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周末得知Uncle Timothy (鼎山舅舅)去世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终于解脱孤寂的生活，去天堂与他的爱妻Auntie Birgit(蓓琪)相会了。过去的几年，特別是蓓琪倍受癌症折磨，在死亡线上挣扎，以至在五月初最终去世前后的岁月可能是我从1978年第一次在上海结识他以來，鼎山舅舅生活得最痛苦和沮丧的阶段。

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被父母带去和已经阔别上海31年的鼎山舅舅、原籍瑞典的太太蓓琪、女儿Pia (碧雅)，和他其他全留在大陆的大家庭成员相见、团聚。这也是我首次见到平时在北京工作的乐山舅舅。他俩都是父母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学长。爸爸在约大时便是董鼎山发表于报纸杂志上作品的忠实读者。妈妈则是他俩现在天津落户的妹妹自小的闺蜜。她俩童年时在教会女校结下的友情保留至今。

董鼎山和他的夫人及外孙女

由于父母都在上海的大学外文系执教，且分别参与过一些英译中书籍翻译编辑工作，我当时已经有幸读到了董乐山翻译的一套四册、内部发行的《第三帝国兴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和其它一些西方译作。两位舅舅对我已经读完那部威廉·L·夏伊勒有定义性的当代经典, 以及S.R.格劳巴德的基辛格传《智者的画像》（Kissinger: Portrait Of A Mind）的中译本深表惊讶和赞许。

自小喜爱文学写作和对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中西文化熔炉的特殊地位颇有兴趣的我，对两位舅舅的崇拜不油而生。但当时我对用英语创作毫无概念。更沒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学用非母语的英文以上海，纽约，香港，东京，华沙和苏俄等地为背景写小說,而董鼎山先生会成为我敬重的前辈和楷模。

较之我小几岁,同是60后的 Pia(碧雅)妹妹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来到改革开放不久的父亲故国，显得腼腆和不知所措。虽然我小时候在上海接触过一些东、西方混血儿，有些是家里的朋友和当时相对罕见的叔伯姨婶之辈的长者, 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我的同代人。

80年代从我一到美国读研时起，鼎山舅舅夫妇就以亲切的长辈身份热情地接待、关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创意写作后写第一本英语小说“Shanghai Girl”（《上海女孩》)時，鼎山舅舅给了我许多引导和鼓励，“从一开始,Vivian你自如驾驭英语的能力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总觉得外国出身的，母语不是英语的人不应该以写作作为一种职业。我的意思是说用英文创作得予发表的希望渺茫。很少有中国人能获成功。而你已经毫无疑问地克服了语言这一关。”（笔者按：译自英语原文）

我以“白俄”欧亚混血女郎莫茉为主角, 刻画20世纪上海人生百态的英语小说“Memoirs of a Eurasian”（《俄沪妞传》）在美获奖后，他还电邮祝贺。近年来，电脑成了鼎山舅舅与外界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尽管他大半世纪笔耕不辍，谦逊的他从来不以专业作家自居。一想到他那温良恭俭让的学者气派和绅士风度，以及他纽约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乃至音容笑貌，我便有一种无名的失落感。

记得多年前也是在这充满欢乐的圣诞季节，父母亲、我和夫君拜访家住东下中城的董老夫妇。在柏文大楼下面转角上的美式中餐馆晚饭后回到由散发着松叶清香的圣诞树为主角的小客厅，我们围坐在如今在曼哈顿公寓里已是奢侈品的燃木壁炉旁，你一言我一语地用英文交流，话题涉及海阔天空。当谈到女儿不谙中国文化时，董老面露难色。我们深知按照美国文化成年的子女是应受绝对尊重的独立体，父母不能干涉下一代对生活和价值观的选择。碧雅能像本土生长的瑞典人一样说瑞典语，但对中文则是另当别论了。这对毕生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己任的鼎山舅舅来说无疑是个终身遗憾。

在多种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度美国，人们对自身主观阶层社会地位的认同往往和客观阶层的感性的不一致。人们可能在日常多语种的语言环境中不知不觉地选择社会认知程度高的语言、文化观念乃至价值观。我觉得这可能解释下一代选择母亲北欧母语，欧洲文化准则、社会规范及情境胜过父亲东亚母语汉语和中华文化处事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原因。

万家灯火，节日气氛浓厚的曼哈顿使我触景生情。旧景不在却历历在目。

Silent night，Holy night.

平安夜，

圣善夜……

鼎山舅舅，您一路走好 ！

（解放日报文艺部朱蕊对此文亦有贡献。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编辑：邵竞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