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治通鉴》这部卷轶浩繁的著作里，共有文后的评论218篇，其中引述前人的论述99篇，以“臣光曰”的形式阐述司马光自己观点的有119篇，但其中涉及汉元帝时期的，就有引述前人论述4篇，而以“臣光曰”的形式阐述自己观点的多达6篇！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性的。按理，汉元帝虽然不像他的父亲汉宣帝那样是一个中兴之主，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守成之君，为什么司马光对他如此“情有独钟”呢？

汉元帝刘奭是汉宣帝同许皇后在落难时所生，8岁时被立为立太子，幼年的经历非常坎坷，母亲许皇后被霍光之妻指使他人毒死，自己也差点被霍皇后害死，长大后养成了“柔仁好儒”的性格。汉宣帝作为一个“中兴”之君，励精图治，任用了一批干练之才，注重法制，刘奭对此却不以为然，对汉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非常生气，对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叹说：“乱我家者，太子也！”甚至动了废掉他的念头，最终看在已故许皇后的份上才作罢。

汉元帝即位后，虽然也重用汉宣帝替他安排好的托孤大臣萧望之、周堪等人，也注意搜罗人才，如著名的儒生王吉、贡禹等，但真正亲信的，却是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宦官。他认为宦官是自己身边的人，没有亲戚朋友，不会结党营私，把朝政委托给他们是最放心的。结果是朝廷事无大小，都由石显等人决定。汉元帝自己也事事依赖宦官、事事听从宦官，完全被宦官所控制。萧望之等为阻止宦官擅权，向他建议废除由宦官掌管中书的做法。但汉元帝在这一问题上优柔寡断，久议不决；而石显等人则联合了史丹、许嘉等外戚，攻击萧望之、周勘等人，而汉元帝竟然稀里糊涂地将周勘等人投入了大牢。等醒悟过来后，依然将错就错，还是把萧望之、周勘等人都罢免了。

其实，汉元帝内心也是很器重萧望之等人的，甚至还想任命萧望之为丞相，但石显等人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竟然诬告萧望之对汉元帝“深怀怨望”，并说萧望之以皇帝的老师自居，所以只有把萧望之投入大牢，才能挫挫他的锐气。汉元帝担心萧望之性情刚强，不肯就范，但石显等坚持说没关系，汉元帝竟然也就答应了，真的派使者去传唤萧望之。萧望之仰天长叹道：“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被迫服毒自杀。汉元帝听说后，伤心后悔不已，但对石显等人，也仅仅只是责骂几句而已。

司马光在评论此事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虽涕泣不食以伤（萧）望之，而终不能诛（弘）恭、（石）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汉元帝因为自己的懦弱无知、优柔寡断害死了萧望之，但没有吸取教训。萧望之死后，他又想重用周勘，但同样遭到石显等人的反对，连原来同周勘等人关系非常不错的城门校尉诸葛丰也上书控告周勘等，但汉元帝又是不问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将诸葛丰免为庶人，周勘贬为河东太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行文至此，感叹道：“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诸葛）丰言得实，则丰不当黜；若其诬罔，则（周）堪、（张）猛何辜！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安在哉！”

汉元帝不仅在用人方面优柔寡断、是非不明，而且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是如此。汉武帝时，发兵灭了南越，在海南岛设立珠厓、儋耳等郡进行管理。汉元帝时，海南岛发生叛乱，汉元帝在是否发兵平定叛乱问题时举棋不定，最后竟然听从贾捐之的建议，放弃了海南岛。匈奴郅支单于攻打西域诸国，并威胁到了汉朝。骑都尉甘延寿和校尉陈汤为迅速消灭匈奴，来了个先斩后奏，发兵一举消灭了匈奴，杀死了郅支单于，立下了不世之功。但由于事先未得到朝廷出兵的批准，石显及朝臣们反而要以“矫制”的罪名追究甘延寿和陈汤的责任。陈汤不服，上书为自己辩护。汉元帝虽然很欣赏他们的战功，认为应当予以重赏，但又不敢违背石显和朝臣们的意见，最后只得勉强作了一些象征性的奖赏了事。

当然，汉元帝的优柔寡断，突出表现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太子刘骜纵情于酒色玩乐，汉元帝非常不满意，而山阳王刘康多才多艺，因此汉元帝打算另立刘康为太子，但又犹豫不决。汉元帝去世后，刘骜即位，他就是汉成帝。汉成帝昏庸荒淫，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朝廷大权，为王莽篡汉埋下了祸根。

后人评价汉元帝时，比较一致的观点，都认为他优柔寡断，空谈儒学，信任宦官，扰乱朝政。毛泽东在谈到汉元帝时，也说过这样一段话：“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这应该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