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列宁是20世纪初中俄两国的两个革命领袖。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十分关注。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前半部分被译成法文载于同年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7月1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第十七期就以俄文刊出，同时发表了列宁著名的评论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关于此事，学术界多有论述，笔者在此不赘。遗憾的是，孙中山生前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此文。

由于地理上关山阻隔，生理上健康欠佳，两位革命领袖也从未谋面。但这并不妨碍孙中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列宁，并与之交往。由于孙中山与列宁都是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领袖，他俩的交往决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交情，而是关系到两党、两国的大事。

一

迄今为止，人们所知孙中山最早与列宁的交往是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由广州经日本到达上海后，以南方国会和中国革命党的名义首次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文中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建立以承认俄、中两国伟大无产阶级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持久和平。”收电人列宁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11月25日，不久消息就传到中国。消息还算灵通的孙中山为何直到8个月之后才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祝贺，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日理万机的列宁办事效率很高。收电后随即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于同年8月1日就此复函孙中山，但未送达。于是契切林成为列宁与孙中山通信联系的桥梁。8月28日孙中山复函契切林，向契切林以及“我的朋友列宁和所有为人类自由作出卓著贡献的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信中承认民国初年辞职让位于袁世凯“乃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它所酿成的政治后果好有一比，犹如在俄国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朗格尔在莫斯科取代列宁。袁很快或者说立即着手复辟帝制，当上新皇帝。”

这是孙中山与列宁交往的最初时期，还只是停留在礼节性的问好以及介绍情况的阶段。

二

1922年6月经历了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在指望英、美等列强援助无望的情况下，与列宁领导的苏俄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11月2日孙中山复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函，婉转拒绝了苏俄方面提出的联吴（佩孚）拒张（作霖）的建议，信中说：“至于吴佩孚，文很想与之合作。但文的旧友至今仍忠于文重新统一中国的计划，文不能弃之而谋求任何合作。吴佩孚想让文与张作霖分手，以此代价谋求与吴携手。文不能接受此种行动方针，况且张作霖愿意接受有各派系领袖参加的全国性协调。……请将此信寄给我们莫斯科的朋友们，尤其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这里孙中山将列宁、托洛茨基（时任苏俄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契切林称为“我们莫斯科的朋友们”，列宁名列第一，可见孙中山心中列宁的位置。不能说孙中山信中的见解一无是处，后来的实践表明，苏俄原先对吴佩孚的期望是落空了。但鉴于张作霖与日本过往甚密，出于地缘政治及多方面的考虑，孙中山提出的这个合作人选始终没有得到苏俄方面的认可。在联张问题上，孙中山与苏俄（含后来的苏联）的分歧一直是存在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孙中山利用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机会主义策略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的运用而已，不足为怪。

12月6日孙中山打破常规，直接致函列宁：

亲爱的列宁：因有要事，今趁机致短函于阁下。得悉苏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准备占领北满。文担心，此种占领将来会给中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对于中国人来说，昔日北满的被占领曾经是沙皇制度的明显例证。如果贵国占领这一地区，文相信，中国人民定会将其视为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文本人不相信，莫斯科的举措乃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文本人坚信，事实上，贵国乃因不信任张作霖才必须占领北满。请允许文再次强调，通过文，与文合作，阁下能够迫使张作霖最明智地为俄国安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文不久即拟遣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阁下和其他同志共商保护中俄合法利益应该采取的行动。同时，文应再次说明，同中国现政府的谈判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可能是危险的。……致敬意和兄弟般的问候！

信中所说的苏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准备占领北满，是否属实尚待考证，现在也不知道孙中山从何种渠道获悉之一情报的。可以肯定的是未见列宁对于这一电文有任何直接的反应。不过直到孙中山逝世，苏俄方面没有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孙中山的立场是爱国的，出发点也是力求避免事态扩大化，既为中国着想，也为苏俄着想，用心良苦，措词委婉，但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既然信中对列宁“致敬意和兄弟般的问候”，也可以理解为即使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孙中山还是愿意与列宁称兄道弟的。

1923年6月中旬孙中山对来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想借助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的技术这一口号，在五年之内“建立新中国”。当马林对德国垄断资本巨头斯汀尼斯和列宁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时，孙中山解释说，除了斯汀尼斯外还有别人，“日本的维新需要五十年，我们将在五年内实现”。孙中山这一谈话不无过于乐观的成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它透露出的历史信息表明当时孙中山可能已经知道列宁提出的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提法，将政治精神、组织保障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仿效列宁，将建设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放到议事日程中去。

同年9月17日孙中山致已抵北京的苏俄代表加拉罕函透露，“数星期以前，我送了同一内容的信件给列宁、齐契林、托洛茨基同志，介绍了我的参谋总长和最可信赖的代理人蒋介石将军，我已经给莫斯科向他发出急电，嘱他在莫斯科和我们的朋友讨论方法和手段，以便据此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作进行帮助。”信中告以已派蒋介石、张太雷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授以全权赴苏俄考察，并突出强调了蒋介石提出的中苏合作的西北军事行动建议。但直到现在，尚未发现列宁与托洛茨基有对孙中山的复函，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西北军事计划被搁置，以后不再提及。

纵观这一时期的孙列关系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孙中山对列宁由将信将疑、信疑参半到充分信任，派出要员出访苏联，与对方商谈绝密的军事合作问题。最后西北这扇窗户未能打开，却很快开启了创建黄埔军校，苏联运来真枪实弹的大门。

