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普通人，无论这一年是主动或是被动地现身于聚光灯下。

讲述又一个“春天的故事”的雄安新区人、长三角的跨省上班族、期待重建家园的四川茂县人、申遗成功后的可可西里保护者、大凉山“悬崖村”的第一位中专生幼教、送父母进养老院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在流量当道的今天，我们选择以最接近真相的笨办法，观察、倾听并记录了这些普通人的人生重大转折。他们所亲历的、所感知的、所见证的，都是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注脚。

而他们就是我们，大时代里的小人物。

跨省卖海鲜　　

本报首席记者 孔令君　　

陈泽在卖洋山海鲜的微信群里，抛出了本报12月25日特稿《一个“台风眼”里的洋山大酒店》的链接，群友们点赞，说这是“老陈的家族史”——1994年，陈泽的爷爷陈祥根投下大半辈子积蓄和贷款，在小岛上建起“破天荒”的洋山大酒店，23年来老陈常爬到酒店的顶楼，看着隔海相望小洋山岛变为繁盛的集装箱大港；2007年，陈泽的父亲陈银章申请了一条长途客运线路，车船联运到上海，对千百年来习惯乘船出行的洋山人来说，这条线路史无前例；2016年，陈泽回到故乡洋山镇，成为酒店的新经理，他不仅把自家的酒店搬上网络平台，还帮着岛上其他民宿老板策划“互联网+旅游”，毕竟，他是洋山镇上酒店经营者中极少数的90后。

微信群里多是上海人，他们看着陈泽每隔四五天就跳上进洋山港避风的渔船，把鱼虾活蹦乱跳的小视频发到群里，而后看货下单。洋山镇的快递网点不够快，陈泽便去上海发货，苏浙沪当日达；线上渠道之外，他还在浦东新区惠南镇租下店铺，卖海鲜和干货。

把海鲜产品卖到上海去，这是多少年来洋山渔民的生意，如今有了微妙的变化。实际上，做渔民的洋山人越来越少，洋山镇上酒店和饭馆越开越多，还有不少人去“家门口”洋山港区的上海企业工作。　　

最新消息是，从2018年1月1日起，往返大小洋山之间的交通船票由35元减少到11元。在上海的东南方向，海上距离约30公里的小岛上，乘船只需单程15分钟便能到洋山港的上海企业上班，这是当地岛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上海的西南方向，省界上也有新变化：前不久，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与上海金山区枫泾镇开通跨省公交车，从嘉善客运中心跳上212路，或者从姚庄汽车站坐上328路，都可以到枫泾镇。数条跨省公交车，与高铁和高速公路相比，犹如毛细血管，让省界上的普通百姓更方便地跨省上学、看病、旅游。若往上海的西北方向看，中国首条跨省（市）的地铁线路——上海轨交11号线北延伸工程开通已有4年多，昆山境内3个站的通勤人数从2013年的日均2.6万人次增至如今的5.7万人次。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必将有更多“想都不刚想”的事，成为习以为常。

重建　　

本报记者 杨书源　　　　

“6.24”四川茂县特大地质灾害当夜，记者赶赴现场。

25岁的茂县人王杰在今年6月24日后，决定结束长达3年的外出务工生涯。他在等待重建，这场重建关乎家园也关乎内心。　　

他的爷爷奶奶在“6.24”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灾害中遇难离世，这是他从小相依为命的亲人。在当地政府给出的县城购房安置、就近在叠溪镇较场村重建农房安置的两个选择中，王杰选择了后者。和他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其他16户，另有35户进县城。

现今，王杰和同乡的年轻人一起在县城租房，时常回忆在叠溪镇新磨村的童年，“泪水在眼眶打转，但没落下”。　　

当地政府在规划较场村150亩的重建地时，征求过这群年轻人的想法：是否要留下老村的印记？他们谢绝了，希望拥抱全新的村落和生活。　

同样渴望新生活的，还有威海救人溺亡者田浩君的遗孀。她重新求职，在一家小公司做前台，“上下班时间固定，方便照顾儿子”。前不久，她带着1岁多的儿子去拍艺术照，这是她和田浩君生前的约定。她打算每年带孩子拍一次，与在天上的浩君一起见证儿子成长。　　　　

因为临沂暴走团事故而感觉受重创的山鹰社团创始人许贵林终于在新年前恢复元气。第一件事：立规矩。他在“临沂山鹰”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山鹰户外运动安全、要求事项以及责任声明》，他说最重要一条就是“禁止上公路”。“我们还是要走！”　

