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嘈杂声又来了。赵长芬套上衣服就出门。

为这声音，她已经当了好几天“侦探”。先是有人怀疑是河边水泵的声音，她辗转找到负责的工程师，晚上把水泵关了。可那声音还在。有居民跑到她家再次恳求：“帮帮忙，孙子最近考试，要休息好。”

当晚，赵长芬倔劲上来了。她一幢楼、一幢楼“捉声音”，直至穿过小区旁的教育学院，走到一家青旅社前，发现一台产生巨大轰鸣的空调。

事件最终以青旅社更新空调设备、水泵房加修一道隔音墙并定时在夜里12点关机圆满告终。

有外人听到此事很不解：居民干嘛不打110求助，却要找同是居民的你？

赵长芬倒很坦然：作为汾阳路9弄弄管会会长，此事是分内之事。

又问，那“弄管会”发工资吗？答，不发，自愿。

这就更叫外人好奇了。

而对于在全市率先尝试弄管会居民自治制度的徐汇区湖南街道居民，弄管会至今已整整十年的陪伴已是习以为常。居民们在享受其服务之外，也自发参与了许多其他居民自治组织，如协助城市管理的“路管会”、助老服务的“金相邻”、协管车辆停放的“车管会”等。

十年间，这个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的社区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居民自治组织，如同一张张切片，呈现政府职能转变，见证社区与居民的共生长，更提出思考：如何能号召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

当自己弄堂的管理人，可不可行？

隶属复襄居民区的汾阳小区门牌是汾阳路9弄，位于市中心地段，紧邻上海音乐学院、淮海路商圈。

自言是“生在9弄、长在9弄的老土地”，赵长芬带着记者兜一圈。

9弄不大，走一圈也就几分钟，但体系相当复杂：门牌号1到17号，1号2号楼属一家物业，其余门牌又属另一家物业。小区内还有一幢市直管公房，余下为售后公房。小区有3个出口，不时有背着乐器的学生、穿着时髦的白领走捷径穿小区而过。

这种复杂的管理状况在湖南街道却很常见。

湖南社区有成片花园洋房，属老式居住社区。弄堂住房产权结构复杂，既有直管房又有私房，既有售后房又有单位系统房。弄管会成立初期，社区总共147万平方米住宅面积中，直管公房几乎占了一半，有像样物业管理的商品房只占全部住宅面积1/3不到。 而且社区有大小弄堂214条，绝大部分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出口，治安管理难度很大。因此，不少弄堂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成本也很高，管理资金投入效果不明显，许多弄堂处于无人管、无力管、无法管的状态。

2007年，借迎接世博会之契机，湖南街道着手老弄堂的改造。

改造之后怎么管？此前一些零星的“弄堂保卫运动”给了街道启发——曾有一弄堂的大铁门坏了无人修，社区居民自发平摊筹钱维修，后又共同出资聘请保安，安装了电子门控。
   

发动居民推选热心代表当自己弄堂的管理人，可不可行？弄管会的尝试开始落地。

赵长芬退休前曾是公司的销售科主任，懂得“讲话的艺术”，居民们都服。弄管会的制度，她相当赞成。2008年后，她被推举为9弄的弄管会会长。 　

赵长芬在为记者演示车棚的管理方式。　　

湖南街道弄堂管理协会会长张蔚介绍，每个弄管会一般由5-6位成员组成, 由居民提名或居委会推荐，设1名主任和若干名成员。成员可以来自居民、物业，有的社区民警也会加入。成员都会张榜公示，要得到弄堂内60%的居民认可，最后由居民区党组织批准。

“肯做，有时间，而且家里没困难”的退休居民是弄管会的心仪招募对象。但在9弄，也有“非典型志愿者”会被巧妙吸收进队伍。

老杜是汾阳小区刚退休的居民，每次见他停在小区里的车被擦伤时都发脾气，社区工作人员义务帮忙给他回看监控，他的态度也不会因此变好。

一次，小区举办运动会。赵长芬拉着老杜去参加，结果老杜投飞镖得了一等奖，当晚态度就变了。他对赵长芬说：“居委会办的这个活动老灵，人多好热闹，下次还有活动你要叫我哦！”此后老杜的车再有擦伤，态度温顺许多。再之后，参与了几次活动，老杜加入了志愿者团队“襄贤会”。

“其实他不是真的要作对，他也需要我们关怀。平时多接触，一来二往熟了以后，有什么事叫上他，就能成为社区志愿者的一员。”复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沈叶笑着说，“这叫‘社区管理的艺术’。”

