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上海历史博物馆将正式对外开放。上海的风云变迁，将在这里一幕幕重现。
　　

从“江南的上海”到“中国的上海”，再到“全球化的上海”……
　　

在变与不变中，上海如何成为自己，又如何继续做好自己？作为上海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周武有一番观察和思考。
 

“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

解放日报·上观：近代上海曾被誉为“东方的巴黎”，近年来也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的佛罗伦萨”。两个比喻演绎了怎样的上海形象？上海究竟有何魅力，让大家如此感兴趣？
　　

周武：近代上海不仅是一个工商业城市，而且在文化引领上也独树一帜。特别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激荡汇聚，极大地增强了上海文化的吸引力、辐射力。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的中心佛罗伦萨可以互为印证。
　　

客观来说，近代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巨大存在。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摩登与草根、繁荣与贫困，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斑斓错杂的画卷。因为复杂多元，所以不同的人看到的上海往往天差地别。“东方的巴黎”“西面的纽约”“冒险家的乐园”等褒贬互异的说法，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和混杂性的上海形象，恰恰构成上海的独特魅力。
　　

解放日报·上观：上海学这一概念是您的导师陈旭麓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由历史学家发起上海学研究，是否意味着这一研究比较“厚古薄今”？
　　

周武：上海学当然要关注当代上海，但现实上海是由历史上海演变而来的，不了解“源”就无法真正了解“流”。不了解上海的历史，不了解历史潜在的种种可能性，怎么可能深入理解上海的现实？坦率地讲，一段时间以来，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基本上是两拨人马。从事历史研究的几乎不碰现实，从事现实研究的也不愿回望历史，由此造成的割裂以及视域盲区，是上海研究领域的一个顽疾。
　　

解放日报·上观：就您的观察来看，在上海研究中还存在哪些有待改进的地方？
　　

周武：应该说，有关上海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少。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志、辞典，小到一家影院、一条街道、一幢建筑、一份报刊，都有专门的论著，有的还不止一本。这当然是好事，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描述多而解释少。描述当然不容易，但仅止于描述，就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解释不仅需要材料，需要理论，而且需要拓展视野。
　　

又如，有形的研究多，而无形的研究少。以建筑为例，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本质上是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不同于当时那些“强大与傲慢”的西洋式建筑群。但多少有些遗憾的是，相关研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表达，难以做到“形神兼备”。
　　

解放日报·上观：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短板”的存在，呼唤着上海学的发展创新。作为《上海学》集刊的主编，您认为上海学是否已经解决了“名正言顺”的问题？
　　

周武：上海学是一个有着清晰界定的学科范畴。它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上海学要研究上海的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但它们的排列不等于上海学。即使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也只是“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算不得上海学。
　　

上海学的要义在于以通贯整体的角度关照、解读和诠释上海。多年前，我曾跟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有过一次交谈。我提及成语“一叶知秋”，他马上接着说：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我想，孔飞力先生想表达的意思是，细节、局部、碎片，只有在整体中，它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
　　

所谓整体，意在破除学科壁垒；所谓通贯，就是把上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理解。要更完整、立体地呈现上海城市的兴起、发展、困顿与转型，呈现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的变与常以及变中之常、常中之变，呈现上海城市的外在风景和内在精神。
　　

从边缘到中心，“大上海”也曾是“小苏州”

解放日报·上观：一些外国人认为，开埠之前的上海只是一个小渔村。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上海早就是“江南壮县”。开埠之前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
　　

周武：开埠之前，上海“区区草县”已变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这跟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开放海禁有关。上海是典型的江南港市。港口盛，上海就盛；港口衰，上海就衰。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的地位日益突出。雍正以后，一向驻太仓和苏州、比府衙更高一级的地方军政机关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作为一个象征，说明上海已具备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
　　

但总体上看，开埠前的上海只是一个区域性港市。上海同长江航道、大运河航道的物流联系，大体是通过苏州完成的。也就是说，苏州是国家的物流运输终点和起点，上海是苏州的重要转运港，因而又被称为“小苏州”。
　　

解放日报·上观：开埠前的上海为什么不能更“往前一步”？
　　

周武：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上海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自主性。朝廷把海禁解除了，上海就发展起来了；朝廷一关门，上海就萧条了。另一个因素是，上海地处江南边缘和大运河漕运体系边缘，在地理位置上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只有到海运取代河运的时候，上海的地缘优势才显现出来。
　　

