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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李辉(上)媒体人的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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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5-12-20 23:39
摘要:【上观年度访谈】现在做媒体越来越难。一个人能认准一点坚持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年轻时有过一段失落惶惑的岁月,给萧乾写了封信。他给我回了封很长的信,开导我说,人关键是要静下来,找件事情做。

 

上个月,传记作家李辉度过了虚岁60岁生日。换言之,他30多年的职业媒体人生涯,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而此时,是盘点回顾这段岁月的节点。

 

那天,他从北京来上海出差,约他到莘庄的解放日报社来做访谈。他在微信上问明了方位,说:“我自己开车来。”我有点诧异,难道他在上海也有车?他立马回复:“我习惯租车,到一个城市就租辆车开。”我一位同事坐他的车一起来报社,用八个字形容李辉的车技:驾控自如,轻盈超车。

 

李辉幼年在湖北老家练过舞蹈,在复旦上学第一年就参加了学校舞蹈队,到处演出。他说他还爱旅游,旅途上对吃住都不大讲究,即便在外面走上一两个月也不觉得辛苦。

 

李辉是个时髦的人,临近退休还跟5个年轻人合开一个微信公众号,玩得风生水起。他又是一个怀旧的人,他笔下大多是文坛老人,以致有人说他靠老头吃饭。他还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前几年文怀沙最热的时候,他出马提出多项质疑,引起不小震动,从此文坛无怀沙。

 

不过,在我看来,李辉是个对自己有规划的人,他似乎20多岁一进入媒体,就想明白自己这辈子该干什么,从此不回头。在媒体面临大变革的当下,听李辉说说他当年的彷徨与抉择,或有某种感悟。

 

【人物档案】

 

李辉 生于湖北随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晚报文艺记者、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主要作品有《百年巴金》、《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传奇黄永玉》、《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等。

 

1978年初入复旦大学时

 

1979年在复旦大学舞蹈队排练节目时的留影,右为李辉

 

与巴金

 

2001年在纽约寻访《时代》创办时的旧址

 

“我觉得没有必要都挤一条道,当领导要开很多会”

 

高渊:百度上说你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但为何你的朋友戏称你是文艺部的“高干”?

 

李辉:我从来没做过领导,我是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前几年,我们部主任说你已经过了55岁,还天天做版面不太合适,就转任文艺部的办公室干事吧。所以大家开玩笑就叫我“高干”,“高级干事”的意思。

 

高渊: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当过行政领导吗?

 

李辉:谈不上行政领导,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晚报的时候,当过副刊组的副组长。因为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很受重用,领导也特别信任,干了两年就当副组长,现在应该叫副主编。

 

我觉得没有必要都挤一条道。当领导就要开很多会,我做个编辑挺好的,比较自由,也比较放松。我认识的好多老一代文化人,也都是这样的,活得挺自在。

 

高渊:你觉得你是媒体人、作家,还是学者?你对自己怎么定位?

 

李辉:我没有定位,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就是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写作者。正因为对历史有兴趣,也因为对老一代人的尊重和钦佩,我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历史,帮他们做一些整理。同时,也会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文章。

 

同时,我跟年轻人也关系很好。比如我们现在有个“六根”微信号,6个人里最小的人小我20岁,但是我们合作得非常好。我们去年6月6号开的“六根”,那么现在六本书已经出来了。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基本上打定主意,决定这辈子我就专注写历史了?

 

李辉:我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主要是兴趣在这儿了。所以,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而且越做越有劲,还是滚雪球式的,永远有新东西让你做。我没有什么远大目标,一般是写完这个人物,发现另一个人物也有意思,就再写那个人。

 

比如写了巴金写萧乾,写完萧乾写胡风,互相有交叉关系。后来写了沈从文之后,由他联系到了黄永玉。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文化老人圈子,每个月吃顿饭,我是最小的。从90年代到现在,那些老人一个个走掉了。

 

实际上,很多事情没必要自我设置大目标,因为总有难以预料的事情会发生。最重要的就是,你在任何环境下,不受环境的干扰,不受周围人的干扰,就是认准了,这个事情是你感兴趣的。既然感兴趣,你就要做,要做就往好的做。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什么事情都顺其自然。

 

不是自己吹,我是一个能够静下来的人,同时也能够跑得开。要研究一个课题的时候,可能两三个月哪儿都不去。但我也会撒开跑一两个月,在到外边跑的时候,什么菜都能吃,什么条件都能接受。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搞专业理论研究,专门做记者这一行,包括写传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高渊:现在传统媒体中的从业者,大多都有些困惑,焦虑如何实现转型。你觉得,媒体人应该怎么寻找自己的定位?

