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教育管理部门的人，有多少是不让自己孩子补课的？”在两会政协教育界别分会场，新近担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的汪小帆委员公开询问刘利民委员。后者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部前副部长。

“实说实话，出台有些政策，教育管理部门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落实，”汪小帆说，他也是在自我检讨，因为他曾挂职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是一名教育管理者。

有委员指出，教育部和各级政府每年都提减负，每一次减负之后，中小学生负担回潮力度甚至更大。

老生常谈，痼疾久治不愈，足见问题的复杂与艰巨。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政协联组会议上答复的那样，许多教育热点问题，其实都是社会问题。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来源之一——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就是一例。两会前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培训班，爱你还是恨你？

北京的年轻妈妈赵晓华是在妈妈微信群里看到这则新闻的。此时，她女儿的奥数培训班刚刚上了半年。“培训班会关吗？”群里的妈妈们谁也说不清。有时候，赵晓华倒是真的希望培训班关了，因为半年前为女儿报名实在出于无奈。

曾经是一位节目主持人，在美国生活多年，赵晓华有自己的育儿理念，各类培训班曾是她竭力抵抗的。可到后来，实在抵抗不住了。“妈妈们都说，我女儿五年级才报奥数太晚了，三年级就该报了。” 赵晓华说，不知不觉，女儿已经报了5个校外培训班：一个线上英语外教口语、一个线下英语证书考试、一个奥数、一个钢琴、一个棒球。在京沪等大城市，这并非个案。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在政协调研过程中，频繁见到情绪焦虑的父母把孩子拽进培训机构大门。他说：“当下家长们有经济、攀比、教育三重焦虑。各种焦虑的背后原因，一是对孩子成功的过度渴望，二是对孩子成长规律和个性特点缺乏认识。”用汪小帆的话说，课外培训像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所有孩子补课和所有孩子都不补课，效果是一样的；但若有孩子补课，有孩子不补课，补课的孩子就会占先。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都会选择补课。

“汪老师，您给女儿补课吗？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汪小帆经常面对家长类似的提问，因为他有一个优秀的女儿并且多年从事人才培养工作。“我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分享。要说有，就是两个相信：一是相信教育的本质，二是相信孩子。”汪小帆说，最大的教育经验是让女儿睡足觉。可是很多时候，家长听完汪小帆的宏论，只感慨一声，你们家基因好，又急急忙忙把孩子送到下一个培训班。

家长的培训需求总能在市场上找到满足。去年，上海梳理发现，全市教育培训机构总量近7000家，其中有近25%为无照经营。据介绍，上海去年已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教育机构；对有执照但无资质的机构，由各区的市场监管局和教育主管部门共同牵头，指导其限期整改。

早改整治了。在依法治理培训机构问题上，解放日报采访的代表、委员、专家、家长回答是一致的。

治理培训机构，能减负吗？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能不能实现减负？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变得不确定起来。

培训机构只是市场的供给一方，它们的存在并不直接增加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和校内学习不同，参加培训是一种自主选择。汪小帆说，家长有送孩子培训的内生动力。

就小升初而言，这种内生动力主要来自择校热。在上海、杭州等城市，数量不多的民办小学初中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蛋糕虽小却要众人分。去年，一所民办学校只招100名学生，却有5000名学生报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民办学校要从那么多报名者中选出优秀者，不去了解学生参加竞赛、获奖的情况怎么挑选呢？”

赵晓华所在的北京不同于上海，这里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公办学校，但择校热带来的培训热相似。北京小升初原则上由电脑“派位”，也就是分配到学区内几所初中之一。但“派位”之外，优质初中还有或明或暗的“点招”，也就是择校。妈妈群里，大家神秘地把“点招”成功称为“上岸”。只要存在择校，就存在挑选标准。奥数、英语剑桥五级都是敲门砖。赵晓华说：“孩子班级里几乎没有不学奥数的。虽然知道女儿不大可能通过奥数‘点招’，但有奥数成绩总比没有好。” 为了给择校热降火，京沪等地做着各种努力。比如，北京正逐步提高“派位”比例，上海也改变了惯例，今年将实施公民办小学同步招生。

有人说，试图通过治理培训机构为中小学生减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病因不明，或者即使病因明确，却无法一时根治的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减轻病症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就中小学生减负而言，治理择校热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治理培训机构却更加易于操作。

如果培训的供给侧有所改变，学生课外负担减轻也未可知。在此思路指导下，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纠正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上海也出台系列办法，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举办小学生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竞赛活动。

熊丙奇认为，这些治理条文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如何界定？他说：“比如，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奥数培训，从学前教育去小学化角度，无疑就属于超前教育，但如果不加以明确，培训机构会以这是早期智力开发为名，回避监管；还有，目前几乎所有的幼升小衔接班，都是给即将上一年级的学生提前进行教学，这也属于超前教学，但培训机构将其美化为对孩子的行为习惯进行培养。”

减负治本之策，真的有吗？

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出，中小学生负担重的根源在于教育评价体系。一位在教育界耕耘30多年的全国特级教师说，这些年来，通过小学免考直升初中、禁止排名、等次替代分数等一系列措施，小学生校内负担的确有所减轻；但对于初中，特别是高中来说，只要有升学考试在，只要有分数在，减负就难以真正实现。

改变评价体系，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部分省市进行了高考制度改革。当然政府出发点非常好，是为了满足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课程的需求。但实际上，多少还是增加了学生负担。现在因为六门会考门门要考。而且问题是，难考的学科，比如物理，选的人越来越少了，客观上没有实现按照兴趣选择学科的目标。”

即便如此，胡卫依然认为，考试制度改革，还是要大大推进。将来政府要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从而建立一座“立交桥”，让我们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学到不同的知识能力，达到人人成才。

如何建立“立交桥”似的多元化考核体系，如何让高考不以分数为唯一指标，这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加争论不休的话题。考试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公平与效率始终在艰难的平衡中。不少代表委员担心，若不以分数为标准，学生负担也许减轻了，但将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

难改依然要改，难减依然要减。汪小帆说：“八项规定实施之前，有谁相信中国公款吃喝之风能止住？你看现在，不也就刹住了？我始终觉得要坚持正能量，我总觉得一定要相信孩子的天性是好的，一定要相信社会是越来越好的。”他以德国哲人施韦泽的一句格言结束这个沉重的话题：“我对未来忧心忡忡，但仍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