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生一周后，杨志强决定孩子不随他姓，而姓季。“季”这个姓，是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给的，用于办弃婴的入院登记。

女儿“失而复得”，福利院工作人员含蓄询问杨志强要不要把姓改回来，这位遗弃了女儿的34岁贵州男人猛摇头：“不用了，就姓季，纪念我干下的这档子事。”

就是那天，患有先天性肠闭锁的女儿被推进手术室。而手术日期，用孩子主治医生的话说，已经因为这场“遗弃风波”延迟了三四天。

11月11日中午，打工者杨志强把出生仅一天半的女儿悄悄“留”在杭州上城区街道旁沿河公园的长椅上。孩子很快被路人发现、报警、送入医院体检、送入福利院。通过遗弃现场监控，警方将已返回宁波打工地的杨志强带回杭州。

杨志强说自己从没那么“错”过。他悄悄把微信名“花间一壶酒”改为“伤心一壶酒”，头像也换成女儿的疾病诊断书。

“以后再也不生了。”他反复告诉旁人，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已是第4个女儿。经济拮据却一直生育的原因，是想要个儿子。

一起看似普通的弃婴事件，遗弃者却难得一见地敢于从暗处走向“台前”；看似是一位犯了弥天大错父亲的自我忏悔、救赎，其实背后是社会合力促成的一次反转。

最近，杨志强接连收到不具名的帮助：医院预缴款收据、压在病床床头柜上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当善意和帮助多过口水与恶语，凭借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微弱的人性之善也就有了它生长的空间。

本周五，是杨志强和福利院约定的办理交接手续，正式把孩子“寻回”的日子。

“丢了孩子我没走，坐在马路对面”

杨志强向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3张医院收据，这些都是热心人士直接打到孩子住院账号的捐款。  张凌云 摄

杨志强说，如果11日那天冷一点，他大概也不会忍心动丢孩子的念头。但那偏是一个太阳好得出奇的中午，女儿终究还是被他放在沿河公园的长凳上。

从杭州城站火车站到丢孩子的公园，步行只有30分钟的距离，杨志强走了2个小时。“我抱着她，坐坐走走，走走坐坐……”他不记得自己驻足了多少次。

第一次动念“丢孩子”，是在他不顾医生劝阻、非要给孩子办出院手续的那刻。钱已花得所剩无几，他被医生一句“先留院观察，再决定手术日期”吓住。孩子的病，仿佛无底洞。

他本打算抱回去给正在坐月子的妻子看看再丢，但到了火车站，当日票已售完。他索性提前行动。

走到公园，他迅速在椅上放下孩子。一起放下的，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套婴儿服、一包尿不湿和一瓶牛奶。

牛奶，本打算在孩子饿得实在难受时，给她润嘴唇用。刚把女儿从儿童医院抱出的杨志强知道，按医嘱，患有先天性肠闭锁的孩子连母乳都不能喝。

放下女儿的位置，是在杭州环城东路一块河边绿地，隔几步路即为交通主干道，上下班高峰时期，常常堵得水泄不通。

“椅子旁就是人行道，人流量大，孩子很快就能被发现，少受一些苦。”杨志强解释。果然，没等他走远，一位过路的老阿姨发现了襁褓里的孩子，将其抱起。他不敢回头多看，急匆匆穿过马路，坐在对面办公楼门外的台阶上。

隔着绿化带，他隐约望见孩子身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抱头大哭，哭了一阵，拭干眼泪，在原地点燃一支烟。此时，在老家的姐夫打来电话，代表一家人叮嘱他好好照顾患病女儿。杨志强支吾应着，挂断电话，仓皇打车去了高铁站。

车上，眼泪依旧簌簌流着。司机给他递来又一支香烟。

回到绍兴，妻子的产科病房，杨志强只告诉妻子一句：孩子在杭州医院的保温箱里接受治疗。

妻子王艳丽信服——因为女儿是早产儿，生下来只有2公斤出头。按原定计划，孩子应该在一个多月后出生于宁波，那是夫妻俩常年生活的打工地。

但王艳丽在9日从贵阳返回宁波的火车上突发阵痛，夫妻俩临时在中途绍兴就医，此时她羊水已破。

那是杨志强记忆里，妻子最漫长的一次生产，从黄昏直至午夜。10日凌晨，女儿出生，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肠闭锁，当地医生建议杨志强赶紧带着孩子转院杭州做手术。

“她应该是陪我回去筹钱太累了……”杨志强事后推测。夫妇这趟回贵州农村老家，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王艳丽怀孕6个月时，腹中胎儿即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肠闭锁：并非不治之症，但一出生就要手术。

夫妻俩把老家唯一的值钱物——新盖没几年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换回4万多元，给老人和3个女儿留下一小部分后就急着回宁波挣钱。

