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代的那些夜晚，西藏中路上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是一座灯塔。

在这幢楼的514房间里，坐满了戏剧创作组，俗称小戏班的学员。他们的身份并非专职学生，也不是文艺工作者，而是清一色的在职一线工人。每当开课的时间，他们从位于北新泾的染化九厂、从大杨浦的小小照相馆、从凯旋路的上海热处理厂……纷纷聚拢过来，来到这座“灯塔”里，写下自己的作品，学习戏剧创作理念，为的是什么呢？

学习写戏并不会增加他们当时的收入，也不会有助于提干，更与升学无关，却让这些青年乐此不疲。在干完重体力活三班倒后的夜晚，在还没地铁和高架的那些日子，他们连换多趟公交车，晚饭也顾不上吃，几乎横穿一整座城市到达这里。最终，从这些原本白丁的业余爱好者当中，先后涌现了宗福先、汪天云、贺国甫、贾鸿源、马中骏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剧作家。

“灯塔”回应了他们的激情，彻底改变了他们此后的人生命运，也选择他们见证了自己的一段时光。

从东方饭店到工人乐园

市工人文化宫，曾是一座旅店。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藏中路曾是旅店一条街。因为位于繁华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中间，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一品香、爵禄、大中华、东方、大陆、远东等一批旅店，当时它们叫做“饭店”。其中，东方饭店于1926年动工，1929年竣工，1930年开业。东方饭店由建筑师乌鲁恩设计，整个建筑包括两个部分，主楼7层，副楼5层，占地2591平方米，建筑面积12240平方米，西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资料显示，主楼为立式长方体，副楼为卧式长方体，而窗多为半圆形，加上圆柱和黑色铸铁栏杆晒台的弧形，以及100多只晒台伸出楼面的半圆曲线，则与前者的直线形成对比。在正门的立面上方三至五层之间和建筑物两侧前部三至五层之间，采用了古希腊的建筑元素，用了爱奥尼克式石柱。硕大的半圆窗下方，双重式大门两侧用花岗石贴面粗缝砌成，更显气度。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两家名叫“东方”的旅馆饭店，一家在浙江中路九江路，人称“老东方”，所以西藏中路的那家被称为“新东方”。“新东方”一度既是商业处所又是文化娱乐的会所。饭店内附设有餐厅、舞厅、弹子房，尤其是楼下的“东方书场”有座位400个，冬铺皮垫，夏铺凉席，气派远胜一般书场茶馆，曾是上个世纪上海最大的书场。一度，东方饭店重金聘请名家，说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响档李伯康来东方说书，一时间听众如云。东方书场还曾上演过沪剧，解洪元、石筱英的中艺剧团（成立于1946年）1948年在此演出。该团以演时装戏为主，其中演出影响较大的有《叛逆的女性》《秋海棠》《骆驼祥子》。古装戏也演，有《西太后》《浮生六记》等。饭店后来还设了东方剧场。除此以外，东方饭店内还有创办于1932年的东方广播电台，频率为1220千赫。东方电台的节目以评弹、滑稽戏、沪剧以及话剧为主。抗战胜利后，民营无线电播音同业公会也设在东方饭店内。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9月30日以筹募职工文娱基金的方式购置东方饭店为上海总工会直属的文化事业单位——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当时陈毅同志向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赠送亲笔题书的横匾“工人的学校和乐园”，并题词“面向生产，学习文化”。1950年10月1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对全市职工开放。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设有上海工人图书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陈列馆以及弈棋室、乒乓室、健身房、小剧场等文娱活动设施。1966年底，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在“文革”中关闭。1973年1月恢复开放。

市工人文化宫成立之初，将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业余图书馆、蚂蚁图书馆以及益友社等进步群众社团的图书予以接收，创办上海工人图书馆。市工人文化宫的文艺创作始于1951年与《劳动报》等合办的上海工人文学写作组，还每年举办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览，经常举办培训班。1973年起，市文化宫举办戏剧创作班，培养戏剧、电视、电影创作人才。1978年，由宗福先编剧、苏乐慈导演、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作为“戏剧舞台上的一声惊雷”，成为前无古人的一部戏。
 

