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 | 权利受限型秩序社会很复杂很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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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作者：梁捷 2018-03-17 11:34

摘要：在权利受限秩序社会，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社会精英都会采用不同的手法设置经济租金，阻碍大多数普通人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格致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发轫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恰好是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转轨的嬗变阶段。中国经济学界一改传统政治经济学独大的局面，逐渐转向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寻找学习借鉴之物。作为“丛书”的一个子系列，“当代经济学译库”大规模翻译出版现代经济学各个学派的代表性著作。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是其中最早一批被引入的，这位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结合诺思多部著作，对诺思晚年经济思想的新发展进行了一番阐述。

制度及制度变迁

■诺思得奖时已经73岁，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大奖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决定亲自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研究，即使当时缺乏趁手的工具

诺奖一般被认为是终身成就奖，诺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已经奠定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如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81年出版的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这些书系统提出一套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历史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诺思得奖时已经73岁，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大奖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阶段，他很快就迎来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高峰。

长期以来，“制度”一直是诺思研究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对于制度，诺思自己是这样定义的：人为设计的，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互动结构化的约束条件就是制度。所谓的约束条件，既包括显性的、正规的约束如宪法、法律或者财产权，又包括隐性的、非正规的约束如习俗、传统、禁忌、信仰等。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会因为不同的环境，相应地选择一组制度来维持政治和经济的运行。所以对于关心长时段经济变化的学者而言，不仅要研究资源要素、生产技术等的变化，还必须研究生产背后的制度变迁。

从方法论角度看，诺思很早以前就明确提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应当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三块基石。诺思研究发现，历史上许多表现出色的经济体，都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私有产权制度。所以推动产权清晰化也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经过诺思的归纳整理，产权理论一跃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被运用到诸多领域，尤其是长期的、动态的历史研究。现在，产权理论仍是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联系最紧密的一块基石，已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

而诺思归纳出的另两个方向，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研究却遭遇瓶颈。虽然经济学家从不否认这两个维度的因素对于经济绩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传统经济学并没有研究这些问题的趁手工具，无法测量也无法建模，所以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持一种观望态度。

诺思决定亲自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当时他已70多岁，对于学习吸收新知识的热情却似乎从未减退，反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研究之中。他敏锐地感觉到，几个新兴的经济学交叉学科正在兴起，有希望提供新的工具，在这些问题上打开缺口。

进入认知科学领域

■观念或意识形态如何对制度产生作用，过去几乎无人想明白

■环境系统与人们头脑中的认知和观念系统，在平行但不同步地演进

2003年，诺思出版了一本名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书，开始进入认知科学领域。诺思指出，经济变迁的过程本质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第二，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的变化；　第三，人类知识存量的变化，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的变化。传统经济学只研究第一方面，制度经济学拓展到了第二方面，而要真正理解制度结构，则必须进入第三方面。

观念或者意识形态如何对制度产生作用，头脑中知识又怎样转变为具体行动，整个过程极为复杂，过去的经济学家几乎无人想明白。哈耶克甚至悲观地认为，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但诺思注意到一位名叫罗纳德·海纳的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慢慢从中提炼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海纳认为，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困难性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鸿沟，人类在这条鸿沟面前，必须构造一些规则去限制选择的灵活性，而这些规则就被我们称为制度。制度创新的动力就是要克服认知差距所包含不确定性的努力。

简而言之，制度是能力有限的普通人用以认识极端复杂社会的一种工具，如同一副梯子。梯子一头是我们的头脑，另一头是复杂社会。没有制度，两者很难联系起来。这副梯子会随着我们对社会认识的深化而改变，每一次制度创新或者改变，本质上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了一次更新，从而找到更合适的联系模式。

人们的生活必然地存在偶然性，用学术术语就是“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很有限，深受自己生活环境的影响，而不可能把从欧洲到非洲、从都市到丛林的各类生活模式都体验一番。但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每个人生活中所要面临的冲击，很多时候源于自身缺乏经验的外部。比如美国人发明的苹果电脑，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都可能会对全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既然冲击无法预期，人们当下要做的事，就是调整和改善制度以适应这个越来越不可知的世界，减少冲击带来的危害，甚至争取在这个过程中抓住发展机遇。

诺思认为，要研究观念问题，可以借鉴一些新的经济学工具。第一种是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第二种是演化博弈论。人们推动制度变迁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不确定性，而近年来，大量博弈论学者正在研究人类应对不确定性时的选择。哈耶克曾指出，我们用以了解外部世界的工具本身是很多经历的产物，会被复制和遗传。因此研究人在博弈时面对不确定性的选择，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人在面对制度变迁时的策略选择。

而且，博弈论学者已经意识到，人类在交互过程中会形成特定的信念和特征，意识的扩展不仅是人类创造性的奇迹和丰富文化的来源，也是偏见和人类冲突的根源。这些特定的观念不断积累，它们既影响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还影响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这些观念隐藏很深，可能是最底层的支撑性观念，平时不易观察和自我反思。在过去，经济学者把这些底层观念视作给定的约束条件，存而不论。但在大规模和长时段经济史研究过程中，这些底层观念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深入认识这些观念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观念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诺思清楚地意识到，有两套系统在平行但不同步地演进。第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也包括人为的社会、经济环境；第二套系统则是我们头脑中的认知和观念系统。这两套系统在相互影响与适应。在一千年前，自然环境的力量要远大于人力，所以主要是人去适应自然。但到了今天，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人已有足够力量改变环境，因此对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变成了今天最重要的问题。

社会演进过程中，人的观念一直随之变化，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演化博弈论能有效地计算，长期重复的博弈中，某些特定的策略是否具有效率，最终能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演化竞争，与真实世界中的制度变迁非常近似，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当然演化博弈还需要一系列前提约束，需要更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些都还有待博弈论学者和制度研究学者共同进一步分析。

