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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年前是小渔村吗?哪片历史风貌保护区有蜂巢般磁力?从老地图来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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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 周楠 2018-01-21 06:45
摘要:500年前没有造城以前的上海是什么样?上海历史上究竟留下多少地图?

上海开埠前是小渔村吗?如果不是,500年前没有造城以前的上海是什么样?上海历史上究竟留下多少地图?在这些地图真实的记录串连下,呈现出怎样的城市变迁史?

 

近日,在虹口建投书局开展的上海史系列讲座中,上海师范大学钟翀教授以上海历史地图作为基础材料,并运用目前海外流行的城市历史形态学,尝试推演、解读上海的城市变迁,由此获得了有关上海早期历史的一些新颖而又重要的发现。

 

钟翀告诉记者,城市地图不仅是解读城市变迁、探索地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基础资料,所展现的丰富的史地元素、人文信息,乃至测绘、印刷等科技文化,以及近代以降渐至发达的都市文化与旅游文化内涵,大量辐射到不同学科领域,为之提供多元的、其他资料所无法替代的重要史料信息。近日出版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1504-1949年)》中, 系统地精选收录了400多张上海古旧地图,时间跨度近达500年。每一张地图里,都隐藏着故事,并且不经意的透射出上海数百年的变迁历史。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1504-194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供图

 


公元1032年前,上海就已不是小渔村

 

对于“上海开埠前是个小渔村”的说法,钟翀先不急于否定,而是“看图说话”,笑着娓娓道来——

 

从江南水乡聚落的长期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上海作为城镇的历史可以大致区分为:早期的北宋至元代建县之初的河埠型市镇阶段(约11世纪~14世纪中期)、元末至明嘉靖筑城前的环河型水乡县市阶段(约14世纪中期~1553年)、明嘉靖筑城至民国初拆城的围郭县城阶段(1553年~1915年)、近代化之后至现代的嵌入型“城中城”阶段(1915年至今)这4个时期。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大约在公元1032年前,上海就已经不是小渔村了。关于此,可以追溯到上海的童年期,看它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初期设立征收酒税的“上海务”。所谓“务”,通俗地说就是宋代征收酒税的机构。北宋实行酒类专卖,设置酒务的地方必然是比较大的集市,可以供人赶集买酒、喝酒。当时秀州地区(约相当于今上海、嘉兴一带)有17个酒务,其中就有“上海务”的名称。能成为秀州的17个酒务之一,说明上海开始发达了。

 

随后,由于贸易增多,大约在南宋末的公元1255年前后,上海就设置了“市舶分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稍后“上海镇”也就建立起来了。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上海镇不仅仅是黄金口岸,四通八达,不少的南北商船来此贸易,朝廷也因此设置了专管海外商业贸易的榷货场,更是促进了上海镇的繁荣昌盛。

 

元初,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巨镇”。到了1277年,上海镇就开始设立了“市舶司”。当时上海一度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今宁波)、澉浦合称全国7七大市舶司。如果那时的上海没有海外贸易,就不会设立这个市舶司。

 

到了1291年,上海建立了“县”,史料记载:“是年,以华亭县户口繁多,上海及周围5乡的户口数已逾6.4万,已超过南方大县的3万户的户口标准”。

 

另外,导致上海镇快速发展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吴淞江淤塞,大船无法抵达上游的青龙镇。而上海作为黄金口岸,很快成为人口稠密、商贸发达的货物集散中心。

 

也就是说,在开埠前,上海就已经是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县城,里面住着十几万居民。在明中期建县之际,城内就有纵横交错的60余条街道。

 

明弘治《上海县地理图》(1504年刊)

 

从明嘉靖时期上海县市规模的两条记述来看,更是将“百年前上海是座小渔村”的误传扼杀在了摇篮里。

 

嘉靖《上海县志》卷二记载:“若日赤港、薛家浜、肇嘉浜、若方浜,若洋泾,此为浦西之水也。……自薛家浜至洋泾皆为‘县市’。”