三

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与世长辞。孙中山得知噩耗后，于1月25日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席身份向大会提出哀悼列宁提案，提议用大会全体名义发一电报哀悼列宁，并延会三日，下半旗致哀，同时拍发唁电。

孙中山在会上说：“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彼今已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何种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孙中山强调，“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大会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先请俄国代表鲍尔登讲列宁先生之为人，由伍朝枢君翻译。讲完后，经表决通过电文如下：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廿五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致北京苏俄代表加拉罕君：本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请转贵党本部及贵政府：列宁同志为新俄之创造人，此时本大会之目的为统一全国，在民治之下，增进国民之幸福，则其事业正为本大会之精神。本大会特休会三日以志哀悼。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当天孙中山还专门致电加拉罕，表达深切的哀悼。综合这天的讲话、决议与电报，孙中山对列宁评价之高，前所未有。

2月16日孙中山致函契切林称：“列宁同志的逝世引起我深切的悲痛。但是，幸而你们党的工作是奠定在广泛的基础上，因而，我们伟大的同志的逝世不致影响你们坚强的手所创造的大厦。我欢迎您所提出的关于我们今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此函中明确称列宁为“我们伟大的同志”，并对继续努力完成列宁未竟的革命工作抱有充分的信心。

两天以后孙中山在与国闻通讯社记者谈话时强调：“俄国列宁虽死，可信于大局无大关系。盖彼党组织极为坚实，有民众为后盾，决不虞失败也。”列宁的党组织严密，而且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孙中山的这一分析可以说是讲到点子上去了，这自然与他这一时期与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较多接触有关。可惜的是，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始终未能做到这两点。尽管经过国民党一大的改组，实现国共合作，但该党远未达到“组织极为坚实的程度”，至于对工农这一民主革命的主力，孙中山的态度也仅仅是扶助而已。这也说明，知固然不易，行往往更难。

2月24日上午，广州各界五六万人在第一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亲自主祭，发表祭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俄国苏维埃政府领袖列宁先生之丧，孙文既与同人追悼，乃述哀词曰：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孥。君遘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上述祭文情真意切，肯定了列宁为五洲先觉、“万夫之雄”，是“亘古如生”的贤哲；第一次将孙中山与列宁的来往表述为“邈焉万里，精神往还”，两者的关系是“相望有年”，“左提右孥”与“同轨并辙”的关系。当然这只是孙中山一方的表述，不尽准确，但大体还是可以的。

1924年9月上旬，孙中山示意宋庆龄写信给鲍罗庭，询问法国左翼诗人、著名记者、法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安利·基尔博（1885-1938）写的《列宁生平》是否一本好书，如是，孙中山“想尽快将其出一个中文版。”

不过，孙中山毕竟是个政治家，看人说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有时也在所难免。就在1924年2月某日本人在与孙中山交谈时问：“阁下所主倡之三民主义，闻有人评之为再制列宁及其他近世社会主义者之糟粕。阁下十年前未尝提倡三民五权主义，得乎诚踏袭列宁等之所说乎？”孙中山当即回答：“决非如此。我辈之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业已三十年于兹矣！不过其说明系归纳的，未尝判然明言三民主义为何物，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话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撇清了三民主义与列宁学说的关系。不知道处于何种考虑，孙中山画蛇添足讲了如下一段话：“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文虽不肖，岂肯尝列宁等人之糟粕。”孙中山两次用了“糟粕”一词，强加在列宁头上，这与他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大相径庭，耐人回味。在谈到国民党内共产派时，孙中山一方面肯定“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另一方面又在日本人面前宣称：“共产派，并非俄国之走狗，欲打破民国之现状，断行第之大改造者也。……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站在国民党总理的立场上，孙中山对共产党有容纳之意，也有防范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他私下对列宁领导的苏联并未心存敬意，因此在与日本人的交谈中沿用了对方的话语体系如“俄国之走狗”之类的提法。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个与孙中山谈话的日本人心怀叵测，肆意挑拨中苏关系、国共关系，其本人何尝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四

天不假年，距列宁逝世仅仅14个月不到，1925年3月15日孙中山也在北京溘然长逝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学医出身的孙中山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将一病不起时又将最后的目光、最后的希望转向列宁缔造的苏联，以这种方式对伟大列宁表示自己最后的敬意。

1925年3月11日他在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说：“你们领导着自由的共和国联盟，这是名垂千古的列宁留予世界诸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遗产。在帝国主义重轭下历尽苦难的人民，凭着这份遗产，定能争得自由，摆脱世世代代国际间那种建立在奴役人民、战争讨伐和非正义基础上的制度。”

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肯定列宁名垂千古，而列宁留予世界诸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遗产就是苏联。

综上所述，孙中山与列宁的交往是“邈焉万里，精神往还”的神交。在遭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围攻千艰百厄的困境下，双方都有互相取暖的交往要求。不过，两者的交往多通过间接的渠道。孙中山很少直接发函电给列宁，即使有，也都没有得到对方的亲自回应，这一现象也很值得研究。孙列神交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礼节性交往发展到实质性的交往。与列宁的交往给了孙中山较大的帮助，其中主要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史料表明孙中山对列宁党的组织方法、民族自决以及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他晚年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时对后两者有所吸收与发挥。孙列交往最终导致孙中山联俄联共，给自己的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作者在“孙中山宋庆龄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学术交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