因为特稿《出网吧记》而重新火起来的靳爱兵，成了许多网瘾少年获得新生的“标杆”。这篇点击量逾百万的报道刊发后，几十位网瘾少年及其家人辗转找到他，向他求助。他说自己懂得那种焦虑，甚至一口答应一位网瘾少年来公司实习的请求。现在的靳爱兵，满身生活气息：交了4000元会费，加入线下相亲俱乐部；筹划着新年多拿些休假，回乡探亲……再也看不出，那是一个曾经沉溺于虚幻世界的人。　　　　

过了新年，就是孙海洋在深圳寻子的第11年。近年，随着警方侦查手段和网络寻人方式的升级，一个个找到孩子的家庭催生了他的希望。“2018年肯定能找到孙卓！”他说。

关注也是一种力量　　

本报记者 陈凯姿　　

到达可可西里卓乃湖腹地，记者背后即是卓乃湖。

从可可西里回来后，我接到好几次布琼的电话。这位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很在意报道能否被更多人看到。　

巡山队好些小伙娶不到媳妇，游客驱车追赶藏羚羊的事情偶有发生……申遗成功之后，布琼心里仍然紧绷着：“更希望的是，永远听不到盗猎者的枪声。”

同样，10月的大凉山“悬崖村”，莫色家族在我第二次探访时，问出了与去年不一样的困惑：扶起来的村庄，能走多远？不由想起，这一年春天的白洋淀，刚刚成立的雄安新区让当地人既兴奋又紧张，当然还有关乎个人前途的疑惑。　

弹指间到年终，回头看，却发现这些焦虑，已在新的时代进程中被一一化解。

今年8月，互联网接入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无人区通过卫星正式连接世界。随后的9月，武警上海市总队一支队加入保护可可西里联盟，保护区多了一份“上海力量”。布琼感慨万千：“谈保护经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电话那头的莫色拉机，滔滔不绝说起村里旅游项目的进展：“脱贫已经不是问题，大家都在考虑以后怎么经营。”他搬下山，一边在电厂做工，一边当网络主播。采访末了，他大声宣布，2018年1月4日，他将迎娶一位漂亮的彝族新娘。

在上海工作了整整20年的雄安新区安新县人袁同会，从4月至今回家3次，每次都觉得变化颇大。村容整洁了，治安好多了，许多项目招投标结束，“乡亲们翘首等待习总书记说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他们被关注所改变，而这背后的力量，足以让人温暖前行。

普通人的美意

本报记者 王潇　　

杭州老人张霞最近离开了家，四处旅游。以她的话说，是在休养生息准备“结伴养老2.0版”。　　

她在今年3月首次尝试征集老年室友、结伴养老，当时引发应征热潮，如今宣告“失败”。两位室友已陆续搬离她家。

究其原因，还是性格不合。如何才能寻到默契相投的老伙伴，真不是那么容易。　　

听说杭州瓶窑镇有家别墅的主人，找到7、8对夫妻，共同生活已半年，被报纸称为“结伴养老首次成功的范例”，张霞多少有点失落。

梳理这一年的特稿，我竟有三分之一的选题涉及养老：被儿子打耳光的上海老人、为带孙而产生焦虑症的老人、送父母进养老院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玲、在老伴离开后努力充实生活的饶平如……

社会学教授克里南伯格所写的《单身社会》中，有一章是《独自老去》。他认为，“对失去个人独立的恐惧感，以及对自身越来越依赖他人或其他机构的焦虑，困扰着大多数老年人”。　　

这种困扰几乎存在于各种环境下的普通人。比如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及家属，比如试管妈妈群体，比如过敏人群……而当我走进他们生活时，却总是能发现那些来自普通人的、来自世界的美意。　　

华山医院的73岁癌症患者老李，每日瞒着子女来医院为患者指方向，而他拒绝被“收编”为志愿者的理由是，癌症最近复发了，所以不知会做到哪一天。

还有这座城市监控探头背后的专职值守人员，在现代化城市管理从粗放转向精细的路上，尽一己之力。当社区有老人走失，他们会为了镜头里老人走的10分钟，反复回看1个小时。　

感谢这些普通人，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内心对人生的渴求。

希望　　

本报见习记者 张凌云　　　　

12月11日，在女儿身体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生告诉杨志强，可以带着宝宝回家了。