从一线工人到业余剧作家

1971年，因为哮喘病发，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请了8个月长病假。

利用这段时间，一直爱好文艺的他学着写了一篇反映当时自己工厂生活的小说　《政策》。小说写了36万字，他自己也拿不准好坏，经人介绍，就冒冒失失把小说送去给作家茹志鹃看。隔了不久，有一天，宗福先家来了一位客人，竟然就是茹志鹃。看到作家亲自登门，宗福先惊喜不已。但茹志鹃把手稿交还宗福先，却是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你呢，根本不懂怎么创作。36万字的小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

茹志鹃话音一转，又带给宗福先莫大的希望，她说，“但是你的语言很好，也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试着走这条道路。”

有了这段评价，宗福先心里有了方向。他想继续写，因此愿意学。可是偌大一个上海，大学关门，社会上也没有写作培训班。恰好宗福先一位朋友在市工人文化宫任职，便告诉宗福先这里有个“业余小戏创作学习班”在召收学员。所谓“小戏”指的是独幕剧。老师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高材生、熊佛西的弟子曲信先。宗福先以《政策》投石问路，遂被录取入学。

除了热情，没有什么别的奖励支持这群青年工人来学戏剧了。但唯有热情，让他们焕发出旁人没有的光彩。
 

无与伦比的《于无声处》

“514”的学生们至今记得，当时业余的他们是多么执着刻苦——曲信先布置一个功课，汪天云一周可以交出三个独幕剧的构思。宗福先常常一边喷药一边写剧本。这样的学生，让老师感动，也终究老天不负有心人。1978年的夏天，宗福先完成了真正人生意义上第一部完整的剧本《于无声处》，立刻将它送到市工人文化宫话剧表演班的导演苏乐慈手里，7月下旬开始了排练。因为大家都是在职工人，经常排练到夜深，演员们连夜回到位于吴淞、老闵行、吴泾等地的家中，第二天上班，还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没有人有怨言。演出场地就在市工人文化宫底楼400人的小剧场，服装道具都是从各位演员家里拿来的。9月22日，第一场彩排演出开始。台下都是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小剧场只有七八成上座率，像往常一样，大家没有把这部剧当回事，一进剧场就聊天，这部戏就在嘈杂中上演了。但很快全场安静下来，四幕演出结束，观众掌声轰鸣。

这部切合时代的话剧，经口口相传越来越热，是年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11月7日，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11月16日，剧组赴北京演出，并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前后一个多月，观众6万多人。同时全国各地有两千七百多个剧团演出了这个剧。

《于无声处》获得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特别嘉奖。它和它见证的历史时刻，也如分水岭一般，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514房间里，那些身为工人的业余的剧作爱好者和话剧爱好者，像蛰伏已久的蝴蝶纷纷破茧而出。

1980年，宗福先调入市工人文化宫担任文艺科干事，5年后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任职，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市政协常委。同学里的汪天云，任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贺国甫成为知名制片人，贾鸿源是写出《股疯》的著名编剧，马中骏是慈文影视董事长。这座曾为旅店的建筑，也像是这群青年工人生命中的驿站，在非常时期容下他们歇脚，也让他们积攒了力量去远航。

宗福先说，至今“514”的同窗们还常常一聚。大家都近古稀，是非成败几十年，都饱尝命运的滋味。但昔年对文字和艺术的热情还在，他们彼此相聚，是因为对方承载了自己的青年记忆——像那些夜晚，他们一路穿过大半个城市，聚集到市工人文化宫门前。如今“灯塔”本身一点没变，只是那些赶路来的青年已白了头发。

(参考：《上海通志》《上海名建筑志》)
　　

宗福先，著名作家、编剧。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常委。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了话剧《于无声处》，合著话剧、电影《血，总是热的》、电影《鸦片战争》、电影《高考1977》。