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 克林顿总统和夫人举办复活节招待会，与李道豫大使和夫人叶兆烈合影

1994年秋 克林顿总统送给李道豫大使的签名照片

1995年6月 李道豫大使向克林顿总统当面交涉李登辉访美一事

1996年6月 李道豫大使和夫人赴缅因州，拜访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夫人

1997年3月 李道豫大使等陪同美国副总统戈尔游览长城

美国往事：当外交官要看时间节点，我在美国遇上了疾风骤雨

高渊：你当驻美大使的时候，两国关系怎样？

李道豫：当外交官绝对跟时间节点有关系。要是遇到一个风平浪静的阶段，一个任期也就过去了。但我每次都遇上疾风骤雨。

我在联合国时，正遇到世界格局的大转变期。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分裂等大事件，都反映到联合国来，都要紧急处理。还解决了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柬埔寨问题也得到了和平解决。

我一到美国，先去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递交国书副本。当时克林顿政府刚上台，就以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他宣布“总统命令”，给中国一年限期，如果不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就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天，克里斯托弗见我时说，钟表在滴哒响，一年的时间很快，你们要赶紧动作。我第一次跟美国政要打交道，就给我来个下马威。

高渊：你在美国从哪里着手呢？

李道豫：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我赴任前，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讲，在别的国家认识50个人足够，就能把事都办了，但是在美国，你需要认识的人像海洋一样大。道理很简单，因为在美国政界，除了政府官员，还有500多个参众议员，此外还有智库、大企业家，更有媒体。

“美国的媒体比你们厉害。”在美国，影响老百姓的主要是媒体，影响媒体的是智库。智库的背后那就很难说了，有企业，有政府团体，有政党，有各种势力。所以，不能光盯着那些政府官员。当然，我们在外交部时只能找政府官员，因为接触不到美国社会。不过作为驻美大使，光这么做就不行，有大量的公共外交要做。

美国的政治气候是不一样的。华盛顿“气候”可能很坏，但你走出华盛顿就不一样了。一般来讲，州的温度比联邦政府高，美国各州更愿意跟中国交往。它们没有那些政治考虑，更多关心就业和经济。

担任驻美大使就得到处跑，不像在联合国。联合国是有各种会议让你参加，而且交不交朋友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别国大使怎么投票，他自己说了不算，更不是我能说服他的，他必须请示国内。当然，如果有点私交，他会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说我们准备怎么投票。

高渊：美国这么大，怎么跑很有讲究，既是体力活，更是脑力活吧？

李道豫：在美国，和政界人士有点私交还是很起作用的。为了广泛宣传中国，我的足迹遍及全美50个州，很远的阿拉斯加、南北达科达州等地也要去。

到了当地首先结交州长等官员，还要和大企业主管、重要媒体、大学等进行沟通，谋求发展合作。同时，要在各种场合演讲，主旨就是宣传中国、增信释疑、促进了解。我自己算了一下，光是正式演讲就有200多次，有时还要遇到少数反华乌合之众的骚扰。

一般去外地活动都是周末。周一至周五主要在华盛顿，工作就是见媒体和议员。在美国，上电视台是一大挑战。有的电视台随意编排对你的访谈，故意将你的军。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

美国PBS电视台是公益性的，无广告。它黄金时间的节目，比较受政界人士关注。有一次，美国贸易代表借口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协议，并说政府在背后撑腰，表示要制裁。PBS电视台邀请他和我一同接受采访，我和使馆同志研究后决定迎战。除了充分阐述我国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反问美方：美国政府宣称决心禁毒，但贩毒仍然猖獗，可否依此指责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贩毒？事后，美国一位卸任的副国务卿说，你的反驳很有力。

接受电视采访的挑战，还在于往往事先不提供问题提纲，所有问题都在现场提。再加上是英语对答，要在这种场合应付自如，对外交官来说，是挑战也是必备的素养。

高渊：和美国的议员们怎么打交道？

李道豫：那更需要韧性。在国会山上，议员都非常忙碌。即使事先约定时间，也经常爽约，我有一次居然等了两个小时。见面也常常很匆匆，因为只要会场表决铃声一响，议员就要进去投票。

挨门挨户地拜访议员办公室，是每个驻华盛顿外国大使的苦差使。我结交了很多议员朋友，光是在1997年，就有100多名参众议员访华。我1998年2月离任回国前，120多名参众议员在国会山曼斯菲尔德大厅为我举行欢送招待会，两党的重要议员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都到场。这样欢送中国大使是从来没有过的。