解放日报·上观：上海能够快速地从“边缘”走向“中心”，与开埠有何关系？
　　

周武：开埠前的上海，初步显示城市个性和外向型特征。但它的地位不仅在苏杭之下，而且亦无法与府城松江比肩。开埠之后，上海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互动日益紧密，才逐渐成为枢纽之城和亚洲头号商埠。
　　

开埠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但并不是一开埠，上海就发展起来了。开埠后的最初10年，除了外滩陆续冒出洋行建筑之外，往西依然是一派田园风光。上海的快速兴起，还有另一个“大事因缘”。这就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战乱。具体来说，就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逼迫人、财、物寻找“安全岛”，上海由此得以兴起。到19世纪后半期，以上海为中心、覆盖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商业网络正式建立。
　　

解放日报·上观：一同开埠的，还有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当时，这些城市的行政地位都更高，却为何没能像上海一样快速崛起？
　　

周武：有种说法认为，上海之所以发展得快，是因为拥有广袤的经济腹地。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要知道，上海的地缘禀赋和地理空间至少从宋代起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有到了开埠，特别是在太平军“闯入”江南以后，上海以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区域经济、文化版图之际，江南才真正成为上海的腹地。
　　

开埠后上海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我认为真正的优势在于国际化和工业化。前者使上海成为中外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知识、思想的聚集和融汇之地；后者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世界工业中心之一，不仅工业门类最齐全，而且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集中。

　　

两次跨越三次转型，造就了“更神奇的城市”
　　

解放日报·上观：近代以来上海的发展变化，您曾用“比虚构更神奇的城市”来形容，理由何在？
　　

周武：开埠以来，上海经历了近乎魔幻般的变迁。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两次跨越、三次转型”。
　　

“两次跨越”指的是上海城市空间两次重大的扩展：一是跨越苏州河。开埠之前的上海县城由城壕和城墙环绕，空间狭小局促；开埠以后，随着城北地带的兴起，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推进到苏州河南岸，并开始跨越苏州河，一座座横跨苏州河两岸的桥梁由东向西次第兴建。二是跨越黄浦江。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苏州河上的“造桥运动”移到更宽阔的黄浦江上，上海进入浦东开发开放时代。
　　

在跨越的过程中，上海城市还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以开埠为标志，从区域性港市转型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第二次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从商业都市转型为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进一步成长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第三次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肇端，从功能单一的生产型城市转型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化大都市。第三次转型还在继续，远未完成。
　　

这三次城市转型，前后相继，从根本上重塑了上海、再造了上海。由此可以说，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转型史。
　　

解放日报·上观：您怎么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周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而且跻身国际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
　　

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颇多。我想着重谈一点较易被忽略的地方，即上海不仅形成集聚效应，而且产生了外溢效应。在近代上海工业化的进程中，无论是青岛、天津、汉口、无锡，还是大西北，它们近代工业的建立，最初都是从模仿上海起步的。公共设施也是如此，基本上是从上海试点，而后在其他城市逐步推广。
　　

解放日报·上观：“大上海”的口号，是不是由此正式叫响？
　　

周武：大致来看，“大上海”是伴随四个工业区兴起而逐渐成形的。上世纪初，上海通过对外贸易积累了庞大的资本，转而寻求就地生产。这首先要解决一个工厂选址的问题。
　　

通常来说，工业用地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地价相对低廉，二是交通便利。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在当年的上海，只有苏州河和黄浦江沿岸的地方。于是，上海就率先在这些地方形成了四大都市工业区。四个工业区兴起后，“大上海”的雏形就出来了。其中的沪北工业区，即当年的闸北西区，以民间私人资本为主体。粗略统计，1910年闸北才2.3万人，1926年就增至15万人。抗战之前，闸北一度成为华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
　　

解放日报·上观：“大上海”之于中国，有什么不一般的意义？
　　

周武：“大上海”的兴起，创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都市类型。在它之前，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规模、地位与城市的行政等级大致相对应。“大上海”兴起后，近代中国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另一个中心，一个不是靠政治而是因工商和社会发展起来的中心。

　　

文化不要怕杂，杂了才能产生新品种
　　

解放日报·上观：有人曾这样说：最愚蠢的人到上海不久，可以变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上海不久，可以变狡猾。这一评价，是褒奖还是批评？
　　

