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5年前的这一天，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那之后，莫言一直保持低调蛰伏的姿态。直到今年，他在《收获》《人民文学》接连发表多部剧本、短篇小说，宣告“回归”。10日下午，走进思南读书会，在时隔多年与上海读者的再度会面之中，莫言透露，这批新近发表的作品大部分写于2012年春天，“因为得奖这件事，我把这批小说放下了。当我重新把这批小说找出来的时候，这些小说就像当年埋到底下的白菜和萝卜一样，萝卜长满了芽子，白菜的心钻出绿芽，小说里的人物原型还在，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也都发生了变化，一位死了的突然活着回来了，一位很落后的突然开上了奔驰，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充满开放性，永远不会封闭。”

“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是主办方确定的对谈主题。莫言说，中国文学传统一方面体现在一部部文学遗产里，是印到纸上或刻在碑上的文学作品，另一个方面的文学传统是没有印成书，在民间以口头方式一代代传承着的，它可能来自集市上的民间说书人，可能来自过去生产队的饲养棚，甚至现在很多农民所说的俗言俚语里包含着很多语言化石。看起来很土的话，写到纸上变得非常典雅，也许那就是当年古人们所用的语言，通过民间的口口流传被保留下来。“如果说书面上的经典作品包含的文学传统，给予所有人的资源是一样的，那么在民间流传的传统对我的影响更大。人类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宝贵的素质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民间文学恰好提供了多样性的基础。”在莫言看来，所谓民间并非固定不变的概念，“一提到民间就是荒山老林和农村渔村，实际上民间的概念更宽泛，上海的高楼大厦里照样有民间。对每个作者来说，利用民间资源就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身边的人，写身边的事，写熟悉的生活，从生活中发现小说情节，从身边熟悉的人的言谈中发现语言的新元素。民间不只属于我们这代人，不只属于在农村长大的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民间。”

“什么是传统？传统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活的传统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评论家陈思和以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为例，“莫言读过大量山东地区的民间故事、小说，最著名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动物出现，牛会说话、驴子会说话，这都可以归纳到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的传统喜欢说鬼故事、狐狸精。《生死疲劳》的主人公蓝千岁经过几世轮回仍然想着复仇，在他的每一个轮回中，变成的每一种动物都非常顽固。这很像《聊斋》中的一篇故事《席方平》，那也是一个坚持不停告状伸冤的人。这种告状不是简单的重复，背后是中国人坚韧不拔，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这种精神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世俗意义上的战斗作用，和一切不公平的现象抗争到底，我们要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就要理解到这样的根子上去。”

“写《生死疲劳》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席方平》这个故事，直到被评论家所提醒，你的结构和故事核心和蒲松龄的这个故事很像。确实，当我小时候还读不懂文言文的时候，我就从我大哥的中学课本上读到了《席方平》，虽然很多字我不认识，但还是读懂了这个故事。中国的文化传统，上朔到远古神话里就充满了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不一样，人定胜天、不屈不挠是我们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保留在民间，不仅是人，甚至是动物。《生死疲劳》里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具有反抗精神的动物，就是因为生活中我碰到的一些动物，也具有这样的个性。”

民间戏曲是莫言的另一种精神资源。“高密号称有四宝，剪纸、泥塑、年画还有茂腔，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看电影也非常不容易，就是看村里的戏班子演茂腔。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大人上台，化妆自己管，每家的锅灶后面有灰，往脸上一抹就上台了。民间戏曲、乡村舞台对我来说很熟悉，也充满感情，我总人为应该在某一部小说中好好利用一下我熟悉的民间戏曲，就有了《檀香刑》。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小说化的戏曲或戏曲化的小说，里面的人物设置是高度脸谱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戏剧性，语言则大量使用了我编的茂腔的唱词。”

