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的呼声，在今年两会显得颇为密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话无疑打动了许多人——上海要“加快建设更富魅力、更有温度的人文之城，市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包容，人文关怀根植大众，文明美德蔚然成风，中外文化交相辉映，城市记忆深刻隽永”。而要让城市记忆“深刻隽永”，显然来自孜孜不倦的保护。

从“拆、改、留”到“留、改、拆”，城市旧区改造的指导方针在去年有了这次转变，政策导向已经十分突出；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把“建筑可以阅读、街区可以漫步”写入正式文本，至今被许多人在各种场合引用，也在不断塑造公众的保护观念。这一年间，上海一些地区出台过不少历史风貌保护的细则和新规，亦在一些建筑、街区的保护上推出了新的尝试，各有其示范意义。

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历史风貌保护，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僵局。两会前一度点燃舆论的尚贤坊石库门建筑被拆，以及去年巨鹿路888号老洋房被拆，多起个案都提醒人们，这条保护之路的任重道远、困难重重，可能是远超想象的。而在日常的保护工作中，许多现实问题交杂，也会影响人们的保护动力。

比如，不少未列入保护名录的老旧建筑、里弄、民居，其建筑质量已十分脆弱，居民生活条件也颇为堪忧。这时候，是“留”还是“拆”，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往往会有迥异的判断——

作为“旁观者”的市民和历史建筑爱好者，毫无疑问，要“留”；

作为生活其中的居民，如果不是对历史建筑有特殊的情结，多半会希望“拆”；

作为属地政府，“留”意味着带来一笔不菲的维护成本，这会让他们有些犹豫；

作为开发商，“拆”比“留”会带来大得多的经济收益，内心的选择不言而喻。

在多个旧城改造个案中，这些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不同利益主体，都有过或明或暗的观念交锋，而不同主体所掌握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又不尽相同，沟通对话机制也并不畅通，使得看似社会公认的价值倡导在实践中多有分歧。

事实上，部分群体至今对“留、改、拆”存有保留意见，使得需要多方通力协作的保护工作，推进得并不顺畅。综观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的关切，其核心也在于如何解决这类分歧问题。这该怎么办？

从大前提来说，“留、改、拆”让“留”字当头，其意义已经无需争辩。一座有温度、有品质的城市，必须是能够很好承载城市记忆，使之“深刻隽永”的城市，这是世界范围内的通则。

但具体的保护条件、维护成本及后续利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留”字能够一以蔽之——如有的代表所言，“留”不是为了留下一件死的古董，而是要留住一份可以“活化”的记忆，它要继续嵌入城市公共生活。这就需要让保护本身变成一件可持续、可复制的事情，那些现实困难，显然是不容回避的。

坚持大前提，处理小问题，才可能走通这条艰难的保护之路。它的基础，首先当然是划定一些基本的共识底线。

比如，过度的商业开发，就不应成为一味要求“改造”的借口，更不可打着“条件不够”之类的旗号，行过度开发的目的。

在底线之上，针对具体的瓶颈问题，则需要相关利益方更为充分的沟通讨论。

任何一方的诉求和困难，都应当摆上台面，既是寻求平衡共识（哪怕是部分妥协），也是为了接受合理性检验。而这恰恰是目前欠缺的：一栋建筑、一片街区究竟要不要保护、能不能保护、该怎样保护，是应当原址保留、修旧如旧，还是可以适度开发、挪作它用，抑或是“落架大修”、异地复建，这些都应当有标准、有理由、有充分的沟通论证，显然不能光凭感觉。凭感觉说话往往不靠谱，如果各执一词的利益主体都在“凭感觉”，结局只能是鸡同鸭讲。

不对话，都是难题，对话了，就有办法——许多公共问题的破题，或许都受用于这个道理。

对于治理者来说，复杂的城市运行中充满了“两难”甚至“多难”问题，除了历史风貌保护，还比如城市生活街区里的“街边店”问题。

这两件事，同样关乎城市的生活品质，常常被人放到一起谈。两会上也是如此。不少代表批评说，一些地方为了“整治”，把街边具有生活气息的小店都整没了，如此干净固然干净，但生活的便利度和乐趣全无，又去哪儿找“城市温度”呢？

其实对治理者来说，街边店也是一个“两难”问题，鼓励整治的、鼓励放开的，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各方之间，毕竟不能一直僵持下去。为了一座城市的品质，恐怕还是得从长计议，先明确好大前提，然后好好地倾听、对话、找到一个公约数。

对于既讲求改革创新，又讲求精细化管理的上海来说，为这类问题找到公约数，并不是太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