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海市报告会后，钟扬同志先进事迹走进基层的首场报告会在杨浦举行。报告会由中共杨浦区委与复旦大学党委共同主办，钟扬同志生前同事、他一手培养的藏族植物学学生等人组成报告团来到杨浦区沪东工人文化宫，为现场1000多名干部群众讲述了钟扬同志的生前事迹。

过去三个月，在人们心中，钟扬这个名字总是与4000万颗种子联系在一起。这位复旦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十几年来走遍青藏高原高寒险恶的地区，收集了4000万颗可能在百年以后对人类有用的植物种子。他连续16年援藏，一手培养出一支在西藏的植物学科研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

“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常以此自勉。在纪录片《播种未来》的结尾，钟扬留下了一个对植物学的未来充满希望与憧憬的回眸，但谁也没想到，这却成为了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转身。今年9月25日，因一场致命车祸，钟扬倒在收集种子的路上。

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别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情

在银川的告别仪式现场，很多人不远万里前来送行；在上海机场，钟扬同志遗体回到上海的那天，百名师生站在雨中迎接他的归来。可是，这位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再也不能回到他们身边。“钟扬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做一名好老师。”钟扬生前同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回忆起与钟扬共事的18年。

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钟扬20多岁便成为中国植物学的青年领军人物。2000年，钟扬来到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2003年任常务副院长，着手改革研究生培养体系。2008年，有人提议他出任院长，而他却婉拒了。“他一生所眷恋的就是做一名普通老师，潜心学术，教书育人。”

他把学生当做“上帝”，一个个字、一个个标点地帮学生修改论文，为学生阅读的英文文献标注重点。他牵头发起了复旦的集中授课式课程项目FIST，每年邀请海内外名师来共同授课，如今该项目已在复旦开花结果。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住院时，轮班医生被他凌晨3点的手机闹铃惊醒，原来这就是他平时提醒自己休息的时间。研究生院大楼的保安专门给他办了一张只有他能出入的门禁卡，因为只有他才工作到深夜。他经常睡在机场，天一亮就乘坐第一班飞机飞往拉萨……

“钟扬用他53岁的人生，做了别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情。”钟扬生前同事、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吴宏翔感慨。如今每天晚上离开办公楼，同事们都会习惯抬头去看他的那扇窗，但是那盏灯再也没有亮过。“他早已在我们心里点了一盏灯。”

“我不畏惧死亡，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在西藏采集种子的过程中，钟扬深感东西部在人才培养的巨大差异，便长期扎根西藏研究，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支科研团队。他说自己的愿望是为每个民族培养一名植物学学生。

拉琼是钟扬培养的第二位藏族植物学博士。9月25日那天，拉琼正在宿舍里为老师整理房间。“在老师的努力下，西藏大学生态学刚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一流学科名单，学生们都期待着他三天后回到拉萨。”拉琼清楚地记得，那天当噩耗传来时，他呆呆地望着房间里老师的帽子、衣服，掩面而泣。

拉琼与钟扬相遇在2006 年夏天，当时在老师的鼓励下，拉琼报考了复旦大学植物学的博士研究生。“钟老师说，西藏的科研太薄弱，这里不仅需要科学家，更需要教育工作者，便决心成为援藏教师。”

在拉琼的记忆里，钟老师常年穿的一条牛仔裤，是在拉萨地摊上花29块钱买的。“我们一开始都很奇怪，一位从上海来的大教授怎么这么‘小气’？可后来发现，钟老师对学生非常慷慨。”钟扬给每一位申报国家科学基金的老师义务修改项目申报书，无论成功与否都给每人2000元资助。他发起藏大学生到内地交流，让西藏的学生走出雪域。“这些年，穿着旧牛仔裤、背着旧书包的钟老师，给西藏大学老师学生资助了近几十万元。”

高原反应有17种，每次进藏钟扬都会遭遇几种，但他的采样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荒芜的地区。和学生们到野外采样，野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睡在车上，车经常被峭壁上滚落的巨石砸中抛锚，但从没有阻挡钟扬的步伐，藏族同胞们给他起名“钟大胆”。