正是这份对于民间戏曲的感情，让莫言今年“复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剧本《锦衣》，尽管3.4万字的这部作品还不是一个演出本，搬上舞台还需要大量删减合并。“一个小说家，应该也是一个剧作家，或者说一部好的小说的内核就应该是一部剧。任何一部好小说完全可以改编出一部好的话剧、电影或舞剧、歌剧。戏剧对于老百姓的影响甚至比小说更大，尤其过去农村教育不普及，对于不识字的农民来说，民间戏曲就是他们的教材，舞台就是向大众开放的舞台，老百姓的道德价值关键，就是通过戏曲塑造的。”莫言说，时过境迁，随着科技发展、艺术多样化，民间剧种、剧团的生存处境变得很困难，老观众越来越少，要怎么引起年轻观众的兴趣是新的问题。”作为小说家，应该多多了解其他艺术形式，尤其是戏曲、曲艺这样的玩语言艺术的。写小说的当然不是指望你的每一部作品都被人朗读，但好的小说应该是可以被朗读的，而且语言是有节奏的。”

附：莫言的故事

一只了不起的猫和一头倔强的牛

我们家曾经有一只猫，原来是抓老鼠的能手，一天能抓5、6只，每次它抓了我奶奶就劫下来，把老鼠放到锅灶里面烧了给我和堂姐吃，猫气得在旁边愤怒地叫。老鼠在那时候是美餐，一只老鼠我和堂姐一人一块分着吃，吃完之后感觉特别幸福。而猫呢，在旁边气得要命，我费尽千辛万苦抓来的，被你们吃了。后来它就不抓老鼠了，抓也白抓。它改吃邻居家的小鸡了。邻居老找上我们家骂道，你们的猫又把我们家的小鸡吃了。我奶奶说，我没看到啊。邻居说，你看它嘴巴上还有血呢！我们就这么把邻居得罪了。

那时，每天都有农场的拖拉机从我家门前经过，到县城、到潍坊、到其他更远的地方拉货。我们把猫抓住装到麻袋里，转了几十圈把它转晕了，辨不清方向，扔到拖拉机里。据说那天是去淄博，也就是蒲松龄的老家，大概有300多里路。我们想，这下，这只猫是永远回不来了。它走的时候还扔下了三只小猫，我们用饭渣把小猫喂大了。

有一天中午，刚下过大雨，我突然听到外面三只小猫在狂欢，出去一看，我们那只老猫回来了。尾巴剩了半截，全身伤痕累累，爪子上沾满了泥团，瘦骨嶙峋。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只猫真是了不起，它是怎么回来的呢？有人说，它是沿着铁路回来的，但它也不是沿着铁路走的，怎么沿着铁路回来呢？

我想动物也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精神，它可能想着，第一我要回家，第二家里有我的孩子，可能是母性的力量让它费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或许它也有语言，一路向其他猫打听，高密东北乡怎么走？其他猫就帮它传递信息，告诉它，沿着铁路往东走。

后来我还写过牛，牛也是有原型的。我们生产队买了一头牛，买来的时候膘肥体壮，一头黑牛，花了500块钱。当时一个生产队拿出来500块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买了这头牛之后我们都很骄傲。看，我们生产队有头特别漂亮的牛，你们别的队没有。

但把这头牛买回来以后才发现，它不是一头干活的牛。只要把牛锁头往它肩上一放，它就一下子仰倒在地，四腿抽搐，口吐白沫，任你鞭打脚踢，用火烧它大腿都不起来。只要把牛锁头一摘，它就又一下子爬起来了。没办法，后来把它的伤治好以后，还是牵到到集市上。集市上的经纪人，就是卖牛的人就偷偷地笑，这头牛又回来了。

就这样，这头牛逃避了农业生产劳动，每隔两三个月就赶次大集，换个主人。当时杀牛是犯法的，除了病死外，不能随便杀牛，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这头拒绝生产的牛只能被一次次卖来卖去，最后卖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了。我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想到这头牛，不仅人有典型性，动物里也有典型，也充满个性。大多数牛可能是逆来顺受的，但也有极个别桀骜不驯，宁愿被打死也不为你干活的牛。当时在生产队，我们开玩笑说，这头牛的前世一定是反革命，对社会主义不满，所以不给人民公社干活。这些玩笑后来都用到了小说里，《生死疲劳》的主人公是地主，地主转世变成了牛，当然不肯给人民公社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