做到这两点,就是一个好医生,但现在看来还要做些补充。

  

解放周末:补充在哪里?

  

汤钊猷:从古至今,医学一直是人文的医学,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而如今,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化,从而把整体给淡化了,也使人文缺失了。医生治病,越来越把病人当成一部机器来治。

  

中国古人认为,一个好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应该是个好的哲学家。我也认为,医生多学一点人文知识、学一点哲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人文知识丰富的人,看待问题就会有不同的尺度和标准,就懂得一分为二,辨证施治,同时还会提出自己的质疑。

  

解放周末:这对好医生的标准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汤钊猷:我爱人几年前生肺炎,病好了准备出院时,医生说为了预防复发,要追加一个疗程,于是她又吃了一段时间的抗生素。肺炎刚好了两个月,没想到又得了丹毒,不得不再住进医院。一个月后要出院,医生又说再加一个疗程的抗生素。3个月后,再次得了严重的肺炎。第三次出院的时候,医生又说要加疗程,这回我没听医生的,直接把爱人带回了家。

  

我学过一些中医皮毛,自己开了点调补中药,我爱人服了不到两个星期,就能下床走路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大病。《黄帝内经》上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说的是用药不能过度,抗生素用多了,就会伤身体,情况反而越来越糟。也许正是因为我略知中医和西医两方面的知识,看待问题才可能更全面些,才会去质疑治疗方法到底对不对。

  

我总觉得,中医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作为一名中国医生,对老祖宗的东西一点不懂,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好医生。归根到底,我们还是应该走出自己的路来,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新路。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龚丹韵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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