 

1534年刊行的嘉靖《南畿志》卷十六《城社·上海县》记载:“海之上洋,因海市为县。无城郭,惟有二门(南马头、北马头)。所聚周(径)四里,环县以水为险。”

 

钟翀告诉记者,虽然在上海开埠最初的1840年代,今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还是“秋风一起,丛苇萧疏,日落时洪澜回紫”的荒滩景象,周围则是星星点点的村落,散布在“一片广无边际的稻田平原,其中密布无数的小河浜”。不过,其时的上海县城,却是已有20万人口、并设置道台的一座江南名城了。

 

 

16世纪初筑城前,上海“县市”已出现四纵四横干线路网

 

上海的筑城,始于明嘉靖倭乱之际。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多次袭扰上海,焚掠县市,鉴于时局的紧迫,当年秋天,经该县吏民日夜抢筑,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仓促修筑起一道周长5800余米的城墙。江南的县级城市中,此类筑城事件在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倭寇极盛期达到高潮。那么,16世纪初筑城前,上海“县市”的形态与规模究竟是什么样的?

 

钟翀展现了一张1524年的上海古地图,说道:“从1524年的《上海县市图》,可以看到筑城之前上海城市的基本布局,当时县市内的多数街巷可与近现代上海老城厢内的道路一一对应起来,城内主干线的分布网络已经形成。有了这张图,我们可以运用城墙拆除、填浜筑路之前的大比例尺近代上海实测地图来作为底图,两相比照,从而绘制精确的早期上海历史复原地图。”

 

具体来看,《上海县市图》的描绘范围,北起洋泾浜、南至陆家浜,西起周泾、东至黄浦江滨,是以当时上海县市为中心的城市地图。图上文字标注的地物共39处,主要涉及县治、巡抚行台、察院、税课局、 养济院、水次仓、济农仓、儒学、社学、社稷坛、邑厉坛、城隍庙、水仙宫、积善寺、广福寺、顺济庙、义冢等官署祠庙以及南、北两处马头(码头)。

 

明嘉靖《上海县市图》(1524年刊)

 

值得注意的是,该图虽然仅有39处地物做了文字标注,但实际描绘地物要远在此数之上。图上表现的众多街道、河道、桥梁大多未注文字,但这些地物经过具体比定可知,当时的制图者绝非随意描绘,均为而是相当准确的写实表达。可以说,《上海县市图》不仅真实反映了1553年筑城前上海县市的全貌,而且内容丰富,测绘精确。

 

通过针对此图的历史形态学分析,可以明确,早在筑城之前的明中叶,上海“县市”之中已经出现对应于晚清时期的四纵四横栅格状干线路网,并且当时该路网的经向道路还要一直延伸至洋泾浜,甚至超出了1553年筑城时所圈定的城墙范围。根据此图所表现的道路系统,并结合嘉靖《上海县志》所记当时“县市”之中38座桥梁的位点分布,即可准确勾勒明中叶“县市”的大致范围,对比晚清时期的老城厢,可知其城市规模与近代相差并不太多。

 

明嘉靖上海县市复原图(1524年)

 

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天香》,开篇就想象了上海嘉靖筑城的光景。而根据1524年也就是嘉靖三年以及之后年代的地图,嘉靖筑城对上海变迁的实际影响,也就有了切实的线索可以依循。

 

再看1862年的地图,所呈现的城市建成区、街巷、桥梁集中分布于三牌楼街至东街之间的现象,反映了晚清老城厢东密西疏的街区分布,但通过明嘉靖《上海县市图》可以证明,这样的分布格局由来已久,最迟十六世纪初已然成形。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1862年刊,局部)

 

老上海的“城市核”,就在方浜中路小东门段一带

 

谁都知道,老城厢是上海城市近代发轫的塔基和深根,但它自己又是从哪里发育起来的?

