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可以被视作是上海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亦象征着中国经济近代化翻开新的一页。自上海创建商会开始，商会不但成为政府与工商界的重要沟通平台，也使工商业的行业自律与各业之合作进行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自上海之有商会始，在政府倡导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之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民国初年，商会不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法人社团，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就上海而言，之所以能够在近代短短数十年中迅速崛起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与商会有着些许的联系。

商会如何登上历史舞台

在晚清重商主义氛围下，清政府到1900年之后也开始认识到中外商约谈判的重要性。当时外国政府在对华谈判时与其本国商会高度合作，中国则缺乏此种官商沟通机制。因此，当1902年初盛宣怀奉命到上海来与外国人谈判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赶紧成立中国人自己的商会。因为如果没有商会，政府对各个行业的状况缺乏了解，在对外谈判中信息不对称，于国、于商均不利，故盛宣怀到上海不久，便大力劝导各业绅董迅速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便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

继商会首创之后，1903年，清政府派员对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进行了考察，肯定商会的价值，并打破前规成立商部。商部一成立，就将劝导各地成立商会列为首要之事，《商会简明章程》也迅速被制订出来并颁布。1904年，上海商业公议公所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成为全国各地组建商会时的学习榜样。这种官商沟通的新平台在随后几年迅速从上海扩展到全国，甚至连边陲之县城、或基层工商集镇也都开始出现商会组织。

商会成立虽然有官方倡导的背景，但是无论是经费筹措，还是内部管理，基本上是商人自治性质，政府基本上立于监督的地位。维持这些机构显然需要经费，要政府一下子负担那么大的费用也吃不消，因此，类似于晚清大型企业创办时的“官督商办”，商会则采取官倡商办的模式。对于政府来说，有了商会，官员们与商人打交道显然更为便利，交易成本也更为节省。

最早中国成立商会，显然与经济民族主义有关，当时的报道曾反复强调国人在“商战”中要防止局势被洋商操纵在手，商人应该协力抵制。在这方面，当时官商想法其实是一致的。第一届商业会议公所总理是严信厚，他与盛宣怀非常熟悉。他曾经讲过，成立商业会议公所，就是要把商界的声音集中起来，沟通上下，让政府在对外谈判中知道商界的一些要求。因此，刚开始的上海商会主要是在对外商业谈判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后来商会承担的角色，不仅仅是对外，也包括对内。比如说在很多事情上，当政府需要商界的协助时，便会首先想到商会，民国成立后，各届政府曾经在财政、税收、新兴产业倡导等多方面都得到商会的帮助，这也使商会拥有了其他普通社团无法比拟的地位。

行业自律的近代化标志

中国工商业健康之发展，始终与行业自律制度分不开。在传统时代，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工商业会馆或公所，是这种行业自律的关键建制。不过传统工商业通常是按商帮组织起来的。在一些地方，为了加强各行帮之间的合作，商人们也有可能创建集体商业组织，这种组织通常是以联盟性会馆的形式被建立起来，如清代重庆曾经有过的八省会馆。上海开埠前后，已经存在各种按地域或行业组织起来的会馆、公所，但缺乏联合组织，当上海超过苏州、宁波等商埠，成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商贸中心时，工商社团仍是比较松散状态。因此，1902年上海商业公所的成立，使上海工商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强调合作与共赢的时代。行业自律也开始超越业界，并且有了更规范的要求，在此种背景下，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合力在面临中外经济竞争时显得尤为关键。如前所述，商会的成立就是与晚清商约谈判紧密相关的。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刚刚成立时，其实带有很浓的各行业会馆公所联盟性质。

我们从当时的会员名录中可以发现，代表各商业行帮的合帮会员在早期占很高比例，当然到后来代表新兴工商业、以工厂商号名义加入的分帮会员数量越来越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上海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正是由于工商业有新旧之分、大小之别，不同行业也可能存在利益交集，因此，商会这种跨行业的整合性自律组织地位就日益重要。商会能够协调商界不同声音、不同利益，这点对于上海的发展亦极为关键。上海后来成为中国第一通商口岸，与商会的这种协调整合力有密切关系。

当然，商会的前后变化也颇大，但在行业自律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一贯的。由于商会的引导与监督作用，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总体而论是从中受益匪浅的。政府当然也可以监管，但有时成本太高，面对政府各种管制政策，无良经营者总是会想出各种应对办法，因此，行业自身的内部约束与规范就极为重要，这不但可以减轻许多社会成本，对于秩序、创新也很有利。商会的存在，就使得上海工商界不但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共享资讯，竞争合作也会更加有序化进行。

商会的成立，可能也标志着行业自律的近代化。此前传统同业组织的自律行为，常常是建立在行业惯习的基础上，一些规定未必符合工商界整体利益，或裁判处罚的做法过于严苛，与现代法制不合。上海总商会在1913年就开始设立商事公断处，对争议各方以息讼和解为宗旨，减轻司法行政压力。

