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00后”女孩在加拿大留学期间迷上映客直播，三个月内打赏男主播花掉65万多元，其母起诉映客直播的经营企业要求退钱，但一审败诉。法院认为，虽然母亲称映客号是女儿偷偷以其名义开设，并通过其名下的微信、支付宝私自消费，但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近两年来，各地曝出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网络视频主播的行为并不鲜见。今年2月，上海一位13岁的小女孩偷偷用妈妈的手机给网络主播打赏，2个月花掉妈妈25万元存款；今年6月至9月，江苏省徐州市一名高二学生，为了打赏屏幕背后的主播，先后从母亲的卡上划走40万元。
   

公开的调查报告显示，每10位直播用户中就有1位青少年，他们为了可以和主播更好地互动而进行打赏。于是，一方面是一种不能为家长所理解的“满足感”，不断挖掘出未成年人的“打赏潜能”，使他们在打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是知道真相后的父母对孩子的这种行为百思不解，捶胸顿足却又面临追责难。比如第一个案例中的女儿，直到面临妈妈的怒斥也并没觉得有何不妥，表示“自己身边多位在加拿大留学的同学都在看直播，打赏主播”。
   

父母和孩子间交流缺失造成的认知割裂，已经成为直播平台屡屡得手的原因所在。这些年，随着家长对孩子学业的重视，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路上一路狂奔，对标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尤其是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越重视教育，小小年纪就要学很多科目，甚至独自一人当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收获的心理认同并不多。很多未成年人提到，被打赏的主播都是温柔、善解人意的，如果你花的钱多，还能跟他对话。这样的满足感看似匪夷所思，但却是孩子需要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主播们之所以能收获巨额打赏，也是摸清了观众的情感需求。笔者曾和一位需要上夜班的“90后”聊过这个话题。作为一位月入8000元的白领，他每个月也会花1000多元购买虚拟礼物送给深夜聊游戏或是动漫的主播；他的一位朋友每月到手4000元左右的收入，几乎全都用来买虚拟礼物；还有一位家境更好的朋友，人在美国读书，但已在购买礼物上花掉了六位数的费用。他们埋单的本质，是觉得主播也是一份工作，也是用自己的时间给予陪伴。而价值几元、几十元以及五六百元不等的虚拟礼物，不仅完成了视频内外的连接，也让观看者建立起彼此的最初印象，即通过礼物多少来认识彼此。
   

当然，直播平台也没少动脑筋。为了刺激充值，平台大多设置了晋级光环——充值的数额会影响等级，等级越高的人去房间里说话，就会得到更及时的“互动”；每逢节日，平台都会列出排名，比如“刷礼物最多的用户排行榜”；有些主播甚至定出“潜规则”：刷满多少礼物就给微信号，刷满一定数额礼物就给手机号。
   

不难看出，年轻人打赏的背后是希望引起关注。所以，当直播平台猛打心理牌的时候，家长如果一味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心境去看待孩子对主播的打赏，只能让彼此之间的隔阂拉大。而静下心去听他们的诉求，认识到孩子的需求，才有可能把他们从打赏之路上拉回来。尤其是身在海外的留学生很容易有孤寂感，在父母远在他乡，屏幕里的主播却无时无刻给予陪伴安慰的情况下，缺乏理智的“一掷千金”就更容易成为必然。
   

所以，与其说孩子不懂事打赏网络直播，不如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刷存在感，获得情感满足。屡屡被点名的直播平台确实亟待规范，但要避免这样的个案频发，家长还应该重新认识并担负起作为监护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