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何春寰是在她杭州西湖区的家中，客厅四壁摆满了各种精巧物件，桌上摆着精美的茶具。

2008年5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给她寄来一张回台北的机票。彼时何春寰已在上海生活多年，“我本想拒绝，但想到我们学艺术行政管理的，也不是天天有个故宫可以去的，不如把机会当挑战，就答应了。”

于是，何春寰开始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消费合作社总经理，管理院内的六个商店与三个餐厅。按照传统观念，那里不讲究专业管理，但她却走出一条经营新路——学术研究推动文创产业发展，文创产品承载博物馆教育功能。

伴随着热销两岸的文创产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入也节节攀升，但何春寰看得很淡，“你越想挣钱就越挣不到钱，因为该做的事情不做。”她问记者，“文化在我们手中？我只是希望用今天方式试着去理解它，并坚持心存敬意。”

博物馆商品利润该去哪里？

上观新闻：你怎么定义文创产品的功能？

何春寰：文创产品，就是把玻璃柜中的文物所含的文化内容，通过这个有功能的商品，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句话很长，涉及三个业界：文化、创意、产业。

你让故宫研究员做生意就错了，你让产业界的人研究文物也来不及了。如果能够让研究员的成果通过转化翻译，藉由创意界人士把它的教育功能摘取出来，再与产业界相结合，生产出一个文化含金量高的、有一定实用功能与价值的产品，那么文物蕴含的文化内涵、教育功能不就活了吗？

说白了，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一个“活化”文化内容的产业，反过来说也就是产业“文化”化的过程。

上观新闻：那么，全球博物馆是怎么对待文创产业？

何春寰：不同博物馆有所不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是由策展部门衍生出来的队伍负责，因此它与馆内展呈关系密切，开发设计相对偏保守、学术纯度高。

大英博物馆的文创商店是由博物馆基金会下属的一家公司经营，很讲究文创产品与展览动线的关系，相对纯纪念性商品一点。而同在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它的宗旨是设计博物馆，所售商品与博物馆陈列文物不一定有关系，设计特色浓厚均可入列。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时候，艺术运营管理分为盈利与非盈利两种，最大的区别在于商品的利润去哪里。盈利的给投资人，非盈利是回归机构的教育大众、传播文化使命，也就是初心。

在“保护、传承”与“创新、颠覆”之间“有所为有所不为”

上观新闻：你会担心有些文创产品会“走偏”吗？

何春寰：我对有些博物馆用做生意的方式做文创，有一点担心。因为初心不同，所以执行时候的手段与底限不同。

在台北故宫，每一件上架商品背后都有层层把关。书画处、器物处、图书文献处的研究员会参与商品评选，都对能否上架有决定权，我们反而没有投票权。

比如，有一阵人字拖很流行。有厂家把清代宫廷画家丁观鹏的罗汉图设计在拖鞋上，书画处的研究员就提出，这是对宗教人物的不敬。

有个产品是印有佛教心经的餐垫，但餐垫上面会留残羹冷炙，我们建议厂商改成鼠标垫。这是博物馆在商品开发时的自我约制，更是对文物的尊重，是博物馆一定要守住的底线。

上观新闻：怎么看待文创产品卖萌呢？

何春寰：要看分寸，我认为博物馆应该带头追求亦庄亦谐的高级卖萌。博物馆应把坚守对文物的敬畏与敬仰放在第一位。你看北京故宫的《十美图》，通过描绘妃子日常生活的方式与内容，意在表现古代女子的德与淑。你的文创产品让妃子“挤眉弄眼、扭腰摆臀”，就是让她做没有气质的事，与文物的原意有冲突。

博物馆是要传达古人的价值是什么，通过文物的展示告诉我们古人价值观在哪里。皇帝不是阿里巴巴大盗，不只是在收藏金银珠宝。故宫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器物，制作水平都是各个时代的制高点，因为有这个位置，所以有了等而次之的评断与秩序放诸天下。

你让皇帝伸出手来“眨眼比二”，不就是把一个讲究高度与水平定位的人物硬摁在地上说他“亲民”？博物馆是文化高度最后的“堡垒”，在“保护、传承”与“创新、颠覆”之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是考验后世继承者面对文化资产的眼光。