只是，当这些钱迅速变得捉襟见肘，杨志强懵了。他像是要甩掉厄运一样，想甩掉这个刚出生的病婴。

12日，他把妻子从绍兴医院接回宁波出租屋。到家后，他宣布：孩子已夭折。

那几天，妻子没日没夜哭。而杨志强也从不曾合眼，“一闭眼，就都是孩子的脸”。

一道在宁波打工的哥哥嫂嫂和老乡，纷纷挤在出租屋里安慰；只要大人在就好。夫妻俩默不作声。

14日傍晚，从杭州来的上城区公安分局警察把杨志强带走。出租房里的所有人这才回过神：孩子竟然没有死。

在看守所度过两天后，取保候审的杨志强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女儿的手术同意书上，作为监护人签名。

“医生说孩子冷，我站着抱了她大半夜”

虽是第四次做父亲，杨志强却是第一次发现孩子的冷暖这么难拿捏。

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儿，被层层包裹：冬天的棉服、抱毯、毛毯……病房里常有医护人员出入，对孩子进行检查、注射。杨志强一次次小心翼翼，把孩子从层层包裹里打开又包好。

他怕灯光会刺激宝宝的眼睛，一直不敢开灯，拉着床帘来遮挡邻床照来的光。到了换药时间，护士揭开孩子肚子上的伤口，杨志强轻抚女儿的头，眼神关切：“这个伤口会不会留疤？”

“总会留疤的，但不明显。”得到护士的回答后，杨志强稍稍定了神，用纸巾接过护士擦下来的血块，细细端详。

“这么小的孩子就得遭这么个罪……”他没有说下去。

妻子、孩子，两头都是歉疚。趁孩子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不能贴身照料时，他回了趟宁波，看独自坐月子的妻子，给她带了一套新衣和一些鸡蛋。在老家，长辈们都说孕妇产后必须要吃鸡蛋。

返回杭州路上，他接到医生电话，得知术后情况相对稳定，可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揪着的心终于舒缓了些。

他去医院对面超市，买了最小号的婴儿服，但由于孩子只有正常新生儿一半的体重，小衣服穿在身上还空着一大截。

医生嘱咐他要多用体温暖暖孩子。怕宝宝夜里冷，杨志强抱着孩子在床边站了大半夜，他不敢打瞌睡，“怕手松了点宝宝就掉下去了”。

从看守所出来这些天，都是他一个人守着宝宝。本想让嫂子过来帮几天，可兄嫂都忙着打工还要顺便照顾妻子，他没好意思开口，“我对不起他们！”

由于妻子没有手机，在杭州照顾孩子时，杨志强都是与兄嫂联系来了解家里情况，偶尔发几张宝宝照片。

说到这里，他脸上有了一丝神气。他说，孩子刚在绍兴的医院出生时，“把她从产房抱到保温箱的路上，我偷偷照了好几张”。

女儿很乖，不怎么闹，只是偶尔啼哭。杨志强会把孩子抱起来哄，或是检查孩子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我爸妈说，还是得要个儿子，有儿子才叫得响！”在老人眼里，这是一家人在村里生活的底气。为尽孝道，杨志强和妻子接连生育。得知妻子第四次怀孕时，他召集了老乡在家喝酒，喝到兴头上在K歌软件里唱了贵州民歌。他把那天唱的歌，存在一个叫“回忆过去的日子真美好”的账号里。

记者问起账号命名来由，杨志强苦笑：“我跟老婆刚认识时，哪有这么多事情要烦心？”

当下，他只盼望孩子尽快好转，“医生说如果恢复得好，一个月后就能出院，孩子也能少受点罪”。

刚做完手术的孩子，每天只能靠胃管输送营养液。孩子不能吃，杨志强也吃不下。实际上，他也不敢花钱。宝宝还在重症监护室时，他都靠在医院四楼的椅子上过夜，“宾馆一天好几百元，住不起”。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宝宝，见到杨志强没穿袜子，给他买了双新鞋。这时，杨志强才发觉双脚光秃秃的，一直踏着5天前那双从看守所出来时穿的拖鞋。

“我求他们留下名字，他们都拒绝了”

这几天杨志强买了个本子，想把捐助过孩子的爱心人士都记下。

翻开本子，第一页只留下歪歪扭扭几个字：“楼女士三百”。杨志强不太会写“士”字，涂涂改改好几次。

几天前，楼女士到医院找到杨志强，临走时留下300元。“我让她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求了半天，她还是只给我写了个姓。”

杨志强从抽屉里拿出他小心叠好的3张收据，分别是1200元、1200元和100元，均为直接打到孩子住院账号60120385的捐款。他说，这些帮孩子缴费的人，他都不知道是谁。

钱是当年夫妻俩背井离乡坐28个小时火车来宁波打工的唯一理由。因为家贫，杨志强只念到小学3年级，而王艳丽一天书也没读过。

在宁波郊区小镇上，夫妻挤在一间280元月租的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阴暗逼仄的屋里除了床和灶台，已不剩多少空间。电动车是杨志强最心爱的“宝贝”，害怕被偷，每晚都抬进屋。屋顶漏雨，他从工厂捡回几块塑料皮，钉在房顶上。