路管会是紧随弄管会建立起来的。现今，弄管会有74个，全覆盖管理214条弄堂；路管会就1个，16个居委是16个路管分会，覆盖26条马路、1200余家商铺。

如果说弄管会是侧重小区内部的自我管理，路管会就是侧重小区外管理。路管会的全称为“湖南街道沿街商铺管理协会”，核心是商铺自治。

路管会志愿者的成员，大多是商铺经营者代表。比如路管会秘书长吴克锋，他经营一家服装店。

最初，大家就是定期巡查，上门劝阻商铺跨门营业、乱设摊、乱装电牌等。现今，管理范围更广了。路管会副会长姜财根随身携带3本证，除了个体户和路管会证件，还有一本写着“诚信计量监督员”。

“我们受过计量所的正规培训。”姜财根挺自豪，“有时我们会作为神秘顾客到一些集贸市场、水果店，检查他们计量的情况。”

再之后，金相邻、同心坊等不同范围、不同功能的居民自治组织陆续成立。如今，湖南街道有70余支志愿者队伍，近万名志愿者。　　

自治组织这么多，会不会更乱？　　

孙晓飞细数，手头钥匙只剩了最后一把。
   

她是金相邻居民自治工作站负责人。3年前记者采访她时，60岁的她掏出一串房门钥匙，皆是独居老人或是其子女所托，令人感叹邻里间信任。

为何5年后钥匙反而变少。难道信任度变低？

孙晓飞解释，一方面原因是，她熟络的好几位老人或进入养老院，或被儿女接走。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制度越来越完善，更多社区志愿者加入，分担了核心成员对老人的照料。

赵长芬也说，组织运行得越有成效，就会有越多人愿意加入。对她而言，更重要的是，十年间，更多人学会了议事的过程。

现在，若要治理某项公共事务，居民会对流程达成基本共识：首先，居民代表提出治理问题；第二步，调查研究该问题是否为居民公共需求；第三步，动员社区骨干代表各类居民参与多元议事协商；第四步，基于开放有序的议事规则形成初步治理方案；第五步，借助居民区交互平台进行解释，做到信息对称，并多次协商，完善方案；第六步，执行方案；第七步，及时分享成果。

9弄最新的自治组织——车管会的形成，几乎照搬了这个流程。

此前，居民们发现，小区内老旧自行车棚堆物严重，同时还存在高空私拉电线板为助动车充电的情况。

街道首先引入社会组织与小区志愿者一同排摸，245户居民中，75户有非机动车，分别是51辆自行车、39辆电瓶车。借助街道“小微实事项目”，小区将车棚改造为封闭式，同时引入电瓶车充电桩。

再之后，小区召开非机动车车棚管理听证会。业务会代表、物业代表、居民代表各抒己见。大家决议成立“车管会”，推选出会长；组织协商会，商议车棚管理相关制度；还成立了车管会理事会，制定议事制度、车管会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值班为每天两人，上下午各一个小时巡逻，且巡逻不仅针对车棚，而是对整个小区的巡逻。

但也有人质疑，自治组织这么多，会不会越来越乱？赵长芬却认为，是越理越顺。

比如，起初她也不知怎么和物业打交道。小区居民想锯掉部分树枝，其实可用物业维修基金支付，但物业一开始不配合，最后只好查合同，还请房管局出面。

现在梳理下来，赵长芬总结，组织负责人只要明晰所在组织的角色，就可游刃有余。例如业委会代表的是业主，但同时应做好物业与业主的桥梁，所以应该是“统一又对立”的。

“之前下水道整修，物业报价十多万元，我们砍掉好几万元，物业不肯，我们就请第三方审计公司，审计下来，确实没那么多；空调滴水管置换，我们又请审计，又减了不少……”赵长芬很自豪，其他几个小区都是物业保管业委会的章，只有9弄是业委会自己管章。

听起来像是针锋相对？但物业始终和赵长芬相处和睦。她最近在帮物业催缴机动车停车费。有4户不交，她就一户户上门，对始终推脱的则直言，“钱我先垫上了！”对方很快将钱送来。

为了精神上的归属　　

“也不是没想过退出。”姜财根讲起一件伤心事。

那次，他去劝导一家店铺。该店铺总把物品堆到人行道上，且屡教不改。老姜正劝导时，一位居民经过，说了句怪话，“商铺管不好是路管会没用”。

老姜被刺痛，“做错的明明是店主，为什么怪的是我？何况我还是自愿！”

但是转过身，他还是压住了火，继续向店主提议，怎样把店铺重新布置就可增加储物空间。店主有些不好意思，保证当天就开始收拾。

走到弄堂口，老姜又遇那位居民，就将其叫到店铺。“我把电话留给你，委托你帮忙监督。如果店铺再违章，你就打电话给我，好不好？”末了转身又强调，“不管你怎么对社区不满意，也不要侮辱我们个体工商户的人格！”居民有些愣住，最后点点头。