高渊：你觉得驻美大使应该如何定位？

李道豫：说到底，大使是个服务者。在很多事情上，我不是直接谈判者，而是为谈判服务的。比如，政治磋商由外长、副外长出面，贸易谈判由商务部来人。大使馆的工作就是服务，提供情况，出些点子，但不是第一线。

在联合国不一样，那里你就是主角，没有人替代你，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在美国要甘当配角。

高渊：不过，这个配角不好当吧？

李道豫：现在和19世纪的外交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几个公使一商量，就把不平等条约压到我们头上了。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元首直接见面，见不了面也通热线电话，有些事大使可能都不知道。以前，大使可以是一个传信者，现在连传信者也轮上不了，高层打电话不需要你传信。比如说，美国政府有事情找我国政府，宁可直接去找外交部，也不会在华盛顿找中国大使，因为你还要传话回去，不一定是原汁原味。

那么，现在当大使，除了研究问题、提供信息，还有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就是首脑访问。我们把这叫做高访。我和很多国际同行聊，他们都有一个感受，作为大使，在任内特别希望有高访，但也最怕高访，因为任务重、难度大。

高渊：当时中美之间，除了最惠国问题，还有什么摩擦？

李道豫：我到美国第一年遇到很多事，最惠国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还有 “银河号”事件，硬说“银河号”里装有化学武器；反对北京申奥，由议员出面，政府表面不参与，其实暗中鼓励；指责我们卖导弹给巴基斯坦，实施单向制裁；发表一份战略报告，将世界划分为几类，把我们划在最糟糕的一类。

但到了那年8月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雷克约我见面。我一听，就觉得或有变化，因为安全事务顾问代表的是白宫。跟美国人打交道，如果他们是国务院出面，一般就公事公办，而如果是白宫出面，往往是缓和的征兆。

果然，雷克跟我说，美国打算年底在西雅图举行首届APEC会议，邀请中国领导人与会。在会议期间，克林顿总统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举行双边会谈。

高渊：你当时怎么回应？

李道豫：我马上盯了一句：这个会谈应该是正式会谈。因为APEC是领导人非正式会面，但中美两国首脑的双边会谈不能非正式。他愣了一下，想了想说，是正式会谈。

那天我很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确定这次会谈后，我心里比较有底了，知道驻美任期里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发展中美关系的空间。当天报回去，“家里”（编辑注：指国内）也很高兴。

高渊：接下来就是全力为这次高访做准备吧？

李道豫：对，当时已经8月底了，11月份就要开会。我的工作是打前站，做准备。“家里”的意思是影响要放大一些，不光到西雅图，还要去旧金山，邀请100位跟中国有生意关系的大公司CEO到旧金山吃饭见面。这事就由我们使馆来做了，要把这100个人召集起来，在旧金山安排好这顿饭，同时也要安排西雅图的活动。

高渊：那次两国领导人会谈，总体氛围如何？

李道豫：江主席的访问很成功。和克林顿总统见面时，江主席谈的主题就是，中美应该把什么样的两国关系引领到21世纪？我们亮出了主题，把我们的立场传给美方了，美方好好去考虑吧。

克林顿当时显然没有准备好，他当任期里对华政策一直摇摆，举棋不定，因此前几年都被他耽误掉了，来回折腾。

高渊：最惠国待遇的一年倒计时问题，后来是如何破解的？

李道豫：从美国政府到企业界，国内和使馆都做了大量工作，转机出现在1994年4月底。

当时前总统尼克松去世了，我准备去加州参加他的葬礼。记得是下午2点的航班，1点时雷克打我电话，说关于最惠国待遇，我们有个新想法，想要见面谈。我问在哪里见面，他说就在尼克松葬礼上谈。我说在葬礼上怎么谈，我们找个地方。

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也去参加尼克松葬礼，他是部里主管中美关系的。葬礼结束后，他和我再加上周文重，一起和雷克见面，周文重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

我们找了个地下室谈，决定由白宫派个特使到北京来谈判。这样做的好处是绕过了美国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特别强硬。

高渊：在你任期里，中美关系最糟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李道豫：最大冲击是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我国作出坚定反制，两国关系降到最低点。从1995年6月到10月，两国首都没有对方大使。我当时奉调回国述职以示抗议，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下，美方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后，我才奉命返任。

高渊：你对克林顿印象如何？

李道豫：克林顿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政客，手段很高明，还很善于博得人家的同情。至于对中国的态度，政治上他和前届政府类似，采取接触和施压的两手政策，但他在经济上很有远见。“新兴市场”就是他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是首要的新兴市场，很看重中美经贸关系，他认为这个对美国有好处。