 

钟翀说,从地图上看,“城厢”一词的使用是晚清民初上海城市地图的一大特征,比如1910年版《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此前的上海地图,大多使用强调行政性质的“县城”等词。随着1914年城墙的拆除,“城厢”一词也从上海地图上淡出。因为苏杭等地在同期的城市地图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所以“城厢”一词,可作为判别地图制作年代的标志,也是江南城市从行政、军事职能为主的围郭都市,到近代产业化经济都市的浓缩符号。

 

上海城厢租界内外全图(1888年富文阁彩色石印版)

 

在探寻城市发展历史的过程中,钟翀发现,中古时代的“坊”虽然属于一种城市之中“不可视的”空间逻辑构造,但在江南城市里多为以可视的物理空间实体街区为基础的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它间接地反映了一座城镇之中建成区的地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城镇街区集聚形态分析的替代指标。

 

在钟翀团队绘制的宋元复原图上,显示出上海是一座较为典型的河埠型市镇,这一时期上海镇内的11个坊全部建在由洋泾浜到肇家浜之间的濒浦或近浦地域,尤以自长生桥至益庆桥的跨方浜南北区域最为密集,可以推断当时的“城市核”应该就在益庆桥南、当时的榷场及市舶司以北一带(今方浜中路小东门段的旧城厢内外地带)。

 

南宋末上海镇复原图

 

此外,根据考证,早期文献记载的“上海酒库”,正好位于早期上海市镇的中心位置——方浜与东街交汇的益庆桥之北,这一场所意味深长。此前斯波义信等学者就曾指出宋代江南城市的中心官署,在传统上往往立地于丁字形主街的交叉点上。文献记载上海的初始官署建置——“酒务”,最有可能就是继承了宋时所建的“酒库”地块,而这又可以作为上海早期聚落核位于方浜、东街交汇点的支持依据。

 

豫园始建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距今有四百余年历史,位于上海市老城厢的东北部,北靠福佑路,东临安仁街,西南与上海老城隍庙毗邻。整座园林占地三十余亩,是典型的江南古典园林。

 

钟翀认为,如今上海黄浦区的老城厢区域,虽然历经民国初的拆城与填浜,以及近年来河南南路的贯通与拓宽等改造工程,但由中华路、人民路围绕的梨形环路仍然完整继承了旧县城的围郭格局,城内的街道系统也仍然大体维持着明嘉靖筑城之后的历史状况,其中的方浜中路、复兴东路等街道,在位置、走向甚至曲度等细节上处处透露出老城厢乃至更早时代城内方浜、肇家浜等主干水系及其支流的古老形态。

 

也就是说,虽然上海早期的城市核在明中叶已经发生变动,但纬向主街的方浜沿河街道(即后来的方浜中路)一带,作为城市的主街却一直继承了下来。在近代化之后的上海大都市中,老城厢的平面格局与周边的近现代新建城区大相径庭,已逐渐变为景观不同于周边街区、形态变化迟滞的嵌入型“城中城”。这座巨大的“城中城”,是上海古城镇在其发展历程各阶段残余构造的集合体。

 

从这一点来说,上海人逛城隍庙的传统应该也是源远流长。即使到了近代,小东门一带仍然是老城厢的商业中心所在,到光绪末年,上海“郭门有七,曰大东、小东、小南、大南、西门、老北、新北,大东、小东及新北三门内,为城内大街,颇为繁华”。在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可见此处密集的商铺,其中还有传承至今的童涵春药栈等著名商社,地块的极度细分化,显示出该处历经千年的发育,仍然透射出的勃勃生机。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47年刊)上的方浜中路小东门段

 

钟翀这样形容:“方浜中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几千年的核心还是热闹的,就像蜜蜂会被蜂巢吸引,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磁力。”

栏目主编:唐烨 文字编辑:唐烨 图片编辑:邵竞
题图、版面设计:邵竞
本文题图来源:钟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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