我在哥大念书的时候，第一堂课就是“high art,low art”，到底艺术有没有高低之分，当然有。那谁来判断呢？过去是君王，现在如果为获取大家关注而卖萌，放弃文化的高度，那太可惜了，我们很多东西需要自我提升与约束一下。

供应商的品位没有到位，照葫芦画瓢也做不出你要的感觉

上观新闻：再回到台北故宫。你去之前，它的文创产业是什么情况？

何春寰：当时文创产品除了出版品有所滞销外，其他也没赔钱，但我去院内商店走了一圈，说实话，不买的理由有很多，想买却要用力想。有的太粗糙，有的没设计，有的已过时。光一个“翠玉白菜”，从各种尺寸到琉璃、硅胶、塑料不同材质，少说也有十来种。

从陈列位置来说，当时院内的展厅与商店壁垒分明，它展它的我卖我的，进入店里就是纯粹的买卖关系。

上观新闻：你打算怎么变？

何春寰：如果说进入展厅观展是在学习，那么之后进入商店看文创产品是在复习。因此在布局上，要让展厅内容与相关文创产品尽量接近，使逛商店成为观展一个环节。

从细节上看，上架货品都要摆满。因为从心理学上讲，这样才不会给顾客“挑剩下”的感觉。我站在商店各处观察人流行走“动线”，发现柜台与“主动线”的转角处是个“热点”，在那里摆放的产品，往往卖得不错。

上观新闻：除了布局改变外，怎么提升故宫产品的品质？

何春寰：其实就要提升产品供应商的品质。如果品位不够，就算给了图片，照葫芦画瓢也做不出你要的感觉。

为了提高他们的品鉴能力，我们举办了文创研习营。这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打开五感”，学习香道、茶道、花艺、听自然声音，甚至请来云门舞者，让他们体验肢体与五感的“苏醒”；第二阶段就是让院内研究员带他们去看文物，学习器物史、书画史。第三阶段，根据体验设计产品，并请界内人士提供专业建议。

我还在香港、台湾看礼品展，那里参展的台湾厂商是第一流的，中意的厂商就请他们加入。出品“朕知道了”纸胶带的知音文创，就是我在那里找到的。

上观新闻：双管齐下的效果如何？

何春寰：我刚过去的半年，如果地下一层最大一个店日销售破20万人民币（约100万新台币），大家会很兴奋。等到第二年，如果哪天没过50万人民币，大家就会找原因。

周朝铜器的形制到了宋代成瓷器，这算不算创意？

上观新闻：很多人好奇，台湾文创产品的创意是从哪里来的？

何春寰：文创的养分来源于生活环境，在生活中接触到有文化、有美感的东西。除了学校与书本之外，我们会去逛画廊、书店、美术馆、古董店、茶馆、手工艺品店，和有知识的人聊聊天，体验各种美感与创意，创意是来自于生活细节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你逐渐会认知好东西应该是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台湾家家户户都是美食家？因为每个人嘴巴都“刁”，能够发现食材与手法的优劣，而且追求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还有就是台湾融合的文化。这块土地有自身历史，被荷兰、日本人占领过，被欧美影响过，中国文化更不用讲，所以台湾的文化创意是被一层一层地挖掘出来的。

再就是台湾市场小，文创在这里很难生存。竞争激烈使产品削尖脑袋、好上加好、变化无穷才能冒出头来。

上观新闻：文创产业还有一个担心，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何春寰：创意还要看“创”在哪里。很多创意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周朝的铜器是礼器、皇家食器，到了宋代成了瓷器，改了尺寸换了功能，作为品香、饮茶的器具，这算不算创意？我认为算，因为它尺寸、材质、功能换了，这算是品玩理解之后的变化与创新，也就是代代相传的基本意义。

以前周功鑫院长也和我讨论过，现在坊间模仿我们的产品出售，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法律上做些什么？我的意见是，有人来仿制故宫的产品，说明博物馆的教育推广是成功的。但他们不能把故宫的标识（logo）印上去，这是我们的知识产权。

上观新闻：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上海发展文创产业？

何春寰：上海和台北一样，对新生事物是有感觉的，没有感觉的人或者城市是很难出现创意的，上海愿意尝试，这座城市有过许多的异文化冲击，也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上海还有市场有人才，天时、地利、人和都有。

我2008年去台北故宫工作前，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半。那时我想，纽约、巴黎成为世界艺术文化中心的时候我没有遇上，生活在上海时我会不会遇上呢？现在，我更加期待。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