所以，尽管在上任初期就打压我们的最惠国待遇，但他后来还是力保我们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同时支持我们进世贸组织。克林顿在回忆录里说，当时把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是错误的。总体上看，他还比较务实。

外交沉思：凡是当过老大的，都不习惯看到别人赶上或超过

高渊：常驻国际组织和常驻一个国家，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李道豫：国际组织是“多边”，驻一个国家是“双边”。“多边”的规矩和“双边”不一样，“多边”可以吵得很厉害，但下来就马上握手。你在“双边”要这样吵，可能就待不下去了。在一个国家当大使，是不能跟人家炒翻的，要很策略，很机智。

在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场合，不同意见可以争，而且每一次争论有好几个来回，答辩有三次权利，可以吵到对方没话讲，或者吵到把答辩权用光。有时候，我知道和对方会有交手，就让翻译把对方的发言稿拿过来看一看。主要看有没有骂我们的，马上准备答辩稿。

高渊：你刚才说到的投弃权票，其实一直有些议论，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老是弃权？

李道豫：其实这没有什么，但很多人确实不理解。比如说安理会关于海湾战争的授权决议，我们外长亲自参加的，投了弃权票。那份决议的第一层意思是，要求伊拉克执行全部联合国决议，就是一定要撤兵，这个我们赞成。但底下一句话，如果伊拉克不撤兵，联合国各会员国有权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执行联合国决议。而这个“一切必要行动”就摆明了可以动武，这个不能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因为我们中国一贯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

那次投弃权票，国内有不同反应。有人觉得应该赞成，有人觉得应该否决。其实，我们投的票，是最高领导定的。

高渊：“弃权”是一种怎样的外交策略？

李道豫：我退休后，有一次参加一个论坛，有人提问说，你当年投弃权票是不是出于无奈？我说肯定不是。我驻联合国时，有些事情并不与我国直接相关，我们可以让它进行，但又要体现我们的差异性，那么“弃权”就是一个选择方式。

很多人都以为，联合国的表决方式就是同意、反对和弃权三种，其实过去还有一个，现在比较少采用，就是不参加投票。

那是在1956年，有一个涉及到苏联的决议，每个国家根据抽签决定的顺序，然后被叫到名字就站起来，表明投什么票。叫到“印度”时没有声音，然后主席宣布“印度缺席”。等全部投票结束后，印度代表站起来说，“我不是缺席，我是没有参加投票”。这就是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还不是弃权，更不是缺席，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但是不参加投票，表示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都不屑于表态，非常超脱。

高渊：这种比“弃权”更不表明意见的“不参加投票”，是个好方法吗？

李道豫：我们以前也曾借鉴过。但现在基本不用了，觉得这个跟“弃权”差不多。

高渊：现在好像“弃权”用得也比以前少了，这有什么原因？

李道豫：现在确实相对少一点，主要原因是现在国力更强盛，话语权比以前大。20多年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远比现在小，但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我们不完全同意的立场，不随波逐流，又避免动用否决权。那时候，投弃权票是比较策略的一种选择。

高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中美关系。你当大使时期和现在，中美关系相似之处在哪里？有什么变化？

李道豫：中美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就是社会制度不同，但各方面的共同利益在大发展，尤其经贸依存度和交融度相当高。在政治、安全、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了。

特别是这几年，两国领导人频频会晤，引领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这与我当时面对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当然，分歧和摩擦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棘手，但是管控的能力和手段更多了。

我当年在美国到处演讲，主旨就是讲中国发展得怎么快，市场如何大。现场气氛都很好，美国人听了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机遇。现在不大一样了，我们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到美国去讲中国的成就，发展速度有多快，人家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不是高兴的问题，而是有点恐惧。现在要是还像我那时候的讲法，他们已经不太能够接受了，这是最大的差别。

高渊：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很微妙。

李道豫：美国人有一种心态，他要当老大。在奥运会上也是这样，他的优势项目是不能输的，输了之后会对你很反感。这也不是美国人独有，凡是当过老大的，都不习惯看到别人赶上甚至超过。

我觉得，现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是要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是不可改变的，你不爽也没有用。但这是全球也是美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谁吃掉，愿意和别国分享发展机遇。

我们要看到，中美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一个稳定和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大家都有利。

（本次访谈策划：高渊 柳森 题图摄影：柳森 文内照片均由李道豫先生提供 本文编辑：柳森 题图制作：邵竞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