一个月前，弃患病女婴后躲在马路对面大哭的杨志强，成了新闻主人公。警方将返回宁波打工地的他带回杭州，他到医院陪伴患先天性肠闭锁的女儿做手术，期间陆续收到来自好心人的善款。而当善意多过恶语，即使微弱的人性之善也就有了生长空间。　　　

杨志强告诉我，他现在回到宁波，在骑电动车40分钟距离的一家建筑加工厂找了新工作，每月有4000元收入；出院时不到2.6公斤的小女儿，一天天茁壮成长，现已3.5公斤重。再过十几天，他要带着宝宝回杭州复查。

希望，总在前方。　　

12月，张林所在的故宫博物院新媒体团队被评为“讲好中国文物故事杰出团队”。为了这次评选，他们第一次在公众号里为自己打广告。张林告知，新的一年，他们将推出两款全新的APP，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也将超过80%。日益“走出深宫”的博物馆，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大众；故宫里的年轻人，也在期待更多新鲜血液加入，一起推动实现“让故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还有林琼这样留守在洋山镇的普通百姓。她相信，随着洋山港四期的开港和未来洋山区域的开发建设，自己的海鲜饭店生意会越来越好。在洋山港特稿刊发的当天，林琼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故乡洋山，我见证你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期待你蜕变后的成长轨迹。　　　　

“不一样的烟火”

本报见习记者 殷梦昊

“最近有重大发现。”许晶说，他们南京保卫战战迹寻研团挖出了新的物证。

南京大屠杀80年这段时间，他太忙了——除了打理自己的奢侈品贸易公司，还得准备讲座、参加活动，寻研工作丝毫不能停下。接受本报采访后，他又上了南京电视台、南京广播电台，《南京日报》还花了近整版对他进行人物报道……为了追寻并传播这段历史真相，为了对世界发声、唤醒装睡者的良知，许晶等普通人一直在努力。

上海人樊杰前些天在湖南出差，他专门抽空去了衡山、益阳，寻找南京保卫战部分阵亡者的墓碑。有些地方手机上查不到，他就跟当地人打听，每到一处都作一首诗，以纪念那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男儿。

同样执着的，还有上海纽约大学学生、美国青年爱文。今年10月采访他时，和许多应届毕业生一样，爱文说“有些迷茫”，想做沪语自媒体但又怕不成功。我鼓励了他。报道刊发后不久，他开始在短视频网站上制作节目《歪果仁教你上海话》，已经出了5期，点赞纷至沓来。他说自己“肩负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因为沪语是他的梦想。

这些不普通的普通人，特立独行却自有道理。他们对我说感谢，我却更想感谢这些“不一样的烟火”，他们让我学会聆听另一种声音：原来，在许多所谓“不可能”的路上，有人已走了很远。

新青年

本报见习记者 向凯　　

夜里10点，给广州的金伟打电话，没人接，几分钟后，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在跑外卖”。次日下午，金伟回电，他说现在依然每天做义工、跑外卖。　　

武汉人金伟，大学毕业，4年前因陷入网络赌博，输掉几百万元，妻子带着3岁的孩子离开了他。誓要戒除赌瘾的他，在广州一所私营戒赌机构做义工，每天下班后骑上电动车去送外卖，直到半夜12点才回到栖居的活动板房。

网络赌博并非传统赌博的网络版，“便捷”的赌局和花样众多的网贷，都更易让人加速陷入泥沼。　　

值得庆幸的是，改变正在发生。今年，一系列针对网贷行业的政策陆续出台，网贷行业的合规性整改进入深水区，民间也尝试建立反赌戒赌机构，而他们自己也在自救。接受采访时，因赌球输掉几百万元的90后黄嘉伟主动提出，不要匿名——为了监督自己，给过去所犯的错画上句号。

曾经“漂在水上打游击”的水上群租村，如今已拆除。约两百名群租者与这批上海最后的“船屋”挥手作别，找到了更温暖的安身处，也还新槎浦河以清澈。　

曾经“跟陌生人同睡一张床”的广东人陆丹，大学毕业来沪工作，以如此尴尬的方式租住市中心，现今也在期待新租房时代下的小惊喜。“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十九大报告中的话语掷地有声。在实现“住有所居”的过程中，一群年轻设计师正在参与城市更新，以更宜居的租房设计，让这座城市对新青年更有吸引力，也让城市更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