钟扬患有严重的痛风，在野外发作起来“痛得发疯”，但他从不会让学生独自冒险上山，就算一瘸一拐也要带着学生上山，给学生们最安全坚实的依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到珠峰采集高山雪莲，当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向6000米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大家都劝他留在大本营休息，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情况，我不去你们更难找。’最后，钟老师硬是坚持着和我们一起爬上了珠峰北坡，采集到了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植物——雪莲，这也是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试想一下，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过了。”就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钟扬在高寒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了16年。在纪录片《播种未来》的结尾，他说：“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连续援藏16年，是怎样的一种坚持？

报告会结束后，记者在后台采访了几名同样有在雪域高原生活经历的援藏干部。“援藏3年，我们是牺牲了健康，而钟扬，是为了几代人的梦想而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上海市第六批援藏干部，五角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吕晓钧告诉记者，在高原地带，海拔每增加100米都是极大的考验，在4000米以上，走一步路都很困难，难以想象钟扬在5000米以上被称为“生命禁区”地带坚持工作。

心脏肥大、痛风、记忆力下降等，都是援藏时因不适应高原环境而带来的一连串后遗症。“在高原，连感冒都是致命的，一有感冒症状就要吃药‘压’下去，那时候，药是一把一把地吃，把半辈子的药都吃完了……”援藏最后一年，身体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援藏每增加一年，所付出的代价就成倍增加，而钟扬坚持了16年，是我所无法想象的。”

除了健康受损，吕晓钧认为援藏最不容易的是对家人的思念和亏欠。“在援藏的日子里，每天最牵挂的是家人，与爱人长期两地分隔，错过了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阶段，不少援藏干部家里老人意外过世，却无法见上最后一面。”吕晓钧援藏第一年，父亲突发中风，家里人都不敢告诉他，这差点成为他一生的遗憾。“钟扬的坚持让我很感动，同时我也对他爱人的付出和不易感到十分钦佩。”

上海市育鹰学校副校长陈前在去年6月响应党的号召踏上了三年“教育援藏”的征程。作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副校长，他承担着把学校打造成为西藏示范性学校的重任。“到了西藏之后才发现当地的教育水平和理念与内地存在很大差异。”学校的基础设施落后，厕所不能用，晚上没有路灯；食堂太小，只能一个学段一个学段地轮流去吃饭，没有澡堂，学生常年没地方洗澡。师资严重缺乏，学生没有什么素质教育，文体生活匮乏……

刚刚从西藏回到上海休假的陈前在听了报告会后备受鼓舞。“3年，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足够陪伴他走完初中或高中生涯，但对于整个地区的教育事业而言，还远远不够。”他理解钟扬的坚持和决心，“钟扬就像树立在科研高地上的一鼎钟，一棵深深扎根西部的白杨树，他收集的种子也播种在教育工作者的心里：唯有不懈坚持，才能为这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改变。”到明年2月，陈前又将返回西藏。在钟扬之后，还有许多援藏的人们依然坚守在雪域高原。

“虽然带着一身病痛疲惫回来，但援藏干部里，从没有人后悔过。”杨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史文卿是上海第四批援藏干部，报告会上，钟扬在雪域高原里的镜头一下子把他带回到10年前的援藏岁月。“那时候去援藏的干部很多都是自觉的，感觉到祖国需要我们才去做这件事，这和钟扬到西藏采集种子一样。对于一名大学教授来说，钟扬愿意去吃最苦的苦，16年在上海和西藏来回奔波，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对身体的消耗，那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大梦。”

“钟扬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人，但是平凡的人一旦拥有一个志向，就会忘我地投入，做出平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而这正是当今社会大众所缺乏的精神力量。”史文卿认为，钟扬的精神对于这个时代是一种“唤醒”。国家的振兴不是靠几个科学家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靠每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全身心投入地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曾经这样说。他给上海最大的礼物，是那一片在临港海岸的红树林。过去，红树林最北只能在温州存活，而上海这片红树林已是植物学上的极大突破。“种下的小苗需要20年才长大，而成林则更久。”他说自己可能看不到他们长大，就当作是送给上海未来几代人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