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诞生、发展的国际性城市，其所具有的中西交融、南北汇聚、变化更新的文化基因，不只是孕育了上海作为时尚之都的摩登，更是培育了上海作为红色之都的精神源头。

建党精神的源头与上海机器大工业及其工业文明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初心和使命也内含着工业化的任务。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早在1861年就有了外商在我国开设的第一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电机缫丝厂。至1919年前后，上海已经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已然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与促使工人阶级产生的近代工业息息相关，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基础，工业化所需要的便利的交通运输线、大量的劳动力聚集以及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良好的商业和文化氛围等，对上海城市发展发挥了显而易见的助推作用。上海近代工业所具有的对内、对外开放特征，国际国内商帮云集，为上海作为一个融合中西、交汇南北的大都市奠定了基础。近代上海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最为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使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成为必然。1919年6月，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便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中国工人阶级也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与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觉悟最高这一因素分不开。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源头与上海机器大工业、工业文明密切相关。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之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因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历史之源。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通过投资可以获取最大的利润，中国资本根本没有办法与它竞争，不仅如此，还要仰仗它的鼻息求得生存。李鸿章办洋务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必须承认，这些企业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19世纪70年代甚至还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但洋务运动总体上只兴利不除弊，只布新不除旧，所以不可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尽管以轻纺工业为主，却集中了约50%的全国民族资本企业、约40%的全部资本额、约50%的全部年产值，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属于机器大工业的工业文明特质，不仅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鲜明属性，也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最根本的文化母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实践来源，并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

独特的城市文化特质为建党精神培育生存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经过近80年艰难求索历尽曲折才找到的救国真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近代以来，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大中城市创立，除了工业文明为其提供物质与文化的母体之外，大中城市人才汇聚、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种种资源优势，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便捷的南北交通枢纽，其独特的弄堂市民、华洋杂居、独立理性等城市文化特质，更是为红色基因造就了在上海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空间。

近代上海政治文化特殊，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划界分明，实际上是“一市三治”，处于当时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是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因此，这个旧中国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就为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不断问世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相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归属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而上海对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以及立足社会生活实际加以利用改造并创新的文化性格，也为认知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学说培育了不可缺少的文化土壤。

上海之所以能够最早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上海作为西方现代文化最早的传播和接受之地有关。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翻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在上海，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建立于上海，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于上海，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也制定于上海，《新青年》杂志被陈独秀带回上海后便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此外，上海还有《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觉灯》、《星期评论》、《太平洋》、《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名刊，从而构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而方便的信息交流也有利于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年俄共代表在上海办起了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为传播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信息和培养干部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 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 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不仅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了牵引作用，而且对其行为取向也发挥了动力推导作用，一部分人开始充分利用上海拥有全国最为壮观的工人阶级队伍以及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登上政治舞台的独特优势，与工人打成一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婆，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造血机。早期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远大理想，以及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以及全体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基因之源，也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的原始起点。

挺立时代潮流的先锋品格为建党精神形成奠定精神根基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破天荒的、披荆斩棘的开拓创新。在军阀混战、兵痞流氓横行的血雨腥风中，早期共产党人要突破无数阻力、克服万种艰险，成立一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新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开天辟地的非凡胆略和勇于创新的伟大气度。这种敢为人先的胆略和气度，与上海不保守、不因循守旧、引领时代潮流的城市文化气质和文化血脉是交织在一起的。

相较于旧中国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夜郎自大、愚昧落后的文化符号，上海以其开埠以来所形成的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俯瞰广远的文化胸襟和气魄，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无数个“第一”的所在地。除了上述所提及的“第一”，还有作为“五四”运动直接产物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于上海，这使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影响也最大，它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此外，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所工人学校也出现于上海，即1920年秋开学的上海工人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建于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创办于上海；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完成的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和通过于上海；共产国际助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主要地点也在上海，等等。这些创党时期的数个“第一”之所以集中出现于上海，与上海开放包容中不断变化更新并挺立时代潮头的文化特性和先锋精神密不可分，而这些正是奠定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位置和不可替代作用的红色基因密码。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流淌在上海城市精神中的一股红色文化血脉，也是新时期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窗口一直领风气之先、创造诸多“第一个吃螃蟹”记录的精神谱系。今天，改革开放再出发，必须继续传承这一红色基因和精神传统，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面从严治党上始终做到有新作为，在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的过程中，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开创上海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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