为了赚钱，杨志强几无休息日，毕竟多上一天班，就能多挣150元。不巧的是，妻子怀孕时，杨志强摔坏了腿。为了省钱，他在医院花了100多元缝几针就回家。

杨志强家的每一笔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夫妻俩做过最“奢侈”的事，是让孕期反应大的王艳丽辞工在家待产。

自从来宁波之初丢了手机，王艳丽已有4年没用过手机。她并没觉得手机有多重要，想和远在老家的孩子通话时，用丈夫的手机就行。这次得知丈夫丢了亲生骨肉，她最大的反抗也只是沉默、流泪、拒绝吃饭。　　

得知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那一刻，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听老乡说很多孩子产检时说是有病，生下来却是健康的。”手术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经济重创，杨志强不敢想。

抱着一丝误诊的希望，夫妻辗转了几家医院做产检。3个月里，除了给在老家的女儿和老人寄去生活费，他们把钱全都花在检查上，前后用了16000多元。

然而希望最终破灭，胎儿的疾病被多家医院确诊。当医生明确告知孩子生下来就要手术时，夫妻俩当即决定：抵押老家房子。只是，杨志强没料到，还未到手术这一步，筹来的钱已所剩无几。

他埋头自责：“怎么能做出这种傻事？”

这种悔恨，并非无人能解。看到杨志强遗弃孩子的新闻后，捐助者杨颜说她的第一反应，更多的还是怜悯。

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杨颜看到少数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婴没被好好抚养，被利用在沿街乞讨，她第一次萌生了捐助念头。回国后，她多年坚持向贵州贫困山区的孩子助学。

杨颜通过福利院联系到杨志强。“我跟他聊了很久，了解了他的处境，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杨颜在跟医院确认具体情况后，为孩子垫付20000元医药费。

她把医药费直接打到孩子的住院账号——这是上城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和福利院工作人员向捐赠人发出的建议，以最大程度保证专款专用。

杨颜说，她没想过让杨志强归还医药费，“只要他能好好照顾这个孩子，将孩子抚养长大就够了。他也答应了我。我还是欣慰的”。

杨志强却坚称：“以后我有能力了，还是想尽力把钱还给帮我的人。”

“等孩子长大，我要做第一个告诉她的人”

11月22日，杨志强在医院照料术后的女儿。 张凌云 摄

女儿手术前，杨志强去了趟女儿短暂停留过的福利院。按照不成文规矩，福利院工作人员黄老师请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保证从此善待小女儿。

保证书是杨志强亲笔写的，遇到不会写的字，他就请黄老师帮忙先在另外的纸上写下。

写完保证书，签下名字，杨志强觉得自己一下子“松快了下来”。

只有自己，才能给予女儿“最合适的家庭”——杨志强觉得，他现已彻底转变观念。

即使，未必是最好的家庭——这个迫切想要生育男孩的家庭，始终困于一种无奈的循环。王艳丽说，每个女儿出生半年，她就要强制性断奶，为的是方便把孩子在短时间内送回老家。只有这样，小夫妻才能都尽快腾出手挣钱。

留守儿童的“症状”，在女儿们身上一一发作。

一年春节，刚学会说话的大女儿竟然对着王艳丽，不假思索喊了声“阿姨”。

杨志强说，大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和他们都“不亲”，每次打电话只为要钱，最后总会没好气加上一句：有事就说，没事就挂了。　　

多年来始终选择视而不见的杨志强，这一次，终于决定抵抗。他坚决告诉父母：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孩子，以后，我们要好好把4个女儿养大。

杨志强的父母沉默了。

“我要做第一个告诉她所有事情的人，看看她能不能原谅我。”杨志强的语气很肯定。至于何时告知，他的眼神有些茫然：“大概是十几岁吧。”

“错了就是错了，那么多人来帮你，你如果还遮遮掩掩，那就是错上加错！”杨志强一直不避讳媒体采访。对于这类触及家庭深层隐私的事件而言，他的态度难得一见，但他却说这只是“基本态度”。

本周五，是到福利院办手续、成为孩子监护人的日子。办手续，需要夫妻二人的身份证。周四，正在宁波坐月子的王艳丽，把自己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到杭州送身份证。晚上，她舍不得花钱住宾馆，一家人挤在女儿病床旁静静守着。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今年春节，杨志强打算不再回老家过年。“留在这里照顾孩子，也要给家里的孩子多寄钱。”杨志强叙述着作为父亲，迟到却最终未缺席的担当。

他在一次孩子啼哭后，轻拍着孩子抚慰时说，“我大概会偏爱这个小女儿”，因为这个冬天所发生的一切。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志强、王艳丽、杨颜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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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说明：11月22日，杨志强在医院照料术后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