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世界政坛，尤其是欧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政治家上台执政，他们的执政纲领集中表现为关注本国事务，关注本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无论是特朗普的限制移民政策，退出TPP，还是英国的脱欧，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大选的各种层级获胜，实际上都体现出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在风行并且被热捧了数十年之后遭遇了严重挑战。

然而，现在就马上得出逆全球化将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结论，可能为时尚早。实际上，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正在进行着有中国特色智慧的全球化实践和道路探索。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中国如何抉择，如何适应并有可能引领世界格局变迁，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必须要面对的研究课题。

除了发展道路和理念、模式创新之外，关注科技进步和新型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与中国的道路创新相结合，可能会成为中国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助力工具，而身处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尤其要关注这一趋势对上海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华东师范大学）已经开展了将近一年的研究，结合这一年的研究，该工作室于2017年12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 “逆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发展机遇”学术沙龙。上海市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一，如何认识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认为，民粹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原因包括：欧洲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经济问题，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困境的相互交织，美国、中国、日本等竞争对手的逐渐强大，以及特朗普当选对欧洲民粹主义的带动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今天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相对衰落的局面。

本次论坛的发起者，工作室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余南平教授则认为，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最重要的变化在于，美国暂时退出全球化进程。而欧洲目前面临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对外的行动能力正在下降，曾经的全方位扩张计划也在收缩，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新发展的机遇。当然，也同样会遭遇到西方结构性收缩的挑战。尤其是美国已经通过的税改法案，将对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对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调整等，这些对中国的挑战都是巨大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春教授认为这一轮所谓逆全球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或者说是资源重新配置重新搭配？新兴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是有可能从中受益的：其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地区、国别发展战略规划意识是上升的，这和逆全球化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历史上所有的国际体系转型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是来自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因此究竟是选择回归制造业，还是抢占技术创新高地，在当下是值得关注的；其三，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往往要慢于其他经济体，但更为扎实，而美国的政治反映则又是滞后于经济复苏速度的。

第二，关于全球贸易投资变化与中国发展问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健忠教授从“全球贸易投资现状与发展挑战”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结构性变化问题。他认为今年全球经济有了明显的回升，但也存在两个问题，即贸易弹性问题和经济复苏的全面性问题。随后，黄教授又从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对当前的国际贸易做出深度分析。黄建忠教授尤其强调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四种风险：经济增长根本动力还有待挖掘、经济发展停留在贸易领域、政府失灵和强势政府之间的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的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的扭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苏庆义谈到了“全球贸易多边框架现状与双边选择”这一话题。他认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并存，但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美国还是具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要求其他国家降低或取消关税壁垒，向美国的开放程度靠齐；在这种贸易政策背景下，中美的经济分歧比以前多，合作有一定困难。

第三，关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玉柱就“人工智能发展与国际治理模式的新挑战”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目前，阿尔法狗、机器人手臂等一系列实际的案例是人工智能取得重大发展的表现，但是，人工智能存在的问题是智能化的速度超出了创业就业的速度，由此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对于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来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将会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人工智能也将推动跨国公司的智能化，促进消费型经济的发展，推动规模经济的扩大。以上这些变化，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边缘化，而发达国家依旧处于接收资本的有利位置。

余南平教授比较认同王玉柱副研究员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并且可能产生的历史性、集群性突破，将对后发工业国家形成相当大的压力。中国正处于高端工业化的进程中，如果不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留给我们的时间会非常有限，而面对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我们能否实现同步跨越，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努力寻找对策的。

第四，关于“一带一路”对全球化的推动以及上海的发展机遇。

张春教授就非洲工业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和上海发展的相关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目前非洲最大的问题是千年目标的落实，以及减贫的问题。而非洲未来的目标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需要考虑的问题。和上海发展相关的是，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大量的机遇，同时也必须客观冷静地考量非洲的现实状况。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规划发展处倪经纬副处长，结合自己的工作，分析了国开行对推进“一带一路”的思考。他认为“一带一路”是基于宏观的地缘政治和金融地理这一政治经济的双重基础和结构上进行构建的，尤其是金融地理，这将关系到支撑全球金融合作网络，人民币、数字经济这些金融角色将对“一带一路”产生关键性影响，值得思考。倪经纬认为金融创新、产业扶贫、航运中心建设、中美贸易关系等一系列关键性要素中，上海都能够发挥突出的作用。

余南平教授呼应了倪经纬的观点，认为在当下西方逆全球化和中国以“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特别是上海如果能够抓住包括新技术革命、贸易自由化推进等机遇，是有可能在推动自身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通道的同时，为中国推动全球化做出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