相对来说，商会后来规定的商事仲裁条例，不但有法律依据，其运用过程也更符合近代商人的一些诉求。正是由于商会在行业自律方面有其独特的权威性，因此，民国时期各届政府在起草颁布与工商界有关法律时，也往往会与商会再三磋商，后者也往往能代表工商界向政府陈情提供专业意见，使得法律制订更符合工商业界的整体利益。为规范商会事务，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了几次《商会法》，这不但保障了商会的地位，也使商会主导的行业自律活动有了更为完善的政策准绳。

就上海商会来讲，其自身建设也越来越健全。到1916年，上海总商会议事厅落成，这幢漂亮的建筑后来成为最重要的上海公共空间之一。1920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大楼建成，来自全国的各种物产商品有了一个布展陈列的地方，许多展览会也在这里举行。同时，总商会亦开始办起自己的图书馆与杂志，创建为工商界举办的公益性商业学校，对青年职员或学徒进行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商会人事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民主色彩，如会长与重要职员的选举，从早期的投黑白子表决，到后来的选票制，都有章可循，程序较严格。民国时期上海商会会长的选举竞争往往非常激烈，其实这也说明其程序有一定公正性。商会运作的制度化，是其后来获得广泛社会声誉的保障。

 作为一种社会纽结的商会

在近代上海民众眼里，无疑上海商会是最有信誉的社会团体之一。这种认同，自然是与商会成立后的社会作为有关系。商人如果只顾自己图利，丧失社会责任意识，民间自然对其无甚好感。就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历史来看，上海总商会不仅是工商界的自律组织，它也成为近代上海重要社会枢纽。

举一例来讲，在民国历史上，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都发生过严重的兵变，这些骚乱对金融市面与社会秩序破坏甚烈。不过，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市，上海并没有发生过此类严重的兵变。其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是商会的存在及其挽救秩序的行动，是上海转危为安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们对北洋军阀时期社会的混乱都有一定了解。然而，不同的地方，面临相似的军阀武装冲突，或同样有派系军队驻扎经过，其结局却各不相同。有没有负责任的社团或代表出来承担这种与军人交涉的事务，或承担一些派勒负担，所产生的后果各异。各地的商会在这种情势下，便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团体的角色。在这方面，上海总商会的地位尤其突出。

民国时期，上海也曾经发生过几次战事，每次打仗市民都很焦虑。这个时候人们可能面临三种危险：首先是许多战争难民的出现，如果他们得不到救济，社会秩序就会出现问题；其次，参战各方都有逃兵，失败者更会出现许多溃兵，这些武装兵士如果涌到城里，无序行动，市面肯定要混乱不堪；再者，上海有租界，外国人一直想扩大租界边界，每次出现战争混乱，都有可能导致外人越界行动，甚至将管辖权延展到华界。在这种情形下，中外人士共同认可的上海总商会，便成为协调各方的重要机构，商会也成为可以调配各种资源保护秩序的组织。

例如1924年的江浙战争便是一个显著例子。战争爆发前，经由上海总商会与江浙其他重要商会的调停，江浙两省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这个条约使战争延迟一年爆发。战争开始后，总商会不但承担难民救济责任，而且负责筹措大笔经费以安顿遣散溃兵，避免了严重的兵灾。6000溃兵能迅速被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收缴其枪械，并且紧急调运轮船将溃兵北运，没有商会的支持力量是很难做到的。

近代上海商会在秩序挽救方面的作为当然不仅收容溃兵这一件事。每次上海面临各种秩序危机，商会都会出来斡旋解决，减轻损害。如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曾经出现过几次非常大的金融风潮，如1910年的橡胶股票风潮，1921年证券交易所疯狂投机热潮导致的信交风潮等等。每次发生这么大的金融风潮，如果没有商会与钱业公会、银行公会这样的机构出来协调解决，并承担责任，可能市面败坏迨尽。

另外，上海是国际通商大埠，中外人士杂居一城，租界、华界又毗邻交错，矛盾自易滋生。1904年上海商会总会一成立，便面临要调解因为俄国水手杀死宁波车夫周生有的重大交涉事件。次年更发生严重的大闹公堂案与抵制美货风潮，商会对这些事情的处理都直接与社会秩序攸关。到“五四”以后，民族主义浪潮涌动，商会就处在风口浪尖。一方面商会要担任社会救济的责任，另一方面，工商界自然不希望秩序完全失宁，市面出现动荡。例如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就与上海总工会合作筹措到三百余万的款项，解决罢工工人救济难题。这种行动，不但使运动得以实现，亦使得秩序能够保持。

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商会在上海城市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当然不仅在于沟通政府与商界、行业自律、社会秩序、责任承担等方面。其他如制度创新、技术移植、社会教育，风俗改良等等，商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我们打开当时的档案或报刊等资料，随处可见相关史实记载。上海总商会的历史故事，相信对于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文化上海系列主题之“风从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之路”系列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