 

李辉:现在是一个纸媒衰落的时代。当然,纸媒还会存在,这是肯定的。我认为越是在互联网发达的时候,纸媒的人越要有沉静下来的心态和能力。因为任何的传媒手段,最终还是要靠内容,都要靠知识积累和人脉资源。

 

当然,现在做媒体越来越难。一个人能认准一点坚持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年轻时有过一段失落惶惑的岁月,当时给萧乾写了封信,一方面是约稿,同时也说我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萧乾给我回了封很长的信。他说,一个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有定力。他就说二战时他在英国,纳粹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在地下室翻译《尤利西斯》。他开导我说,人关键是要静下来,找件事情做。


    
“贾植芳先生当年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就是在等我们”

 

高渊:你是1978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

 

李辉:是的,当时同班同学有72人。刚开始正式录取了40来人,包括外地生。后来国家发现当年高考有很多人还是很优秀的,就以上海本地为主扩招了一批,他们比我们晚几个月报到,成绩也不错。他们家在上海,不需要住校,所以也叫“走读生”。后来不少人非常优秀。

 

对于我来讲,上海和复旦是我的福地。你知道我这个年龄,小时候没读什么书。

 

高渊:你是读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

 

李辉:1966年的时候才10岁,上小学四年级,我上学比较早。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了,在茶场种茶。1977年初,招工进了工厂,到工厂子弟小学当老师。当年10月份公布可以高考,我坚决要求考,但我爸是反对的。

 

因为经过文革的人都觉得,知识越多越容易犯错误。我不听他的,因为觉得只有高考才能到外面去。当时不存在改变命运的想法,就是想出去玩,要离湖北远一点,别在这个小县城呆着了。这是唯一的动机。

 

但考上复旦之后发现,以前读书太少。1978年年底,同班同学陈思和跟我聊天,他说我们都喜欢巴金,就一起研究巴金吧。我当时很随便地答应了,就想有个事情做。这个时候恰恰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是发在香港《大公报》上。我们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去看香港报纸,边看边抄,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去中文系资料室借书。进去一看,一个60多岁的老师坐在那儿,他问我们找什么书,我们说准备研究巴金。他就拿过来旁边一个架子上的书,说研究巴金要先看最初的版本,这是民国的版本。我们才知道,研究要从最初的版本做起,这是第一课。


    
高渊:他就是文坛大名鼎鼎的贾植芳先生吧?

 

李辉:对,他当时还是资料员。1955年他受胡风事件牵连判刑,坐了10多年牢。出狱之后就遇到文革爆发,被安排在复旦印刷厂上班。你别看他那么瘦,他还要干重体力活,搬运很沉的纸。文革结束后,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因为没有平反,还不能当老师。

 

我们真是有幸,在资料室认识了他。他们老两口就住在复旦,也没孩子,我每周都要去他家好几趟,吃饭聊天。贾先生喜欢记日记,每天都记谁来吃了什么,写得清清楚楚。我有一回看他的日记,我说:“你这么写,分明是让我还饭钱嘛。”当时关系就很深了。他是大学者,也搞翻译,还是作家,我跟陈思和都受益匪浅。

 

很快,1979年他就平反了。学校也没有让他上课,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就让他组织青年教师编一本巴金研究集。贾先生说,你们两个也参加,我就这样进入到研究巴金的领域。巴金对历史的反思精神,对自我的解剖精神,还有他提出了讲真话、独立思考,这对我影响是很深的。

 

高渊:贾植芳先生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李辉:他的人格力量,还有他的眼界,对我的影响最大。比如我们在研究巴金的时候,贾先生说英语不能丢。之前我在中学时学过一年多,都是很简单的,“北京有个天安门”之类。

 

大学里学了两年英语,就没有公共课了,是很容易丢掉的。当时正好研究巴金,贾先生就让我们看美国出的关于巴金的书。到了大学四年级,贾先生说还得自己动手翻译,我就硬着头皮,把叔本华的哲学论文和散文随笔翻了几篇。后来写《封面中国》这样的大工程,发现不懂英语真是不行。这确实要感谢复旦,感谢贾先生,让我英语没有丢,才有后面这些写作。

 

高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贾先生当年在中文系的资料室,是等着你和陈思和去的。

 

李辉: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晚几个月也许就碰不到他了,因为他要带青年教师做事情。我就觉得,他好像受难的20多年,就为了等到我们两个人。而我执着地要到上海来,想看看新世界,实际上就是为了看他。我和陈思和对他都有一种对父亲的感觉。

 

贾先生跟一般文人不一样,他很有江湖气,一生都在漂泊。他在复旦印刷厂的时候,下至工人、炊事员,上到校长、书记,还有别的大教授,他都交往自如。

 

贾先生确实是改变我一生的人。有的人说,他个人学术成就不算很高。但是他有人格力量,培养了很多学生。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学会做一些事情,而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他的回报和感激。

 

高渊:写小说《伤痕》的卢新华也是你的大学同学吧?他是你们班上成名最早的?

 

李辉:他好像比我大一岁。他就住我们隔壁寝室,当时班上有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他的那篇小说写出来就贴在一楼墙壁上,很多人看着看着就哭了。后来消息传到文汇报,编辑拿去看,当时还在犹豫发不发,我们一帮同学就写了封信,都签了名,希望能发表。他后来出国了,回国后又写小说,还写随笔,像《财富如水》等。

 

高渊:你们班上的70多个同学,后来境遇如何?

 

李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当官的不多,还是做文化的多一些,经商的也有,出国的更多。巴金的儿子李小棠也是我同学,他小说写得很好,有几部非常经典。他是比较散漫的人,可能因为是大家族出来的,功名看得很淡,活得很潇洒,后来就没怎么写。

 

(本次访谈策划:高渊、柳森 题图摄影:黄尖尖 制图:孙欣悦 文中照片均由李辉先生提供 本文编辑:柳森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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