当晚，老姜一夜睡不踏实。昨天只把自己电话留给那位居民，却没要居民电话，无法得知店铺第二天是否如故。于是白天又专门骑车到路口暗中观察，确定店家履行诺言才安心。

为何对一句评价如此在意？姜财根说，他其实并不在乎是不是骂自己，而在乎的是别人对路管会的评价。其实，姜财根的店铺和户口都不在湖南街道，每一次参加路管会的活动他都要奔波，但他觉得，路管会就像一方极具吸引力的舞台，他能看到自己在发光。

采访中记者一直想探寻，吸引志愿者加入自治组织的核心机制到底是什么？

吴克锋的理解是，一种归属感。

“说老实话，我们个体户落差很大。”曾几何时，个体户是上海的体面工作。1992年时的老吴41岁，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小平讲话之后，他决定“到市场经济里闯一番天地”。老吴记得，他早先做小礼品生意，每年进贺年卡都是几十箱地进。而这些年，个体户增加，生意不再好做，职业地位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老吴更感慨的是，人年纪越大，想的越不是经济上的收获，而是精神上的归属。在路管会成立前，湖南街道和天平街道曾有“个体户协会”，老吴就是会长。现在做路管会秘书长，老吴的感受很相似，“一个人面对社会，是需要一个组织平台的”。

武康路106弄小区在去年的硬件设施改造中用墙绘装点小区墙壁。上色均是小区居民参与完成的。

也有部分原因是成就感。

2015年初，乌鲁木齐中路上有家进口水果店，老板娘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因为经营品种多，就跨门营业，把货物放到人行道。城管去执法，老板娘很抵触。后来老姜上门，先问贵姓，发现是同姓，“跟你拜个兄妹好不好？”又苦口婆心：“我也是做生意的，你这样货物堆在门口，人家年纪大的路过绊一跤，你做生意的钱都不够赔。”老板娘态度终于松动。路管会请来设计师重新设计店面，装修费由老板娘出，合理布局后货物堆放整洁有序，不仅生意更好，还引来法国媒体的采访。

马路一头的另一家水果店，亲眼目睹这变化，也做了一样的货架，将商品有序排放，生意随之变好。

而孙晓飞更珍惜的，是良性互动对社区的意义。 　　　　　　　

“社区共同体”的氛围　　

回望1951年的上海，那场“弄堂保卫运动”——上海市召开街道里弄代表大会，号召加强里弄组织力量，将原有的人民特防服务队改组为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

只是当年，更多目的是为改造老弄堂卫生状况。有史料记载，彼时某些弄堂里，“踏出家门前，要先看脚下，不然就踩上一脚烂泥或粪液”。

而如今的弄管会更强调自治，是在已有的居民委员会制度之下对弄堂管理更为细致化的延伸。

比如，邻里守望功能。

就在去年底，车管会志愿者巡逻时，发现一户人家的厨房飘出糊味，巡逻人员马上敲门，对方才发现是烧东西忘记了。还有一次，一个烟蒂未熄灭就被扔进垃圾桶，才刚烧起来，巡逻人员就发现了。巡逻志愿者还建了微信群，发现任何异常情况立刻拍照上传。

又如，柔性劝导功能。

路管会弥补了城管执法的刚硬，以其柔性管理和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建议和规劝，搭建一个政府与商铺之间沟通的平台。

还比如，对细枝末节需求的回应。

为了让老人买菜方便，金相邻与菜店老板沟通，此后菜店每周两次进小区卖菜。

十年间，困惑也不是没有。比如，年轻人参与率依然不高。目前弄管会志愿者主体分布在60-70岁的年龄段。“刚退休的，外面可能还有工作，很多人不愿意来。”张蔚说。
   

去年年底，孙晓飞坐了一次长途飞机，突发短暂意识不清，好在没出大问题。“我第一反应是，如果不是我做了很多年好事，或许就不是这么轻的情况了。”她笑着说，“不过那一次，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老了。我老的时候，会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低龄老年人来照顾我？”

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董伟认为，如何进行社区居民的社会动员，调动居民积极性，找好居民参与自治的“切入点”是关键。街道抓住居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结合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等工作，下大力气做了不少硬件设施改造，“软硬结合”，才能进一步推动社区变化。

为了营造“社区共同体”的氛围，街道下一步将把居民自治组织中好的制度、经验挖掘和传递出来，尽可能形成长效机制。    
   

有志愿者坦言，“以前会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无私的事？现在会想，如果不这样，人不是太自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