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12日上午，孙中山逝世两周年之际，人们到上海孙宅致祭。杨杏佛作为主席主持活动，直至12时散会。谁知散会不久，致奠人群经过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门前时忽然开始高呼口号，还有数人试图冲入44号院内。场面一度混乱，直至现场一名警长决定鸣枪。

如一次伏笔，这一冲突，预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发生骚乱的环龙路44号，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房子坐北朝南，是砖木结构西式楼房，从1924年2月开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中共中央派出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三人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当时，毛泽东刚刚31岁，高大的身影，每日往返云兰坊7号的住处和环龙路之间。直到1924年年底，毛泽东回到湖南养病。

此时的上海，风起云涌，到了1925年夏，国民党右派逐渐控制执行部，并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次年1月，执行部撤销。

当时的上海局面，是“一市三治”，处于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事实上成为“国中之国”，无论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学者将当时上海的城市管理称为“一道特殊的缝隙”——这道缝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容纳很大。

南昌路，地处法租界，周边都是中上阶层为主的居民住宅，马路静谧，隐蔽性强。

正符合“缝隙理论”的特征。

二

凡是物的缝隙，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比如在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由8幢小楼组成的“小区”里，就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伧，令人惊叹只有在当时的上海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

陈其美是在1915年入住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5号的，后来又住过不远处的萨坡赛路14号（今淡水路92弄2号）。在这段时间，他策划武装反袁。在1915年11月洪宪帝制推出之际，他策划刺杀海军上将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舰起义，誓死捍卫共和，也由此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1916年5月1日，孙中山从日本到上海，住在陈其美萨坡赛路的家。然而仅仅17天后，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萨坡赛路14号寓所。5月19日，宋庆龄也回到上海，孙中山亲自到码头迎接。

这一年的6月，新婚的孙中山和宋庆龄入住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这是夫妇俩在上海的第一个住处。而他们住宅的马路对面，就是后来的环龙路44号。

历史，似乎全部在南昌路汇合了。

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大返沪时，入住陈其美曾住过的环龙路渔阳里（南昌路100弄）。陈独秀入住的是2号，主编《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0月4日，在寓所与杨明斋、包惠僧等谈话时被法租界捕房逮捕。这一次，他得到了孙中山等人的营救而获释。

一年后将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人，当年大都居住在渔阳里附近，交流十分方便。一大会址、博文女校、新老渔阳里，都集中在一个路程不过十分钟的步行圈内，呈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就像陈望道后来说的：“大家住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三

除了英雄豪杰，在南昌路这条以居住区为主的街上，生活还在继续。

1927年，诗人徐志摩和新婚燕尔的妻子陆小曼入住环龙路花园别墅（今南昌路136弄）11号。当时，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徐志摩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等在环龙路办了新月书店。沈从文的长篇小说　《爱丽思漫游中国记》（《阿丽思中国游记》）二卷本，就是1928年7月和12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

1931年，傅雷从欧洲返沪，受聘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住环龙路花园别墅（今南昌路136弄）39号。一年后，他将与朱梅馥结婚。1931年回到上海的还有丁玲。1931年2月，胡也频死难后，丁玲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4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着回到了湖南，将孩子交给母亲抚养。4月10日，丁玲匆匆返回上海了。

她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当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难，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

在1931年年初抵达上海的，还有三个小男孩。他们也很快被送到了南昌路。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在陶尔菲斯路341号，即今天的南昌路48号，有一位名为牧师、实为特工的董健吾先生，主持着一家名为大同幼稚园的机构。保育员多为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园儿童20余人，有蔡和森之女蔡转，恽代英之子恽希仲，彭湃之子彭小湃，李立三之女李力、李竞，杨殷之子，王弼之女等。毛泽东的孩子们在1931年春节前后就被送进了大同幼稚园。1932年，一名保育员外出后失踪，为保证安全，党组织解散了大同幼稚园，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

四

这条路上不仅见证过孩子们的笑声、青春飞扬的激情和苦闷，也见证了子弹和鲜血。

爱国人士杨杏佛，也曾住在南昌路上。1925年至1933年，杨杏佛先后住在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7号和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号等处。

他的儿子杨小佛先生曾著文回忆，有一段时期，杨小佛几乎每晚临睡前都要听父亲杨杏佛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中，既有《西游记》和《封神榜》　里的妖魔鬼怪，也有关于科学家牛顿、瓦特、爱迪生的。父亲从不强迫儿子读什么书，对学校布置的作业、考试的分数以及投考哪个学校，也都不作硬性规定，而是让他自己去考虑和选择。但这温馨的父子互动，却戛然而止于1933年6月17日，那一天，父子俩说好第二天去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骑马。

6月18日清晨，杨杏佛穿着夹克衫和马裤，在亚尔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的办公楼旁，领儿子杨小佛乘上一辆敞篷汽车。汽车刚驶出交换处门口，向北转入亚尔培路，就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杨小佛准备探头外望，又听到一阵爆炸声，只觉得眼前一黑，顿时失去了知觉。等到恢复知觉，发现自己已躺在车厢底板上，父亲正伏在他的身上。事后了解，当时有几个持枪暴徒从两旁包抄而来，对准敞篷车左右开枪，弹如雨落。杨杏佛身中数枪，心、腰部位都有子弹穿过，流血不止，不幸身亡。

这一个清晨，距离孙中山夫妇入住南昌路，过去了17年，距离上海解放，尚还有16年。缝隙之中，风雨如晦，一条短短的南昌路，见证多少历史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