转向国家理论研究

■《暴力与社会秩序》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分析框架，为后人的研究打下基础

■权利受限秩序国家的市场经济总是受到不恰当的干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效率

诺思写完《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后，又转向了国家理论研究。经过几年的积累，他与人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于2009年出版，此时诺思已经89岁了。书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副标题“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表明了作者的野心。这不是对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而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分析框架，为后人的研究打下基础。

在21世纪初，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逐渐碎片化。传统的那种对历史整体的、全面的研究，很容易在细节上遭受专业历史学者的批评，因而在历史系逐渐消失。新发现的史料呈爆炸性增长，不可能再有人会有能力全面掌握各国史料，宏观历史研究似乎变得越来越没有可能。

因此有一批学者决心逆着这股潮流，致力于写作长时段、跨国家的历史分析著作。不仅历史学家这么做，一些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投入这项工作。例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福山写作了《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与哈佛大学的罗宾逊合写了《国家为什么失败》。这些著作都从宏大的视角出发，构建不同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各个国家和地区长达千年的经济、政治变化过程。而诺思的《暴力与社会秩序》则是其中引人瞩目的一本。

诺思早就开始思考国家问题，也意识到暴力对于国家制度的重要性。因为经济绩效必须通过市场交易，市场交易又需要法律和暴力的支持，这是最底层、最关键的国家理论。可诺思在二十年前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只是提到国家暴力，并未展开。当时的诺思可能还受制于经济学的狭隘范式，试图将这一问题推给政治学家去研究。到了晚年，诺思下定决心，直面挑战。

诺思提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所有人类社会都可分为三种存在等级高下的类型：即原始社会秩序、权利受限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原始社会秩序阶段的社会，主要是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尚未开化，可以暂缓讨论，真正重要的是后两者。人类社会普遍进入权利受限秩序已有数千年历史，与之匹配的政治体制是“自然国家”。

一个国家要从权利受限秩序演变到权利开放秩序，必然经历艰难的转型过程，甚至伴随暴力。因为演化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时常发生制度倒退或者社会崩溃。也因为权利受限秩序是一种虽不稳定、却很顽固的体制，政治与经济紧密纠缠在一起。少部分的精英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和维持现有体制，一定会根据权利设置经济租金，用租金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所以权利受限秩序社会的最常见特征是，它会不断创造和衍生出只允许有限进入的一些有特殊价值的权利和活动，这些特权为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及其集团所维系和享有。即使是产权的发生和法律制度亦由这些精英的权利所界定。这种社会秩序在法理上存在缺陷，不为启蒙后的民众所接受，但在实际运作中高度有效，难以被简单的手段所打破。

大多数未能从权利受限秩序转向权利开放秩序的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总是受到不恰当的干预，产权和交易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效率。诺思之前对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长时段经济发展的分析，正可以有效纳入到现有这个框架之中，作为其中的一个特例。

从未放弃过实证研究

■这些经验研究充分展示了，权利受限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复杂性和顽固性

■他们组织的研究者利用这个框架深入分析了8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

诺思这本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清晰、简明的分析框架，因此立即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大家发现，诺思的理论框架非常富于弹性，可以适用于解释数千年来几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但同时又有人提出，诺思的框架是否过于理想化而不够严谨。我们必须对权利受限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给予更明确的定义，这样才能将其用于实证研究和指导现实的制度变迁。

诺思本人也非常赞同这一点。虽然他以理论贡献为人所知，但从未放弃过实证研究。经济史学家必须面对史料，用史料来说话。诺思早期成名作《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就是用实证方法研究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于1961年出版。到了今天，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已有长足进步，可使用的材料比过去丰富得多，更不能忽视实证证据。而诺思既然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提出如此宏大的命题，他也必须用更大范围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理论的适用性。他在书的结尾表示，他将与合作者一起，组织招募各国专家，合作编写一本书，将权利受限秩序/权利开放秩序的分析框架运用到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为大家示范研究。他没有食言，他与几位合作者在2013年推出了《暴力的阴影下》这本实证研究著作，此时诺思已经93岁。

在《暴力的阴影下》中，诺思及其合作者进一步阐述了权利受限秩序/权利开放秩序的含义，他们组织的研究者则利用这个框架深入分析了8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其中既有孟加拉国、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也有韩国、智利等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亚、非、拉都有涉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这些经验研究充分展示了权利受限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精英会采用截然不同的手法设置经济租金，阻碍大多数普通人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有时通过文化手段，有时通过宗教手段，还有时通过暴力手段，但最终目的并无二致。在诺思这个框架下，一切阻碍向权利开放秩序进行制度变迁的做法，都能得到有力的解释。

这些实证研究也指出，从权利受限秩序到权利开放秩序的制度变迁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不一定与经济发展相同步。例如，孟加拉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不俗，但它的社会权利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孟加拉国若想通过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发展，必然会面临阻力。与之相比，印度近年的经济表现同样不俗，而且政治制度也趋向成熟，但仍然不能被认作是一个权力开放秩序的社会，因为它仍有大量女性、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体难以分享到社会权利。

智利与韩国的情况则要好很多。从权利的可获得性来看，智利已经开始从受限权利秩序转向开放权利秩序。这个制度变迁需要漫长过程，智利还只是行至半途，韩国则走得更远些。但仍有不少证据表明，韩国没有彻底完成制度变迁，存在一些垄断门槛阻碍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经济史并非只研究过往历史的学问，同时也在打量当下。将我们当下的经济社会制度，置于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连续过程来观察，就会有一些全新的发现。

在完成这些精彩绝伦的工作后，诺思于2015年去世，享年95岁。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过得如此精彩，本身亦给我们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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