周武：这应该是一种谐谑的说法。上海当然没这样神奇，但近代上海的确是一个大熔炉，有着相对自由、安全的环境，可以让不同人群在此立足和发展。
　　

对资本拥有者来说，上海是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机遇之城；对文化人来说，上海是理想舞台；对逃难的人来说，上海又是“诺亚方舟”……在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基础上，海派文化得以枝繁叶茂。包括红色文化，也是在这种生态中得以孕育、成长，并历经检验，最后一枝独秀的。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文化不要怕杂，好像生物界，杂了才能产生新的品种。”
　　

解放日报·上观：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靠的是什么？
　　

周武：上海不仅是通商的大码头，而且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想的码头、新文化的码头。在此基础上，上海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东亚无可争辩的文化中心。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城市、口岸在文化上就没有贡献。但真正影响整个国家的、足以牵动思想文化变迁走向的力量，是“大上海”兴起之后才有的。我举一个例子：1908年1月，光绪帝开了一个书单，包括《孟德斯鸠法意》《万国国力比较》《欧洲新政史》《理财新义》等，要内务府照单购买，这个书单所列的书目，除5种由政治官报局刊印，其余34种全部由当时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
　　

光绪帝开出这个书目并不奇怪。晚清时期，绝大部分新式读物都来自上海。上海不仅是市民阶层获取新知的主要来源地，而且是庙堂了解新学的信息源。当上海的出版物成为皇帝读物的时候，它冲击和改变的就不仅仅是读书人了。
　　

进一步来看，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影响力巨大的文化中心，根本的一点在于开放和包容。因为开放，上海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其中，国内以苏浙移民人数为多；国际上则来自英、法、美、日、俄等56个国家和地区，最多时达15万人，大约100人中就有三四个外国人。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带来了文化来源的多元性，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又提升文化的宽容性。
　　

后来，这种包容性逐渐展现出一种“世界主义”。凡是国际上流行的学理、思潮、流派、风格，上海都有回响和呼应。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遭排斥的文化潮流、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可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士，可以在上海施展才华。
　　

解放日报·上观：信息化时代，“去中心化”倾向有所抬头。在此情形下，上海文化还有机会再现辉煌吗？
　　

周武：新时代，上海要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应着力提升五种能力，即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以及文化吸附、输出能力。这五种能力，归根到底要看吸引人才的能力。

　　

真正读懂上海，需要具备三重视野
　　

解放日报·上观：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从此，“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成为这座城市的自觉意识和共同意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新上海是怎样取代旧上海的？
　　

周武：新上海取代旧上海是一个伟大的变革。短短数年间，娼妓消失了，鸦片消失了，帮会消失了，流氓消失了，盗贼消失了，绑匪消失了……上海呈现一派新气象。
　　

在经济领域，由于中国遭受禁运等因素，上海“面向国内”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目标指引下，“发展工业就是发展经济”成了上海的共识。这一重新定位，给上海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其中就包括辖区的扩大。1958年，中央决定将原属江苏管辖的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辖区的扩大，为上海工业发展和产业布局提供了新的空间。
　　

与之相伴，上海的工人数量迅猛增长。1949年，上海市区职工人数为93.7万人；1958年底，这一数字增长至203万。随着主人翁意识的显著增强，工人文化蓬勃发展。这为“工业上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上海得以再造“通向世界之桥”。对外来文化宽容接受的态度，以及契约精神、敬业精神、合理主义等被重新激活。政策的优势，传统的激活，再加上历史的高度，使上海再度成为资本、人才、信息汇聚的“高地”。
　　

解放日报·上观：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中国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弘扬？
　　

周武：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说明，上海城市变迁与区域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是休戚相关的。上海是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枢纽型城市。在这种连接中，口岸与腹地，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华人与洋人，各种因素彼此交织、互促互进。从这个角度来看，单就上海论上海，显然无法把上海城市演变的情况生动而逼真地描绘出来。
　　

事实上，要真正读懂上海，需具备三重视野：
　　

一是区域视野。上海地处中国的富庶之地，跟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关系最为密切。上海的居民有75%左右是江南移民及其后代。如果对江南缺乏足够了解，是不可能理解上海的。
　　

二是国家视野。上海的发展以及上海怎样发展，归根结底要对接国家战略。因此，要理解上海，就必须准确定位，以及准确把握这种关系给上海带来的影响。
　　

三是世界视野。上海不但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而且同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只有把上海放到世界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才能比较整体通贯地理解它的过去，把握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