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省温州瑞安市检察院以公益服务代替刑罚的方式引发舆论关注。四川籍男子张某醉驾，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39mg/100ml，在自愿完成3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后，拿到了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

虽然有所争议，但从法理上来看，瑞安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今年5月，最高法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其中对醉驾明确表述：“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浙江省高院也相继印发《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下称“纪要”）进行细化。根据纪要，除了八种从重情节以外，都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缓刑。

观之张某，醉酒驾车并与他人发生碰撞，导致一位人力三轮车主擦伤，依法应该处罚。但由于情节轻微且认罪态度较好，无“纪要”规定的从重情节，且已调解赔偿，基本符合不起诉的标准。

即便如此，这一在全国尚属首例的判罚，仍被部分舆论认为是在向“酒鬼”们发出醉驾入刑“松绑”的信号。特别是对以公益服务“换”刑罚充满怀疑和担忧——“情节轻微”如何定义？什么样的工作属于公益服务？谁来监督相关部门，才能避免权力滥用，成为部分人脱罪的工具？谁来监督公益服务的时长并对当事人公益服务的表现进行考核？

在瑞安市检察院看来，公益服务代替刑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司法实践，是人性化执法”，契合了教育、惩戒、挽救、改造的法治精神，让轻微犯罪者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检察院的解释本身没什么毛病，不过，不能因为道理说得过去，就忽略了舆论关于公益服务的关切和追问。毕竟，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以公益服务进行处罚的形式还相对不多，公众对此也较为陌生。在不少人的认知中，公益服务可能更多的还只是闯了红灯以后，被交警要求穿上红马甲站在路口协助维持一定时间的交通秩序。

事实上，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对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判罚公益服务是较为成熟的通行做法。1973年，英国在《刑事法庭权力法》中首设社区服务刑。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国家也先后把社区服务刑纳入到各自的刑法典中。中国香港则于1984年正式通过“社区服务令”条例。

除了把社区服务刑纳入到法律体系，让其师出有名以外，为了防止相关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大多数国家也对附条件不起诉、社区服务刑的适用对象、范围和条件进行详细界定，并构建了一定的制约、监督和追责机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社区服务刑”普遍由法院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在社区服务过程中违反了社区服务法令，还将承担更为严厉的处罚。最后，在社会层面，也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作为支撑。如果当事人违反了相应的规定而导致个人信用记录不良，其今后在社会上将寸步难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尽管也有部分地区开始尝试社区服务刑,尤其是在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中，得到了相对较多的运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在我国，社区服务刑并不属于正式刑罚的一种。于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虽然规定了社区矫正制度，但具体如何实施，有哪些方式和手段，需遵照何种程序，这些都未具体细化。

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规范，又缺乏相应的程序和监督保障机制，只能靠司法实践、司法创新经验的积累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特别是在这次“醉驾不起诉”的案例中，作出公益服务判罚的主体不是法院而是检察院。外界对于判罚存在担忧也并非毫无道理。

要化解公众的担忧，就需要以详尽的制度和法律规定来回应公众的焦虑与追问。司法创新可以有，但要充分把握好“法理”与“人性化”之间的平衡，也要兼顾公众的情绪与期待。当然，这也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在基层部门司法创新、执法创新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有关部门也应该思索上位法的修订、相关配套政策的落实，是否也可以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