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校教师刘强西向记者爆料，若干年前他参与了某高校出版社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XX导论》一书的编写，该书2009年出版，由刘强西的同事、资深教授张文彬担任主编。然而，当他拿到书稿时，竟然意外发现除了参与编写的人之外，副主编又多了3个人，而且他并不认识。刘强西说：“当时，张文彬教授召集我和另两位同事赵顺良和孙玉刚一起编写，大家分工各写了3章左右，最后由张文彬来统稿。”
   

 “第一主编9000元、第二主编8000元、第三主编7000元”，花个万儿八千就能买个大学教材主编当？中介公司告诉你，这个真的可以有。记者暗访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可以肯定地说，《XX导论》意外多出来的3个“副主编”，就是花了钱才挂上名去的的。因为从实际情况看，直接参与的就是4个人。如果说其他3名副主编也参与了编写的话，那么一连串疑问就来了：请问这3名“副主编”，你们与上述4位老师熟悉吗？你们是什么时候、由谁介绍加入到参编人员队伍中来的？参编的底稿存在哪里？主编在统稿过程中给你们提出和修改了哪些意见建议？出版的书籍中哪一部分是你们编写的？对于这些问题，相信这3位副主编是无以应答的——因为谎言就如纸糊的墙，一戳就破。难怪，当记者以某高校出版社编辑的名义，以教材再版需要修订为由与这几位“副主编”取得联系，分别向其索求当年参与编写的教材底稿时，他们分别只能以“太久远我都不记得了，我不太清楚这个，也不参与了”“时间比较长了，我也换过电脑了，只能给你一部分”“时间太久了，你留个邮箱，我找到再发给你”为由而“逃之夭夭”了。

连大学教材都能花钱当主编，那么，在其他书籍上花钱当主编的情况应该也是存在的。之所以出现这一怪异现象，与一些出版社“卖书号”给中介有关。“这其实就是买卖书号的升级版，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中介，由中介张罗后续经营事宜。”某高校出版社总编辑一语道破其中的机关。因为书号可以买卖，假如一些中介代理公司又有编辑团队撰写各类专著和教材，那么在他人编写的教材中“挂名”抑或附上第二、第三主编或多名副主编“搭顺风车”出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则新闻报道中说，一中介代理“提供的截图，仅商科类就有近百种教材可供‘挂名’出版”，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你情我愿的交易行为，但透过这一奇葩现象，折射的却是学术不端行径。这不仅有损学术固有的高雅圣洁的声名，也有失学术的公平。“同样出本书，我们三五年，人家三五万。”与其说这是一位高校教师对拿钱买主编还能评职称行为的痛斥,倒不如说是对踏实做学问的教师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呐喊。

从还原事实真相看，上述3位“多出来的副主编”是没有资格成为副主编的。因为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不可转让，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挂名主编”有不小的市场，显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供应方显然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那么，从需求方来说，又是什么原因令其趋之若鹜呢？说白了，多数人就是为了职称评定，因为现在一些单位仍然将担任专著或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等列为职称评审条件。实际上，作者才是参加作品创作的人，主编、副主编主要承担统稿和联系作者这类行政事务性工作，并非创造性劳动。但在职称评定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主编、副主编的条件似乎比作品创作人员更胜一筹。有鉴于此，已有出版行业人士呼吁,建议不再将主编、副主编、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条件，这些建议无疑是有的放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