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佳的愤懑要从两周前说起。
　　

11月22日，熊本县召开议会大会，会场内看起来井然有序，气氛平静甚至有点压抑。而在议员落座区域的前排，身着深灰色西装和白色衬衫的夕佳显得有些突兀。这并不是因为她年轻女性议员的身份，而是她的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吮手指的婴儿，正是她7个月大的儿子。
　　

带娃参会，还是招来了其他议员的异样目光。但对夕佳来说，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故意”为之。作为一名母亲，这是解决她实际生活困难的唯一办法；而作为一名地方议员，她希望借此推动政府出台日本儿童保育条例，让日本的职场环境更有利于家庭建设。
　　

当天的会议只持续15分钟，考虑到平时宝宝总是很乖，夕佳觉得她的大胆之举应该不会招来什么麻烦。
　　

但她想错了。此举在议会中引起轩然大波。在她抱着孩子落座后，会议主席和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急忙赶来，质问夕佳为何带孩子来开会，“你不能这样做。请带着你的孩子马上离开。”
　　

错愕之余，夕佳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是一名议员，但我也是一名母亲，所以我会带着孩子留下。请继续开始会议吧。”经过几分钟的交涉，夕佳选择妥协，将儿子拜托友人照看后，独自返回参会。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尚无针对议会议员带孩子参会的法规条例。熊本县议会认定夕佳的儿子为访客，而根据规定，访客只得坐在旁听席，不能参与议会事务。
　　

夕佳后来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议会不应该因为她带着孩子就把她赶出去。议员的身份尚且遭受被逐出会场的尴尬，对大部分日本女性来说，职场发展的限制更大、情况更糟。因此，她选择站出来，希望职场妈妈们的呼声不再被埋没。
　　

然而，现实总是让人沮丧。
　　

两年前夕佳当选为地方议员，发现自己怀孕后，她曾寻求议会支持，希望有相关条例帮助她在继续工作的同时照看孩子，比如，母亲可以在议事厅内喂奶，在议会大厦内为议员、员工及游客提供母婴室或日托场所。但她的提议均遭回绝，被告知只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夕佳认识到，在日本要想边工作边带娃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而这也是多数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
　　

日本目前仍有部分符合托儿所入所条件，却因满员只能待在家里的儿童，俗称“待机儿童”。据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4月，日本“待机儿童”达到23553人，连续两年增长。存在“入托难”现象的市区町村为386个，较去年增加12个，其中东京最为严重。
　　

2014年，安倍提出“女性经济学”，要提升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例，增加儿童看护场所数量。但从现有数据上看，日本政府要在2020年4月实现“待机儿童”为零的目标很难实现。
　　

相较于其他国家，日本职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尤为严重。
　　

首先，日本儿童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多地存在“托儿所荒”。其次，即便有幸进了托儿所，家长还是会受到所内的诸多限制。打个比方，家长需要在孩子的所有衣物和尿片上写名字，并提供医院证明，证明孩子没有得感冒或其他传染病。一旦孩子生病了，家长也很难从工作中抽身来照顾。这就迫使许多职场女性放弃工作，回归家庭。
　　

如果想兼顾工作和家庭，就只能带孩子上班，但这实在是“下下策”。夕佳表示，职场妈妈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由于休产假给同事带来更多工作量，会觉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带娃上班还可能遭到同事及上司的白眼，最终结果就是女性在怀孕后不得不辞职。
　　

在夕佳看来，问题的根源并非来自性别本身，而在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在日本，企业希望员工可以忽略工作以外的其它生活重心，比如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健康等问题。企业将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看作是员工的个人职责，而非企业应承担的义务。只有极少数企业会建立有效机制和举措，来帮助员工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
　　

此外，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也是难以改变现状的一大障碍。尽管日本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例在过去五年间翻了一番，但夕佳的案例充分体现了日本以男性为主导的职场文化。与男性相比，日本女性大多选择短期合约工，这些工作的薪酬较低，福利待遇较差。
　　

1个月前，伊万卡·特朗普在日本东京世界妇女大会上为职场女性发声。与她在日本受到“天皇巨星”般待遇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场演讲只有一半的上座率。
　　

“我会继续利用我的职位进行呼吁，让日本成为一个工作与生活相均衡的国家，” 夕佳说。
   
（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